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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乐人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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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继母从踏入我家门那天就把我弟兄俩当做她亲生儿子呵护,把她全部心血、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培育我们成长上,毫无半点私心杂念。她舍身忘己,只讲奉献不求索取,唯一的需求就是一日三餐。她从没有向父亲要过一文钱给自己上学的女儿,也从不给自己添置一件衣物,反倒把她在汾阳老家的物品用具都带过来。每次去看女儿她只要父亲买张单程火车票,返回时再由女儿买票送上车。她是那样心胸开阔、光明磊落、无私无怨,一年后又敦促父亲把两个姐姐接出来,实现了合家大团圆。这样的继母真是世间少有、难寻难觅!若能颐养天年长命百岁,将是我弟兄莫大的福气。她完全可以替代我的生母,弥补我丧母之憾。我若对她尽了床前之孝,足可消除无缘为生母尽孝的遗恨;上天若赐她长寿,我就不会受杨秀莲那么多年的欺侮。可恨苍天无情造物无眼,恶棍不惩好人寿短,五年后她被万恶的肝癌夺去了生命,没让她看到两个儿子成家立业。呜呼,天道不公,善恶不分,这样的贤妇,这样的慈母,何处再寻。
她不能长命百岁,也应青史留名!
正是:
世间善恶谁辩析,慈母泼妇我心知;
三妻四妾意无尽,准叫儿辈被犬欺。
六成分遗祸
四六年土改时父亲不在家,把我们扫地出门后母亲被逼改嫁,家里就没人了,所以并不清楚土改时定的是什么成分(后来才知土改当时根本没给我加划定成分)。到四八年土改复查纠偏,一些错斗中农都得到退补,我和母亲已去了柳沟,我家没得到一间房半亩地的补偿,整个陈家垣山庄全转到秃二爷名下。
报考中学时我首次填履历表,父亲让我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填写中农,他和大哥也报得是中农。没想到一次小小的运动加上我的天真幼稚,使我改变了成分,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一九五二年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学生中进行了一次以“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宗旨的“思想检查运动”:每个学生都须主动检查,然后互相批判,人人过关。需要检查的“坏思想”有“自私自利”、“好高骛远”、“自高自大”、“骄傲自满”,还有诸如“爱面子”、“不诚实”、“搞小集团”等等,据说都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都在检查批判之列。每个人自己先对号入座进行检查,然后大家批判,假如自己不主动检查,就互相揭发,然后大家批判。别人的问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很快都过了关,我却成了众矢之的,一直过不了关。
我和李校长的弟弟李四是同班同学,不知何时我在交谈中透露了土改时我家遭遇的那场横祸,被他抓住把柄,这个运动正是他发动攻击的绝好时机。他在会上提出:“土改时你家是被斗户,怎么欺骗组织假报中农成分?”
这个问题一提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在全班炸开了,我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小组批判转为班会,大家群起而攻,踊跃发言批判,厉ss四更是几近人身攻击,诸如“你为何把尿罐放在我们门口”一类话题都提到班会上,事实是两间宿舍门紧邻着我放得靠他们门口近了点。一连几天的批判发言尖锐激烈使我难以招架,只有哭鼻子。实在受不了也想不通,那天散会后我找到班主任杨济时老师哭诉道:“同学们说我不老实,可土改时我才七八岁,不知道定的啥成分,只记得从小家里就缺粮,每天吃苦菜。杨老师,你说我该咋办?”
杨是中年教师,政治上要求进步,正申请入党,后来他实现了愿望,不但入了党,还当上教务主任。杨老师平时很喜欢我,对我关怀备至,但这事只能秉公办理,严肃对待。他温和地说:“你好好想想,你家是怎样被斗的。”
我依据记忆把当时抄家的过程讲说一番。
“这就对了,”他胸有成竹地说,“那叫扫地出门,是土改中群众对地主采取的过激行动,实际上党的土改政策是对地主也给出路。扫地出门的,后来纠偏给他们退还了必要的房屋土地和农具,让他们自耕自种,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可是母亲改嫁后去世了,我和哥哥给人放牛,家里没人,什么也没退还。”我说。
“不管怎说你家是地主无疑,做为新中国的青年你应该对党忠诚老实。地主成分也不可怕,党的政策是‘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嘛。许多党的高级干部都是地主出身,我家也是地主成分,只要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就是革命的好同志。”
听他一番说教我似乎茅塞顿开大彻大悟,立即恳求道:“那我今后就改成地主成分吧,杨老师,你帮我把档案里以前填的家庭出身也改过来吧。”
“好,你别哭了,能认识错误改正就好,回去写个检查就没事了。”
改成份这样的大事本该和父亲商量,可那时我年纪小人太傻,不知道“地主成分”是背在一个人肩上的一座泰山,会把他压瘪,使他永无出头之日。我急于过关没有商量就自作主张改了成分,虽然求得一时解脱,却从此不仅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也使我的人生偏离了正常轨道,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打击和磨难。
一时的幼稚荒唐造成终生遗恨!
检查交了上去,原来的档案改没改不得而知,但从此“地主出身”的臭包袱就压在我身上了,像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若不是唐僧搭救永无出头之日。这个包袱我一背三十多年,直到邓小平把我解放出来。三十多年里父亲始终不知道我改成分的事,父子三人两样成分,我的幼稚和荒唐给自己造成了终生难以消弭的遗恨。
此后每次填履历表我都在“家庭出身”一栏照写“地主”,可有谁知道这“地主”二字是怎样写的,它有千钧重!写这两个字需要极大勇气,承受撕心裂肺的痛苦!我想像中的地主子女都是纨绔子弟,穿着绫罗绸缎,吃着山珍海味,手不提篮,肩不挑担,过着安逸淫乐的生活。他们都是娇生惯养大的,我却是苦水里泡大的,和他们相比我太冤枉了。
然而这冤情谁能理解,永远说不清!
后来我升入中专,有一次在理发室一个胖笃笃的理发师见我身材矮小大发奇兴,决定考查一番。他边洗头边问:“你今年多大了?”
我答:“十四岁。”
接着就问:“你家什么成分?”
答:“地主。”
“噢!”他恍然大悟,“我说呢,要不是地主家庭你这小小年纪能读到中专?”
他哪里知道我不但小学只念了年半,初中也是二年速成。
诚然,解放前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解放后翻了身有些大龄儿童才开始读书,待考入中学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大姑娘了。我们班最小的同学大我一岁,最大的比我大四五岁,他们都叫我“小不点”,都把我当作小弟弟,因此我在同学中交友的范围非常窄小。
胖师傅的话深深刺痛了我,因为我不是靠地主的富有早念书,我小小年纪考入中专靠的是天赋和勤奋。为此我长期惆怅、烦恼,始终想不通。也曾几次找政治老师寻找答案,得到的却又是如下的回答:“你家的成分应该是小土地出租者,你父亲本人则是自由职业者。”
她还说秃二爷租着我家的地但土改前有雇工剥削那叫“二地主”。鬼才知道,谁给你分那么清,我家被清算,二爷家是贫雇农,这是铁的事实。
我注定要背着“地主”的沉重包袱毁掉一生的美好前程,毁掉整个政治生命。
可我不背又有人不让!
在三年的中专生涯中,我一直要求进步,申请入团(那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此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我组织过俄文补习小组,礼拜天主动为后进生补习俄语,牺牲自己的课余时间给我班唯一的职工“大学生”李淑君辅导功课。我上街检到几毛钱也要交给警察叔叔,父亲用平信寄来零花钱我主动到邮局要求补费并写信批评他的做法。我每周都给团支部写一份思想汇报,那时我心灵多么纯洁,思想境界多么高尚;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团支部通过了,到校团委打回来“继续考验”,原因是“出身不好”,直到毕业也没有考验成熟。我一气之下撤回申请不入了,觉得那扇大门我是撞不开的。
正是:
土改乱斗已不公,自改成分起祸根;
天真幼稚虽无罪,一失足成千古恨。

7。第七章 风华正茂 (三)

七交友真情
随着岁月轮回寒暑交替,每个人都会告别童年走向少年、青年时代,逐渐成长并一天天成熟。我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历练着人生,逐渐富于幻想,喜欢交朋友;我的思想、兴趣和情操,总之被人们称之为个性的东西不再那么单纯,也不再是纵向的,开始横向发展,要求有更广阔的空间。
从初二年级起我开始大量阅读课外作品,开阔了眼界,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养料,兴趣爱好愈来愈广泛。我崇拜英雄,自己也想当一名英雄;我渴求友谊,尤其向往战场上军人那种生死与共的战斗友情。
在建屏(现称平山)生活的三年多时间,我对滹沱河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和河里的鱼虾结下不解之缘,几乎所有课外活动时间都在河边度过,消磨在捉鱼捞虾上。最难忘的一次是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和哥哥走到南冶村前的河边,见一群鲤鱼正顺流而下,就立即下河去捉。鱼群受惊掉头穿梭般逃窜,我紧追不舍。上游河床突然变宽河水变浅,出现一片乱石滩,鱼群突然不见了。我大失所望,气愤地猛踢石块,只见一道白光从水中射出,直插云天,把我吓了一跳。略一定神,那白光已折回水面,只听“啪”一声钻入水中,原来是一条鲤鱼!接着又窜出一条,它们就藏在我身边的巨石下。我眼疾手快猛用左手堵住石缝,右手从左手虎口处捕捉逃窜的鱼,捉一条往岸上扔一条,同时招呼哥哥把它们送到远离岸边的地方,免得它们再窜回水中死里逃生。后来哥哥索性也下河充当助手,鱼儿被惊得上窜下跳,到处是明晃晃的闪光,到处是“劈劈啪啪”的击水声,好一副壮观景象。我快活得很,不觉天色已晚,还要走十多里路赶回唐家会上自习,只得恋恋不舍离开。数了数足有二十多条鱼,每条有半斤多重。回到家继母高兴地说:“你上学去吧,我做好给你留着,下星期回来吃。”
我在同学中没有朋友,记忆中对我最好的男生叫吕进杰,他就像大哥哥,我总是在他身边寻求保护;不过有一次他不但没有保护好我,反而让我吃了大亏。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雪后同学们在院子里踩出一条冰道,一下课就争先恐后去溜冰;吕进杰站在冰道旁,我远远朝他跑过去,跑得很猛,大约他怕我把他撞倒,急闪身让我扑了空,仰面朝天倒在冰冻的地面。我的脑袋着了重,第二天发起高烧,在医院住了十多天才退,留下脑震荡后遗症,夏天怕太阳晒,一晒头就疼。
还有两个女同学,一个是蔡淑珍,我和她同桌一年,一起做作业,研究功课,从未发生过口角。当我俩面对面研究作业时,四条腿就交叉靠拢在一起,我总有种异样的感觉。另一个是大我四岁的王俊芳,一次在河边洗衣服我们首次谈到性别,讨论起当男人好还是女人好的问题,两人都说先做三十年男(女人)人,然后转生成女(男)人,再活三十年最好。现在想来那些话有多么幼稚可笑!升入中专后分了专业,初中的同学分到无烟药专业的寥寥无几,我和别的同学就很少见面了;唯独和王俊芳一直保持来往,每逢周末我俩就一起跳舞,并且总是她带着我跳(她当男我当女)。她是学兵器的,毕业后分配到代号为西安市四十五号信箱的工厂,我俩一直通信,直到我出事,从此再无消息。
我在校外的第一个朋友是图画老师的儿子侯智,这个人的姓氏和他的长像颇相配,又瘦又灵巧,活像个猴子;他说话尖嘴滑舌,十分滑头,自陈安华来后我俩就渐渐疏远了。这里我要着重记述和陈安华的友谊,虽然由于各自的生活经历和遭遇,使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后我费尽周折与他取得了联系,他却不愿再提往事,也懒得再和从前的故交来往,只愿向前看,因而不久即分道扬镳。可他毕竟是我一生交过的唯一最真挚的朋友,童稚相交,两小无猜,毫无杂念,且正因与他的交往而引出一段温馨而痛苦的单恋。
我毕业前的最后一学期,陈良和刘芳夫妇从沈阳调来建屛,他们已有三个女儿,只有一个儿子陈安华。陈老师脾气暴躁,对儿子管教很严,后来父子俩关系一度很紧张,最后发展到儿子离开家当了煤矿工人。十年动乱期间刘老师被“革命小将”折磨致死,随后沈老师又找个老伴,安华在给我的信中提到父亲时说“他现在是乐不思蜀”。
我和安华第一次相遇是在唐家会河边。那天我只捉到几条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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