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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on，1561—1626）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一书中写道：
“我们充分看到了发明的威力、功效和后果。这种作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如在古人一无所知的三项发明中更加惹人注目……这三项发明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它们改变了世界的整个面貌和事物的状况，第一项是对于文献、第二项是对于战争、第三项是对于航海。随之而来的是数不清的变化，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度，没有哪一个帝国、哪一个教派、哪一个星体比这些机械的发明对人类事务更具有力量和影响。”
在培根看来，这些发明起源于西方并且离他所处的时代相对较近。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作出这种陈述的人。然而，在17世纪，几乎没有什么人的著作比培根的著作更能得到那些希望建立一门新科学的人如饥似渴地阅读。
然而，尽管科学革命的重要性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但是我们越是研究它的起源，对它的起因就越是不能确定。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关注1450年至1650年这两个百年。其中前一个百年大致与古典科学和医学作品中新的人文主义兴趣初始阶段相对应，后一个百年则正好与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波雷里（Borelli，1608—1678）①、波义耳（Boyle，1627—1691）和牛顿（Newton，1642—1727）的机械论科学获得普遍接受之前的一段时期相对应。
①意大利数学家及生理学家，伽利略的朋友，著有《论动物的运动》。——译注
这两个百年发生了一大堆令人感兴趣的事物，多得几乎令人眼花缭乱，而极少有人的科学方法论后来为现代科学家所完全接受。有一些学者，他们的工作对我们现在的科学时代作出了贡献，但他们也发现，法术、炼金术和占星术与对数学抽象、观察和实验的新兴趣一样令人激动。今天，我们发现把“科学”从神秘的兴趣中分离出来是很容易的——也是必要的，但在当时，许多人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把这种神秘世界观的兴趣置于除了文物收藏家之外已被今人遗忘的少数几个小人物身上。艾萨克·牛顿和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的著作，同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罗伯特·弗拉德（Robert
Fludd，1574—1637）②和约翰·狄（John
Dee，1527—1608）③的著作一样，都表现出对嬗变（transmutation）④的真正兴趣和对宇宙和谐的探求。在极大程度上，科学史家的传统做法是根据事后的认识来看待他们的课题，也就是忽视了早期自然哲学中那些在我们科学界已不再占有一席之地的方面。然而，如果我们这么做，那么就不能指望对这一时期有任何联系历史背景的理解。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要根据当时特有的情况而不是根据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论述这一时期。随着论述的深入，我们将发现，在当时，有关自然法术和大宇宙——小宇宙类比的真理的论战，与那些更为人们熟知的、有关是否接受日心体系或血液循环学说的论战同样重要。
②英国自然哲学家、数秘主义者，认为数学是理解宇宙的基础。——译注
③英国数学家、神秘主义者，曾为英译本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作序，认为“真正的科学”就是要与某些神灵保持一种真实而忠诚的联系。——译注
④中世纪炼金术士臆想将贱金属变成金或银的过程。——译注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教育
“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这两个词被赋予众多的含义，以至于几乎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来满足任何两位学者的需要。在此，我们没有必要试图去做这项工作。可以肯定的是，文艺复兴确实包含了某种知识的“再生”——正如艺术和文学的再生一样。并且，它确实是一种新科学得到发展的时期。但即使如此，我们还需要小心谨慎，以避免简单化。彼特拉克（Petrach，卒于1374年）①与14世纪的其他人文主义者所表达的对自然的全新热爱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已经发现，在对自然现象作一种新的观察研究的兴起中，这种热爱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我们还发现，彼特拉克与后来的人文主义者也深深地怀疑那种对哲学与各门科学之传统的经院式重视。他们偏爱修辞学和历史学，这就是他们对长期成为中世纪大学主干课程的、比较专门的“亚里士多德式”研究作出的一种有意识的回答。人文主义者寻求的是人类的道德改善，而不是寻求那些代表传统意义之高深学问的逻辑性和经院式的论辩。
①彼特拉克1304年生于意大利的阿雷佐（Arezzo），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伟大代表，他不仅预见了后来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而且也为造成这一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主要声誉来自他的意大利语诗歌，而他的拉丁语作品也可以说是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这些作品包括拉丁语诗歌、演说稿、论战文章、少量历史著作和大量书信。——译注
这些变化着的价值观引起了人们对教育问题的新兴趣。14世纪与15世纪的改革计划对准的是基础教育而非大学教育。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里诺·达·费尔特雷（Vittorino
da Feltre，1378—1446）①兴办了一所新型学校，他极力主张该校学生要擅长运动并学习军事技术。在学校里，学生们学习修辞、音乐、地理和历史——并且，他们被教导要以古人为榜样，要把道德原则和政治活动置于三大学科（语法、修辞和逻辑）基本原理与传统的哲学和科学课程的学习之上。
①意大利曼图亚城贡查加家族（统治时间1407—1444）的宫廷教师，毕生献身于教育改革。——译注
许多声名卓著的人文主义学者都受到了这种教育改革运动的影响。我们在伊拉斯谟斯（Erasmus，1466—1536）②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结果。他认为，对于学生来说，通过阅读古代作家的作品来学习普通课程就足以了解自然。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数学并不是很重要。而让·路易·维微斯（Juall
Luis Vives，1492—1540） ③这位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教育家中当仁不让的最著名人物，在反对数学学习的论战中完全同意这种观点：数学往往“把思想从对生活的实际关心中抽离出来”，并且“几乎不适用于具体现实与世俗现实的融合”。
②荷兰人文主义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奥斯丁会神父，著有名作《愚人颂》。——译注
③苏格兰人文主义学者、著名教育家。——译注
但是，我们是否仍然可以认为大学是科学训练的中心呢？在极大程度上的确如此，但是越来越多的医学和各门科学的学者都反对许多——也许是大多数——高等学校中占有压倒优势的保守主义。彼得·拉谟斯（Peter
Ramus，1515—1572）回想起自己的学术训练时深感绝望：
“在根据我们大学的规定花了三年零六个月时间学习经院哲学之后，在阅读、讨论和思索过《工具论》（Organon）里的各篇论文（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尤其是那些讨论论辩术的著作，在三年的过程中是要一读再读的）之后，呵，甚至在付出那么多时间，那么多时间都用来学习那些经院学科之后，我想弄明白，我能够把历尽千辛万苦学得的知识用于何种目的呢？我很快发觉，所有这些论辩术既没有在历史和古代知识方面为我提供更多的学问，没有使我的口才更好，不能使我成为一名更好的诗人，也没有使我在任何事情上更有智慧一些。呵，这是多么令人惊愕、多么令人悲伤啊！在历尽了这么多的千辛万苦之后，我却采集不到、哪怕是看一看那些据说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术里可以找到的非常丰富的智慧之果。我该怎样地哀叹自己命运的不幸、思想的贫乏啊！”
并非拉谟斯独自一人灰心丧气——而且他的抱怨也并非没有根据。比如，在16世纪和17世纪，巴黎作为盖仑①医学的大本营而著称于世。在英国，剑桥的《伊丽莎白章程》（the
Elizabethan；statutes，1570）以及牛津的《劳狄安法典》（Laudian
code，1636）维护了古人的官方权威，而一些早期的专业团体也未必更好。伦敦内科医师学会（the London College of
Physicians）以一种不信任的目光看待这场革新。因此，在1559年，当约翰·吉内斯（John Geynes）医生竟敢提出盖仑①很可能并非一贯正确时，引起了迅速而激烈的反应。这位善良的医生被迫在一篇公开悔过书上签了名后，才得以再次被他的同事们接纳。
①克劳迪斯·盖仑（Claudius Galen，129／130…199／200），古希腊医师、生理学家和哲学家，从动物解剖推论人体构造，用亚里士多德目的论阐述其功能。——译注
始于14世纪牛津和巴黎的对古代科学作品的批评传统，也许能与16世纪和17世纪许多主要大学里的保守主义作些许抗衡。这种与经院主义有关的批评传统被证明特别有益于运动物理学的研究。在16世纪的帕多瓦大学（Padua）和意大利北部其他一些大学里，这种好学的传统仍然显而易见。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科学批评是一种奇特的人文主义游戏，在这则游戏中，学者们因为剔除了中世纪古典原著（它们把古代原著弄得一团糟）中那些庸俗注解和校勘而受到称赞。他们的目标是追求原著的纯洁而非科学真理。
简言之，文艺复兴时代早期的教育风气对于科学发展来说其意义是令人怀疑的。这一时期的大学训练在极大程度上具有保守的特征。至于完成于14世纪和15世纪的基础教育改革，则是公开反科学的。人文主义与古典文献尊奉古人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一种特征。在15世纪，形成了一股搜寻新的古典原著的热潮，每一项新发现都被作为一项重大成就而受到欢呼。没有哪一篇报道比有关雅各布·安吉洛（Jacopo
Anselo，1406年前后）的报道更为著名。在他前往君士坦丁堡搜寻手稿后的返航途中，他的船沉没了，但他却设法挽救了他最伟大的发现——一部当时尚不为西方人所知的托勒密（Ptolemy）①的《地理学》（Geography）。此后不久，在1417年，波吉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②发现了后来被认为是古代留存下来的唯一一部卢克莱修（Lucretius，公元前99…公元前55）③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这对两个世纪以后原子论兴趣的复兴起到了一种重要的促进作用。就在重获卢克莱修的《物性论》9年之后，盖利诺·达·维罗纳（Guarino
da Verona，1370—1460）①发现了一部公元2世纪的一位作者塞尔苏斯（Celsus）②百科全书式的医学论稿。这部名为《医学论》（De
medicina）的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也许更多的是由于其语言和风格，而不是其医学内容。这是拉丁语散文全盛时代唯一幸存下来的重要医学著作。那些追求优美的拉丁语术语和措辞的医学人文主义者采掘了书中的宝藏。
①公元2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建立地心宇宙体系（托勒密体系），著有《至大论》（13卷）、《地理学》（8卷）。——译注
②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曾任教会秘书和佛罗伦萨的秘书官，编有著名的《故事集》，并发现了许多古代经典著作。——译注
③古罗马哲学家和诗人，认为一切东西都由原子构成，甚至思想和灵魂。持宇宙机械论观点。——译注
①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修辞学和古代语言教授，曾受聘于伊斯特家族，翻译了大量的希腊语作品。——译注
②古罗马百科全书编纂者，约生于公元前10年，卒年不详。他用漂亮的拉丁语写了8本书来介绍希腊人的知识，被称为“医学上的西塞罗”。——译注
搜求新的原著——和新的译本——导致人们重新认识到古希腊语的重要性。诚然，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③在13世纪就已经强调了这种需要，但这一状况在一个世纪以后并未得到实质上的改善。那时，彼特拉克为自己古希腊语知识的欠缺而感到悲伤。实际上，感到悲伤的并非只有他一人。在1396年古希腊语教师曼纽尔·克里梭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us，卒于1415年）随同拜占庭皇帝曼纽尔·帕列洛古斯（Manuel Paleologus）抵达意大利之前，几乎没有几个欧洲学者能使用古希腊语。然而，尽管克里梭罗拉斯有所帮助，但另一位拜占庭人齐米斯塔斯·普里松（Gemistos
Plethon）于1439年抵达佛罗伦萨议会（Council of
Florence）后，激起了更大的热情。古希腊语的复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