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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节录和整理，而几乎没有进行新的研究。而且，虽然伊斯兰医学后来受到盖仑的强烈影响，但阿拉伯语原著更注重的是疾病的原因和治疗，而不是解剖学和生理学。西方学术界最初是从13世纪的译本中了解东方原著的。由于伊斯兰的这些兴趣，中世纪的西方学者们相对来说几乎不知道盖仑的解剖学著作。13世纪的医生们较易获得的著作只有一部《论人体各部位的作用》（On
the Use of the Parts）的节本。
13世纪能够得到的解剖学著作数量有限，而相比之下，人们在早期公开解剖的复兴中却发现了未来的好预兆。在13世纪的萨勒诺（Salemo）①，人们再次进行了动物实验，而在14世纪早期，波伦亚（Bologna）②成了解剖学研究的中心。其促进因素不是源于医学院，而是源于法学院，因为法学院的人认为有验尸的必要。蒙蒂诺·德路西（Mondino
de’Luzzi，1275—1326）③于1316年在波伦亚撰写的解剖学教科书，直到16世纪开始后很久一直是公开解剖的典范（图4．2）。在该书中，他首先着手描述的是腹部器官，然后才是外部的头和四肢。这种顺序可使人们首先关注那些很可能腐烂的部位。在缺乏适当保存技术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①意大利西南部港口城市。——译注
②意大利北部城市。——译注
③意大利解剖学家。——译注
中世纪的医学院很快就认识到了这种示范的重要性，并且不久就规定，医科学生必须参加指定数量的公开解剖。到了1400年，公开解剖就成了大多数大学的普通课程。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些示范旨在使学生熟悉人体的各部位，而并不以新的研究自居。解剖学的复兴
传统的持续性使蒙蒂诺的解剖学著作在15世纪末期得以出版，但这一时期的医学人文主义则把新的重点放在古代原著上。不久，人们就发现，学者们无法读到盖仑最重要的解剖学著作，但他们很快就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将其编辑成希腊语和拉丁语出版。盖仑的《论人体各部位的作用》到1500年已出版了几个拉丁语译本。托马斯·利纳克雷，这位英国医学人文主义者、伦敦内科医师学会的创始人，曾梦想出版一部完整的希腊语版的盖仑著作。实际上，他为出版许多单本的医学著作尽了努力，其中就有盖仑的《论自然的官能》（On
the Natural
Faculties，1523）。巴黎的医学教授安德纳希的约翰内斯·金特甚至更加勤奋，他在自己的早期学术生涯中将许多精力都倾注在古希腊医学原著的翻译整理上。他不但翻译了盖仑的大部分著作，而且还编辑了古代晚期许多其他医生的著作，如艾吉那的波尔（Paul
of Aegina，7世纪晚期）、卡留斯·奥雷利亚努斯（Caelius
Aurelianus，7世纪）、奥利巴苏斯（Oribasius，325—400），以及特拉利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Tralles，6世纪）。此外，他还写下了论述黑死病、药用泉水和助产术的各种著作——并在其晚年，著文为帕拉塞尔苏斯派的化学药物作辩护。
真正有意义的是，就在金特刚刚翻译完盖仑的《论解剖过程》（On
Anatomical
Procedures，1531）一书之后，一个名叫安德烈·维萨留斯的新生进入巴黎大学学习医科。由于认识到这位年轻人的聪明才智，金特便选用他协助自己编写教科书《根据盖仑的观点医科学生应学习的解剖学基本原理》（Anatomical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 of Galen for Medical
Students，1536）。尽管维萨留斯后来对他导师的专业知识评价甚低，但事实上，他从导师那里受到了这一领域中能够得到的全欧最好的训练——还有金特强烈的盖仑倾向的影口向。
维萨留斯这位敏锐的观察者很快就认识到盖仑著作中的许多错误——以及对人体各部位作正确描绘的需要。在这方面，他的著作也许与布伦费尔斯、贝克和富克斯的著作类似，他们三位都认识到在植物学领域制作新插图的重要性。但如果认为只有维萨留斯制作过近代解剖学插图，那是错误的。列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
Vinci，1452—1519）①更早期的解剖学插图技艺高超。但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这些插图没有出版，因而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在维萨留斯之前的确有另外一些人在这方面做过工作，最著名的是波伦亚的彼伦加略·达·卡比（Berengario
da Carpi of Bologna，1460…1530），他为译注蒙蒂诺的著作而制作了各种新的解剖学插图。
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在物理学的许多分支中都有重要发现。——译注
通往《人体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a）之路相对较短。离开巴黎之后，维萨留斯在鲁汶（Louvain）大学教了一年书（1536年），此后在帕多瓦获得了医学学位，并随即被该校委任为外科学讲师（1537年）。除了旅行和教学之外，维萨留斯不断写作。1538年，他应解剖学学生的请求，出版了《六页集》（Tabulae
Sex）——6页纸的正文和插图。其中3页纸的插图是由提香（Titian）的一个学生简·斯蒂芬·范·卡尔卡（Jan Stephen van
Calcar，1499—1550）所作。1541年，维萨留斯致力于盖仑著作的编辑。两年后，他出版了论述人体的杰作（图4．3）。该书出版后不久，他被委任为查理五世（Charles
V）皇帝的御医，后来又被委任为他的儿子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的御医。1564年，维萨留斯这位精力极为充沛的人，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后正准备返回帕多瓦时，客死途中。
《人体结构》由于其插图（很可能也由简·斯蒂芬·范·卡尔卡所作）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图4．4）。但是当我们转向该书的正文时，就会发现它正如我们所料是以盖仑的研究为基础的。像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维萨留斯孜孜寻找的是古代原著中的那些细小错误。这是当时公认的学问，并不影响对古代医生的普遍尊重。但维萨留斯坚持一种盖仑式的排序，因为他在读者面前展示的首先是骨骼，其次是肌肉、心血管系统，最后才是大脑、腹腔和胸腔的器官。这个顺序与蒙蒂诺的实用解剖方法相反。
我们自己的兴趣则必须保持以维萨留斯对心脏动脉和静脉系统的论述为中心。他在这方面明显较保守。他并没有怀疑盖仑的精气（自然的、生命的和动物的）理论，而且他讨论血液流动时，也没有真正违背盖仑的观点。至于心脏，维萨留斯在反对盖仑关于心室间中隔微孔的主张时，显得非常勉强，以至于写道：
“中隔由心脏中最密集的物质组成，它的两侧充满小凹陷。就人们的感觉所及，所有这些凹陷都未从右心室贯通到左心室。我们对造物主的技艺感到惊诧，他使血液通过看不见的微孔从右心室流到了左心室。”
在此，他抛弃了观察而赞同权威。这一点使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洞察了盖仑在16世纪中叶享有的权威。
1555年，维萨留斯出版了《人体结构》第二版。在此，他又一次回到了心室间中隔微孔这一问题上来。但此时他已观察到，“尽管这些凹陷有时显而易见，但就人们感觉所及，它们均未从右心室贯通到左心室”。在此，他抛弃了盖仑的观点，但读者感觉到，这是一次痛苦的决定。
“不久前，我甚至不敢偏离盖仑一丝一毫。但在我看来，心脏中隔就像心脏其他部分一样厚、一样密集、一样坚实。因此，我不明白，哪怕最小的微粒是如何通过中隔从右心室转入左心室的。”
这个被当时的解剖学家们证实的决定，导致了对血液流动的彻底再思考。
维萨留斯本人很关注来自比他自己更保守的那些人的批评：“因为一些人的研究一直并不是那么成功，因为我抛弃了盖仑的观点，也因为我由于盖仑的缘故而不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理性，这些人被如此激烈地煽动起来反对我，我当然应该得到一些比他们的诽谤更好的东西。”尽管他非常尊崇盖仑本人的著作，但当人们直率地建议他以更加传统的人文主义方式出版一部盖仑著作的注解时，他却拒绝了这些建议。
血液流动：从维萨留斯到哈维
维萨留斯也许并不像有人曾认为的那样是一位革新者，但毫无疑问，在所有解剖学教科书中，《人体结构》几乎立即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复制该书及其插图，而且有证据表明，在维系始于维萨留斯及其帕多瓦的接班人之间的持续的师生关系上，该书具有重要作用。维萨留斯的继承者是雷尔多·科伦波，他曾做过维萨留斯的助手。接下来，加布里勒·法洛比亚又接替了雷尔多·科伦波。法洛比亚以研究人类输卵管而闻名，在他死后，输卵管被称为法洛比亚管。法洛比亚的继承者是赫罗尼玛斯·法布里修斯，他的学生威廉·哈维熟知他论述静脉瓣膜的著作。这种非同寻常的传承关系表明了维萨留斯和哈维之间有着紧密而直接的联系。
维萨留斯的著作确定了心脏的结构，但的确没有确定其功能。其生理学基础仍然是盖仑式的，并源于《论人体各部位的作用》。的确，自盖仑以来，有关心脏、肺和动脉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然而，维萨留斯的后继者们在研究这些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呼吸的作用方面，几乎立即超过了他。第一位这样做的人是米歇尔·塞尔维特，他早期所受训练与维萨留斯有某些相似性。他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一位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神学家，但他也曾作为一位解剖学家在巴黎金特的门下受过训练。像维萨留斯一样，塞尔维特也作过金特的助手。我们发现他也是盖仑的追随者，这一点从他的《论糖浆……根据盖仑的观点》（Account
of Syrups…According to the Judgmentof
Galen，1536）一书中可以看出。但另一部早期医学著作却抨击列昂纳德·富克斯是一位异教徒，几乎不用怀疑，在当非国教教徒（nonconformist）会遭遇危险的时代，塞尔维特本人就是一位宗教激进分子。作为一位既不能容忍天主教徒又不能容忍清教徒的唯一神教派（Unitarian）①的教徒，塞尔维特在21岁之前就已经出版了两部著作论述三位一体教义的各种错误。由于受到追捕，他化名为维拉诺乌斯（Villanovus）而受雇于一位出版商②。到了1546年，他已经写完了《基督教的复兴》（Restitution
of Christianity），并将该书手稿——与另一部论述三位一体的著作一起——送给了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③。此时，他被迫逃离天主教统治下的法国，开始了途经日内瓦前往意大利的旅行。在日内瓦，有人认出他就是攻击加尔文的人。他在前往教堂礼拜时，遭到逮捕。1553年，塞尔维特因各种过错受审，并被判处极刑，他和他的著作一起在火刑柱上被焚毁。
①认为上帝只有一位并否认基督神性的基督教派别。——译注
②这位出版商是奥普吕纳斯（J．Oporinus，1507—1568）。他是塞尔维特的保卫者和朋友，曾担任过帕拉塞尔苏斯的秘书，并于1543年出版了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也曾因出版《古兰经》的拉丁语版而坐过牢。——译注
③法国神学家（1509—1564），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创始人，著有《基督教原理》，否认罗马教会的权威。——译注
1553年印刷的几千本《基督教的复兴》只有三本幸存了下来。该书本身就是塞尔维特宗教信念的一种表现。但对我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是第15章，它论述的是圣灵（Holy
Spirit）以及神灵（Divine
Spirit）对人的施与。在这一章里，塞尔维特讨论了呼吸以及精气（spirit）与空气的关系。在他看来，身体中的生命精气是由稀薄的血液与吸入的空气相混合所产生——并且它并非像盖仑所假设的那样形成于左心室，而是形成于肺部。由于抛弃了血液从右心室渗透到左心室的盖仑的概念，塞尔维特正确地描述了肺循环：从右心室流出来的血液经过肺动脉被排注到肺部。在肺部，由于吸入的空气使得静脉血变得更加稀薄，血液在这里的颜色就发生了变化。血液再从这里经过肺静脉流到左心室，然后通过动脉系统分散出去。现在，人们已经知道，13世纪的伊本·安·纳菲（Ibn
an Nafis）①曾经正确地描述了这部分的血液流动，但这并不表示任何一位16世纪的解剖学家都知道他的著作。
①13世纪阿拉伯医学家，曾描述过肺循环。但他思索的结论与哈维用直接的、实验性的近代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在性质上根本不同。——译注
重要的是，要坚持从当时的背景中去理解塞尔维特的这种描述。正如这一时期的其他方面一样，人们可以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