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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工作做得很好。
后来我从监狱里出来后，想与弟弟联系，他却不愿和我通信。他讲像我这样一个过去与西方世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仍然是个〃危险人物〃。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故世，接着〃四人帮〃被捕，我弟弟才将我邀去北京。我发现他已彻底衰老了。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是一名教授，历尽了残酷的折磨。他和他妻子在五七干校劳动了几年，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再提及他为什么要说我们在南京中山纪念堂国民党旗前留过影。我不忍心让他觉察到我在责怪他屈从了极左派分子，因为他所承受的痛苦已太深，受迫害的时间也太长了。
北京外贸学院在文革期间被迫关闭几年后，又重新恢复了。他和其他几位教授又忙忙碌碌地把外语系重新恢复组织起来。似乎在停止了多年工作之后，能再做些有意义的事，已经令他很感满意了。他那小小的一套公寓里总是宾客满堂，大家一起商洽工作。我不愿令他再回忆起文革。然而就在我离开北京的前几分钟，他自己突然提起这件事。
他说：〃一九六二年你是寄过一张照片给我的吗？我寄给你一张母亲的放大照片，那是在上海万象照相馆冲印的。〃我跟他说，〃一九六二年我就只寄过给你这么一张照片。只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我记得还有一张了。那些造反派坚持说是在中山纪念堂国民党旗前照的，他们讲得那么肯定，煞有其事的。我对照片之事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但他们反反复复地这么说，我似乎也就稀里糊涂地印上了这么个印象，最后就觉得或许真有其事。没有！〃我怒不可遏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根本没去过中山纪念堂。造反派都是骗子。他们存心要揪斗我们，因此就拚命把我们打成效忠于国民党的人。如是，就可以惩办我们了。〃他将手搭着我肩，显出一派随遇而安的神情，低头对我说：〃别激动，也别发火。对他们发火又有什么用呢？横竖是他们说了算了。如果他们说有这件事，就顺着说算啦。反抗顶什么用？我从自身经验中已悟出了这条。我想你在监狱中，也肯定已学会了。不，我什么也没学会，我也不想学这一套。
〃你慢慢会接受的，我们同样也应该这样处世。我见过许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你慢慢也会这样的。我不愿我自己变成这样。听你这么说，我感到很遗憾，十分遗憾。我怕你会再度遭难受苦。〃后来我弟妇进来了，告诉去机场的出租车已等在外面了。在我和弟弟道别时，我只感到全身颤抖不止。不知是因为对我们置身的可怕环境感到愤怒，还是为了我们除明哲保身，忍气吞声之外，再没其他路可走而伤心。我在车里转身向我弟弟挥手告别时，他已经进屋了。我想他对我也有些失望，因为我没有像那些精明的中国人那般，学会了〃逆来顺受〃这套本事。
一九八四年三月，我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去与我弟弟见面。他是以交换学者身份由北京外贸学院派遣至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院讲学的。这时，他已是个患有肺气肿病的老人了，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十岁。当他向我介绍着自己的近况时，双目闪过一丝几曾消失的诙谐和幽默。他说他总算恢复了经济系教授的职称，到美国来讲授中国的新经济政策。我问，要是共产党的政策又向左拐，就像在过去三十年中由左向右，又由右向左，如是左右替换，那该怎么办呢？他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过了一会，说：〃我身体有病，政策每变一次，得好几年。我们都希望再一次变更来临时，我己眼不见为净了。〃
第十一章一种酷刑
有关弟弟的那段小插曲过后，审问员继续对我查讯了其他亲戚友人的情况，这个过程大约花了七个多月，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年底。以后，我不再被提审了。我等呵等的，一个月又一个月地等着。我对看守说，我要求见审问员。
〃你要对他说些什么呢？〃那看守问。
〃我要问到底什么时候才给我解决问题。他不可能为你解决问题。他只能审问你，收集你的材料。至于结论，政府会给你作的。那末什么时候政府可以作出结论呢？我来这里已呆了好久了，身体又不好。我需要看病治疗。〃我说。
〃你这样已挺不错了。我们给你药，还给你供应特殊伙食。我身体不好，我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最近又出了几次血，牙龈作疼。且磺胺消炎片吃多了，对肾脏有害。你知道，我现在只留有一个肾脏，在我动切除手术时，医生警告我不要服太多磺胺剂。〃看守沉吟了一下，说：〃这完全是你自身造成的。如果你拒不交代，就得呆在这里。我又没做什么错事，要我交代什么？审问员已审查了我全部生活经历，还有我和我亲戚朋友的关系，现在政府应该对我有了个全面的了解。怎么还会认为我是有罪呢？〃由于愤慨和无望，我的嗓音不觉高了起来，但那看守只是把小窗一关，转身就走了。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审问，我曾以为上面在对我一的生活及政历全盘审查后，可能会将我释放，现在看来，依旧是困难重重。那看守不是说了，问题要由政府来解决吗？这提醒了我，因为还是有的政府干部的一贯工作方法。但我还弄不明白，不知我的问题得由哪一级权力机关来解决，又为什么竟拖沓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我过去不是太乐观的话，就不致会像现在这般失望了。我的心绪，重薪陷入低沉阴郁之中。
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零年，我所遭受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那几个月的生活，实令我不堪回首。在那严寒冰锁，冷风飕飕的日子里，再加上肉体的病痛，我自己都奇怪，究竟是怎样活下来了。一天我要求看守买一块肥皂，她却给我一块发不出泡沫的劣质肥皂。并跟我说，每人每月只能配给一块肥皂。
我因为出血，经常要洗涤内衣裤，所以就要求看守多配给一些，看守发火了，大声嚷嚷着：〃你什么时候才能改变那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每月配给你一块肥皂已经蛮优待了，有些地区的居民，每月每户也只配到一块。〃那种用稻草打成浆制成的粗手纸也停止供给了，代用的是用旧报纸、破布及烂绳等打浆制出的更粗更硬的手纸，那种硬得像纸板一样的呈灰黯色的粗劣手纸上，还能清晰地找到这些旧纸、破布、烂绳的原来面目。就是这种手纸的代用品，也得每月定量供应。已批准我购买的鱼肝油和维他命丸，也经常买不到。盖在饭上面的肉，只能说是一小块肉油膘。供应的不足及缺乏，看来连看守本人也受影响了。许多人都消瘦了，包括那个总是精力充沛，昂首阔步的军人看守，看着也沉默和消瘦了一些。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我们的国家又一次遭受到经济的破产，这是每次政治运动后必然的结果。报上刊发着农民自动要求减少他们微薄口粮定量的消息，农村党支部则提出要增交公粮。这是自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失败以来，出现的第二次饥荒和供应紧张。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报上还报道了许多关于一些先进人物努力增产，并减少自己本身对粮食及商品的消耗和需求的事迹。但上海的《解放日报》上，每天仍旧约有一半版面批判〃走资派〃的文章，他们同时也被称为〃修正主义者〃。当时，这些报道的内容都集中论述毛泽东的关于〃人民战争的军事学说〃，以驳斥资本主义那套强调军事技能和武器作用的谬论。那两位被打倒并在遭批判的军事领导，是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前公安部长罗瑞卿。他们被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每天，报上刊载的有关批判这两人的文章，通过扩音机向我们广播。他们批判这两位军事领导者强调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是先进的武器，而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因为这两人早在几年前就被撤职，并交给红卫兵及造反派对其加以迫害了，因此这种对他们的继续批判，仅仅是说明当时其他共产党军队领导人，也持有与他们同样的观点而已。
持久不断的折磨和隔绝与人的交往，可怕地侵蚀着我的思维能力。隔离审查，深切地令我觉得自己意志在日益消沉。因为缺乏肥皂及手纸，我无法保证身体的洁净，这也令我暮气沉沉，打不起精神。即使报上时有关于共产党及军事领导之间不同观点分歧乃至尖锐的争辩，也已无法刺激我。我每天坐在木板床上，倚着卷起的铺盖，整天昏昏欲睡，感觉万分疲劳，已病歪歪得不想动弹了。
到初春时分，我又因肺炎被送入监狱医院。那次我恢复得很慢，待回到看守所时，已是五月一日了。天气已转暖。虽然生活条件变得更艰苦，但温暖的气候，多少令人感到好受一些了。我觉得自己，又一次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从死神的魔爪中挣扎出来，又活下来了。一天，风和日丽，我被允许外出放风，发现墙边的那棵法国梧桐，已覆着一层嫩绿的新叶了。我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生命的奇迹。
自共产党〃九大〃结束后，各省市都建立、恢复了党委，从而加强了共产党在各个领域的一元化领导。这样一来，我就更难从报上了解到监狱墙外所发生的事。在文化革命动乱高潮之时，那些对〃走资派〃的激烈批判材料中，常常暴露出共产党领导内部的激烈斗争的内幕。造反派的动笔杆子者，当时多为非党员，因此当他们在宣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时，无意中会泄露一些一般不可以让老百姓知晓的内情。此后，在《解放日报》上，已看不到此类文章了。所有的批判文章都是由共产党宣传部指定的职业写作者来撰稿的。文章内容还是那老一套官话、套话和过时的理论。这些都被利用来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冠冕堂皇地说出了那些极左分子想说的大道理，且又说得漂亮而圆滑，让人抓不到把柄。
我觉得中央又在进行一次新的斗争的念头，最初是从报上公布的中央政治局名单上发现的，陈怕达，最早炮制文化革命的一位激进派领袖之一，他的名字找不到了。随即就是针对他的不点名的批判文章，开始在报上出现了。文章指责他口口声声自称〃小小老百姓〃，实质上是个〃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名字突然从报上消失了，说明他的遭遇已大为不妙了。
这件事的发生令我困惑不解。因为众所周知，陈伯达和毛泽东亲近，曾长期担任他的亲信秘书。在文革中，他虽然没有像其他领导人如江青、林彪等表现得如此白炽化，但老百姓都认定他是毛泽东的亲信。
待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好久，我向几位朋友和熟人问及陈伯达被打倒之事时，他们告诉我，似是在一九七零年八月底，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宪法。其中一个主要议程，即为刘少奇打倒后，无人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个职位是否取消？陈伯达则提名林彪继任国家主席。当时，〃九大〃召开了不过一年零四个月，而林彪的权势，似已扩张得过快了，毛泽东不希望再加强林彪的权势和地位了。因此他表示，不要再设国家主席了，并建议由人大委员长来代理并执行此职。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指责陈伯达的建议是一个反革命的举止，是阴谋要使中国复辟到文革前的局势。
也有人跟我说起，中央委员会议上讨论的另一项议程，是有关中美关系。自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表示通过第三国作中间人，美国愿与中国改善关系，周总理就说服毛泽东，要是美国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台湾政府，那么联合国里其他大部分国家都会承认中国。这样不仅能使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且最后能以较少的代价而从速解放台湾。但林彪和陈伯达两人都竭力反对与荑国和解。他们强调美国作为一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首要之国，天生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敌人。
但就我所听说的，打倒陈伯达，其实是意味着对林彪的警告。由此林彪也得出结论，认为毛泽东对他的重用已到头了。这就导致了后来林彪那次失败了的政变。不管怎么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都证明，九届二中全会有其极为重要的作用。它结束了林彪短暂的统治王朝，令林彪的权力在与周恩来总理相比之下，一落千丈。
一九七零年当我还受押在第一看守所时，我就意识到陈伯达的被打倒一事，万万不可忽视。我一直观望着局势的进展，期待着或许哪怕是一丁点的，表示局势有所好转的征兆。那年秋天国庆日，我在报上看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照片。在这样的节日里，毛泽东是经常与一些著名外国人士并肩观礼。但给予一个美国人以这样的一种荣誉，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斯诺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著作《西行漫记》，为促使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