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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混乱中，唯一保持沉着冷静的，就是那个老工人。
他近乎同情地打量一下我，可能他也开始相信，我真的是无辜的。
我回到座上坐下，那审问员开始严正地训话了：
〃包庇中央决议公布的打倒者，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凭这点就可以判你几年刑。但我们考虑到你没有机会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因此思想跟不上形势，所以饶了你这一次。
〃我们伟大舵手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造反派，有决心把社会上隐藏的敌人揭发出来，不论他们地位有多高，伪装得多么巧妙，你必须看清这一点，你要丢掉一切幻想，要知道你是混不过去的。〃那审问员说。
〃我对形势很了解。我认为对真正的敌人，确实应该加以惩罚。但你们不能把根本没有反政府的无辜者错认为敌人。我要求你们全面彻底地调查我的案情，假如你确有证据表示我不老实，真的犯下了反政府反党的罪行，你们可以判我死刑。但假如你们发现我是无罪的，那么政府必须向我道歉，并且应在报上刊登道歉启事，公之于众。〃我正色说道。
〃道歉启事？〃那年青工人一脸讪笑嘲弄之情说，〃你以为你是谁？别把你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我不是当官的，但我是一个中国公民。你又在重提修正主义的论点了，怪不得你要保刘少奇，他确是你的后台老板。人类不可能平等，自人类划分成互相敌对的两个阶级，得胜的阶级就得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被征服的阶级。只要存在阶级，便不会有真正的平等。〃那审问员说。
〃你的意思是，你根本不愿顾及法律，就会惩办一个无辜的人，仅仅是因为那人是资产阶级？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假如有必要，就得这样。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希望对大部分的资产阶级分子实行改造，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那些拒绝改造还要反对我们的，当然就要叫他们灭亡。不管怎么，无产阶级制定的法律，就是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既然如此，那很简单。因为你们已把我列为资产阶级的一分子，我又年老体弱，无力再以劳动来自食其力。那么，你为何不干脆枪毙我以一劳永逸呢？还花什么时间来审问？我们要你交代，是因为你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一些人。你个人不足为奇，我们才不管你是死还是活呢。〃那审问员冷漠无情地说。
还牵涉刘其他人？他们是指谁昵？我感到更加迷惘不解了。
〃涉及到一些人？你是指亚细亚上海办事处那些旧职员吗？当然不是。他们算什么？和你一样微不足道。我们要了解的，是那些指使你和其他像你一般的家伙，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来暗中破坏我们国家安全的幕后策划者。你们这是指谁？刘少奇？我保证我从未见过他。刘少奇是其中之一，但现在他已不起作用了，不过还有其他人依然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尚未被揭发出来，是他们制定的政策，让你们的阴谋得逞，为帝国主义利益来从事反对我们国家的活动。〃真不可思议！原来他们对我进行迫害，对亚细亚指控，却不是因为排外主义，或执行阶级报复。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看来他们的对象，是制订准许外国公司在中国营业的政策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假如他们把我和其他类似我的人，给打成外国间谍，那么他们就可断言，准许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业务，就是为外国代理人进行间谍活动提供据点和温床。不管怎样解释，我已成了共产党内部势不两立的政策交战中一个人质了。在我与他们抗争辩解时，我是在维护共产党内部某些我既不认识他们，他们也根本对我毫无所知的高级干部。这种微妙的状况不禁令我啼笑皆非。这就好比是一幅印象派画像，只有知晓其中奥妙的人才会悟出。
那审问员打断了我的思索。〃现在你回忆一下，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上海之前，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命令你丈夫留在上海的？他们是否唆使他潜伏在人民政府内部，从而伺机破坏？我丈夫之所以留在上海，是因为他希望人民政府能把久经战火折腾的中国，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中摆脱出来，为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我和丈夫都是唯心主义者，对阶级斗争也毫不理解。毛主席的文章在上海，只是在地下党中传阅。有些文件，我们在大学任教的教授朋友，也曾给我们阅过，其中似从没提到过阶级斗争，毛主席只提出过要组织统一战线，联合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我向他们解释着。
〃那个时期这种政策是正确的，目的是团结资产阶级从而暗中摧毁国民党统治。待国民觉彻底失败后，自然那样的政策就不适用了。不管在怎样情况下，我们总要先团结次要的敌人以集中精力打击主要的敌人。当主要敌人被打倒之后，那次要敌人便被上升为新的主要敌人。所以斗争是长期存在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我无言以答。我从前没有能看到这点，是我自己的过失。过了一会，那审问员问：〃你丈夫计划留在上海的打算，有没有和他人商量过？可能他曾经和外国人商量过？没有，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张。一九四九年初，我和女儿在香港，我丈夫要我们回上海。我回来后，他告诉我他已决定留下了。好像他是受民主党派中一个大学时期的老同学影响。你们都知道，民主党派成员都拥护共产党，都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他们协助共产党在知识分子及国民党政界中宣传民主思想。我知道当时之所以有许多知识分子决定留在中国，是因为受民主党派中一些主要人士的影响颇深。〃我说。
〃民主党派是美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的头目妄想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与共产党分割统治权，他们是痴心梦想。没有军队，政治家会有什么作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众多民主党派领导都沦为右派，他们罪有应得。一九四九年，他们曾为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我提醒那审问员。民主党派一些领导人的命运，正是极左分子〃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干部政策的一个典型，让人听了不寒而栗。
〃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那审问员又开始宣扬辩证唯物主义了。
〃我明白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我飞快地打断了他，免得再听那番陈词滥调。
〃我们的结论是，国民党命令你丈夫留在上海，从而让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在人民政府的外交部潜伏下来。在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章汉夫，后来调往北京任外交部副部长，他接替了我丈夫在上海的职务。当他将去北京上任副部长的新职务时，他曾邀我丈夫同去北京外交部工作。我丈夫拒绝了章汉夫的邀请。假如我丈夫有心想潜入外交部，那为什么在一九五零年却拒绝去北京呢？〃我问他们。
这时，我回忆起有少数国民党外交官去北京外交部工作。后来，原国民党驻缅甸的大使以反革命罪锑铛入狱，其他各人均在历届政治运动中难逃厄运。我想真亏得丈夫拒绝了章汉夫的邀请。
〃章汉夫是刘少奇反党集团的成员。解放前他被国民党逮捕了，出卖了共产党的机密，现在他已被捕了。〃他所披露的消息令我吓了一跳，因为我知道，章汉夫是周总理的下属。
〃但他邀请我丈夫去人民政府外交部工作之时，他是外交部副部长。我丈夫没有接受，也是有案可查的。若我丈夫真的想潜入外交部，他会拒绝去北京吗？〃我提出的问题显而易见，十分符合逻辑，因此那审问员一时语塞了。我趁此又讲了几句，干脆将这个问题彻底了结掉。
〃事实上留在上海不去台湾，是我丈夫对共产党怀有好感的表现。他是国民党官员，但他没有服从命令，因此应该，由台湾国民党来抄他的家，把我们投入监狱。但现在他们已没有权利这样做了，倒是你们，却代替他们这样做了。如此看来，到底是谁在为国民党效劳？〃造反派被谴责为替国民党效劳，这可是个了不得的侮蔑，眼见那审问员脸色泛白，太阳穴的青筋都鼓起来了，他尽力压抑着那股往上冒的怒气，可那位军人却跳了起来，又摆出一列拔枪的架势。
〃住嘴！〃他大吼着。
唯独那位老工人却和气地说：〃你可以摆出你的观点。毛主席说过：'摆事实，讲道理'，我们准许你申辩，但你不可以诽谤造反派，说他们为国民党服务。〃那位审问员看看时间，低声与周围的人交换了下意见，然后转向我说；〃现在你先回牢房去，下午再继续审问。〃我是空着肚子被召来受审的，因此这时已是饥肠辘辘，周身无力。在我起身站起来时，只觉得一阵昏眩，房子都在打转，眼前一片漆黑。我只好用手扶着椅子背，两条腿就像筛糠一样直打哆嗦。我担心我已不能昂首稳步地走回囚室了。但我不能让他们觉察到误以为我是神经太紧张之故。所以我指了下肿胀的脚脖子说：〃我要向昨晚踢我的看守提出抗议！胡说！看守是不允许踢打犯人的。但那看守肯定踢过我了。〃我一跛一趔地跟着那男看守出了审问室，一边嘟哝着。
我已讥饿难挨，又担心着会错过那一天仅有的一顿米饭。
因为晚上那顿山芋，常常令我吃了不消化。待我回到囚室时，那值班的女看守告诉我，我的那份米饭已给我包裹在毯子里保暖了。她还说如果我需要的话，她还可以给我一些热开水。
虽说我一直认定她是最和气的一个看守，但我还是为她那富有人情味的关怀而觉得受宠若惊。一盒白饭和青菜给包在一块毛巾里，再塞在毯子里，还有点微温。过后那看守又拿来了热水瓶，就着小窗斟给我一杯开水。我在床沿边坐下，一边吃饭一边回忆分析着上午的一系列情况。
看来他们五人中，那审问员的文化水平最高，也最机敏。只消看他那副自以为是的腔调，就可推知，他是个共产党的老干部，但他是否真正的左派人物，我倒也无法确定。但身为审问员，无疑就必定是为左派所重用的。那老工人不会是真正的左派。可能他只是代表工宣队的。因为他是个工龄较长的产业工人，选他这种人当工宣队代表，不过只是装装门面而已。那做记录的青年，则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看他仅是把记录员当个职业而已；因为当我在为刘少奇辩护时，他一点没表示出丝毫怒气。唯有那个青年工人和解放军，才是真正的〃左派〃。他们的外表和举止，都是典型的极左时代的青年。他们出身于贫苦的家庭，经过长期的政治熏陶，已失却了自己全部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女监值班看守的举止最令我生奇。我拚命回忆，究竟早上做了些什么而令她对我产生如此的好感？我一边咀嚼着又生又硬的菜皮，一边苦苦地思索着这令我颇感困惑乏事。我想我所做的唯一较为突出的事，就是为可怜的刘少奇讲了一些话。她如此厚谢我，是否因为我讲出了她自己一个监狱看守不可以讲的心里话？
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人也不例外。当一位共产党领导失却他的尊严时，那些长期为他工作的人，不管他们的关系怎么疏远，也会觉得不体面的。自从市公安局被极左分子彻底砸烂之后，在第一看守所中，肯定存在一批人，因着他们的命运与刘少奇的路线联系在一起，从而对他产生同情。假如因为维护刘少奇而能在监狱里得到较好的待遇，以及一种出于人道的关心，那倒是很值得这样做的。如是可以争得一个较好的机会来保持我自己肉体的生存，这对我来说，是眼前的头等大事。但当我出于种正义感的冲动，为刘少奇辩护时，并没有想到会这样的。
下午，我又被召去审问室。那审问员向毛泽东画像挥挥手，我就对它鞠了个躬。然后他选了一段毛泽东的语录令我读。〃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这时，审问员从抽屉里拿出一大叠文件浏览着，另外两个人仔细察看着我的脸部表情。那审问员每掀过一页，就频频摇头对我表示不满，好像从文件中觅到一些令他吃惊的信息。我就知道他在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他假装阅看的那些文件，或许就是我已听熟了的那套老皇历而已。所以我采取一种无所谓态度，静候他再开腔。
这样过了一会，他搁下文件，说：〃你们公司其他职员的觉悟都比你高，他们知道怎样做才对自己有利。他们已全面交代了问题。〃他指指那堆文件。
〃既然你们已得到了所需的材料，为何还硬要我作虚无其事的交代呢？你们各人都需讲清自己的问题。你要我讲，我就只能讲事实。亚细亚是个贸易公司，它与政治无关。亚细亚留在上海营业，是要和中国进行贸易。总而言之，它之所以留在上海，是因为得到人民政府批准的。我与丈夫都持有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