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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莫须有罪（一）
一反右见闻
一九五七年对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党中央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
四月一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声明整风的主旨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采取和风细雨式的。并决定开门整风，实行“大鸣大放”的方针，即发动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都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这样一来各民主党派和所有知识分子都热情洋溢、跃跃欲试，畅所欲言给掌权不久的中央和各级党委提意见，一时间大有“春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从五月二十五日起，北大等各大院校开始出现大字报，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毛主席看到形势发展的猛烈和危害，于五月十五日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致政治局各位首脑，提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中右派表现的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随后又在上海发出指示，说“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
从五月八日开始，由统战部出面召开整风座谈会，诱导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发言。在会上民盟负责人罗隆基提出他的“政治设计院”设想，六月一日《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直接给毛泽东“提点意见”，说党中央搞一党专政就是“党天下”。储安平的提法其实是照搬了文汇报总编罗隆基解放前抨击国民党独裁专政时下的结论，他充其量只是个炮手和马前卒，所以中央“反右”的最后战果是宣布揪出了“张罗反党联盟”。
随着座谈会的进行和发言稿的刊出，全国舆论大哗，有人甚至提出要和党中央“平分秋色”，搞“轮流执政”。一时间淫雨霏霏，乌云滚滚，大有赶党下台之势。毛主席采取欲擒故纵、引蛇出洞的策略，先不反击，让人们放够；并在“大鸣大放”的基础上增加“大字报大辩论”，统称“四大自由”。于是全国上下热火朝天形成大字报的海洋，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知识分子人人摩拳擦掌、个个跃跃欲试，都卷进了“四大自由”的旋涡，给党提意见，出现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复杂局面。毛主席看到时机成熟，“敌人”已经全部暴露，六月八日一声令下，首先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第一炮，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在全国拉开了序幕，一场围剿知识分子的“人民战争”全面展开，波涛汹涌，势不可当。中央的大形势波及到全国各基层，各级党委毫不手软，只要有一句触及到某级党委弊病的话，那怕只是针对某位党的基层干部或个别党员，统统是“反党”，统统是“右派”。解放初期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神圣不可侵犯，只许歌功颂德，不得挑毛病找舛错。最终凡给某个党组织或个别党员提意见的知识分子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据统计总数有五十五万之多。他们有的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降职降薪劳动改造，严重的“极右派”被判刑投入监狱。
到五八年后半年“反右”运动还在定案处理阶段，“反坏”运动接踵而来，虽然当时中央指示在工人中不划“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但不知何故全国各地仍然把大批青年工人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也因此难逃其咎。
我在俄校学习期间“反右”运动就已经开始，沈阳师范学院团委书记张百生发表了许多“右派言论”，针对当时的校党委提了不少“意见”。俄校曾组织学生去参观大字报，当时运动还处于“鸣放”阶段，各级党委还没有组织对“右派”的反击。我看到大字报几乎糊满整个校园，张百生志满意得十分“猖狂”，站在大楼前发表他的“高论”，也有人提出反驳意见，但群起而攻批判的时机尚未成熟，他还显得威风凛凛。那段时间我一度十分困惑迷茫，不知为什么事情会变得这样，这世界怎么了，国家怎么了，敬爱的党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赶它下台？！
临近毕业时已经开始反击了，学校曾两次组织辩论会，与本校一位张百生的支持者展开论战。那时我是站在“左派”立场参加辩论，并且踊跃发言，激烈抨击他们的“右派”言论。党挽救了我父子俩，并让我免费读书，把我培养成一名国防科技人才，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理由反党反社会主义。
当我走进104厂大门时，“反右”运动已接近尾声，大部分“右派分子”等待定案处理。我在化工学校的同学韦忍早入厂一年，不幸撞了枪口，当了一名“右派分子”，遣送农村二十年。据说他摘掉帽子后勉强在村里当一名队办教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才把他“解放”，但已过不惑之年，半生蹉跎，无所事事了。
厂里在通往大食堂的路上设有大字报专栏，大字报仍连绵不断张贴出来。有的内容已超出揭批“右派言论”范畴，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不小心就会被批露在大字报上，毫无隐私可言。工人马铎因出身地主又每月给家中老父亲寄钱，被冠以“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荣登大字报首。人心思斗！真有阶级斗争觉悟有意识地向“阶级敌人”发起反击的有之，起哄凑热闹、唯恐天下不乱“浑水摸鱼”者有之，素日有仇隙互相攻击趁机报复者有之，乘运动之“东风”靠吃政治饭踩着人梯向上爬者也有之。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敌”我双方都是大杂烩。大字报捕风捉影、主观臆造、无限上纲，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从内容到形式可谓花样齐全、别出心裁。不论大字报的作者还是读者最关心的头数男女之间的“风流艳事”，不少青年男女正常的恋爱幽会被当作流氓行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马铎是厂化验室技师，担任组长，和工会组长女工李霞正常的工作关系被说成流氓行为。大字报中夹杂一些低级下流的污言秽语，有关偷鸡摸狗、男盗女娼的风流韵事，还特别加上小标题，再用红笔钩勒，以图吸引更多的眼球；这样的大字报围观者最多，因它投合人们的低级趣味。那些大字报的作者显然是“有的放矢”，然而“矢”一旦放出去，那些“的”可遭了殃，许多有情人棒打鸳鸯散、孔雀东南飞，成终生遗恨。
正是：
两三盟友向党攻，万千老九帮整风；
卧塌岂容他人睡，一网打尽绝祸根。
二青春现实
我因二姐去世精神受到极大刺击，一度悲观厌世、情绪消沉，几近精神崩溃。带着这样的精神状态走上工作岗位，而且正遇那样复杂的社会环境，我又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丝毫没有应对复杂环境的经验和能力，注定要在大风大浪中翻船。
阳泉市位于太行山腹心地带的桃河两岸，解放前它只是正太铁路的一个小站，因日伪开办煤矿和铁厂渐渐繁华起来，解放后与平定县分治，继而设市。我去东北实习时曾坐夜车路过阳泉，看到灯火通明，成梯层状分布，以为是一座座楼房；来到后一看原来都是依山而建的平房，整个城市就座落在桃河两岸，两边全是山峦。全市除车站附近有个天桥，桥两边有几条小街算是市区，只有一条通往赛鱼矿区的土路——北大街。
104厂位于市东郊的山陵中，从火车站步行大约二十分钟路程，系解放后从平定山区迁来，主要生产火药、雷管、导火索一类军工产品。
这次从俄校分到该厂十名同学。中苏关系彻底决裂，我们学的俄语没用了，分到工厂仍发挥中专学到的发射药制造技术倒也未尝不可，偏是104厂是生产炸药的和所学专业不对口。我们被分到各车间当工人，跟班组劳动；苦于学而无用，加之厂里的待遇不合理最初大家都有情绪，曾联名致函二机部要求重新分配。信如石沉大海，不见答复。后来别的同学慢慢适应，做到随遇而安了，我却一度不能安心。后来才知道部里把信转回了工厂，一年多后厂里突然找同学谈话，追查写上告信的主谋，谁带的头。都说没有主谋，是共同商量的，由包敏代笔。其时朴意已在技术科，正借调到二机部，并受命主持一个科研课题。部里的意思要正式调他去委以重任，就因那封申诉函，厂里回复“此人不可重用”，他又被清退回厂。
在东北实习时我突发奇想想当工人，因为无烟药生产周期长且是大机器生产，劳动强度小，当工人很轻松。来该厂后我和朴意分到一车间电雷管工段，他在焊丝组，我在普验组，我的工作就是检验他们焊的电阻丝是否合格。工作台上嵌一个直径不到二十公分的电流表，把焊好的一把铜导线一头压在导电夹里，手握另一头一根一根分别接触面前的导电盘，两眼一刻不离紧盯电流表，根据电流表指针的摆动幅度判断有无漏焊虚焊以及电阻是否合格。八个小时一动不动坐着，手眼并用，每班要重复操作成千上万次。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种工作“频率”太高，十个同学里我的运气最差，我的工作最苦最累最烦琐。第一天上班我就发现这工作对我有多么不适宜，人就像一部机器，八小时机械地、频繁地不断重复同一动作，不仅枯燥无味，关键是身体受不住。我已坐了八年冷板凳，现在要继续坐下去已经坚持不住了，不久就患了腰肌劳损；每日腰酸背困，夜晚躺在床上，总觉得像悬在空中，辗转难眠，须在腰部撑个拳头才略觉舒服。医生说是肾亏，给开了三肾丸和鱼肝油丸吃，后来我问别的大夫，有个老中医说那三肾丸是管“小鸡”硬的，越吃越肾亏。秋后医生又开出建议书让我疗养，所谓疗养就是到厂里办的营养食堂就餐，每月二十四元伙食费厂里补贴一半，吃了两个月营养食堂也无济于事。实在吃不消我只能每日以泪洗面，一边干活一边哭，嘴里不断喊“娘”，喊我的“苏联妈妈”——毕业前我认了苏联女教师做妈。
我想，这种工作目不识丁的白痴都能干，国家培养我七八年，我已取得工艺技术员资格，干这活是大材小用，是在浪费我的青春。我的青春每日被这小小的电表啃噬，人的生命是短暂的，青春更转瞬即逝。那年我虚岁十九岁，玛雅柯夫斯基有句名诗：十九岁/对于人生/只有一次；推而广之，二十岁，二十一岁，每一个年龄段，人的整个生命都只有一次，逝去的年华永不复返。
来厂之前我曾暗暗祝祷在这里见到的都是些年轻人，少见老者，避免联想到骷髅产生恐惧厌世心理。我希望永远生活在青春期，为此我把这种狂热的幻想编成对联请街头艺人写成条幅挂在床前：青春之火烈焰旺，生命之泉海汪洋，横幅追随梦幻。然而严酷的现实将无情地浇灭我的青春烈火，迅速耗尽我生命之泉，我的追随、我的梦幻将如肥皂泡瞬息破灭。
我把上述想法和处境写信告诉父亲，说目前的工作对我来说简直是“浪费青春”。父亲严厉批评我的错误思想，指出人要能“随遇而安，面对现实”，还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可我已被虚妄的狂热烧得失去理智，父亲苦口婆心的教诲全听不进去，尤其他批评我不愿做平凡工作是个人主义表现，我更无法接受。
由于情绪沮丧，再加身体有病，我每天在工作台旁如坐针毡，度日如年；常常泪眼模糊、心不在焉，看不清电表的刻度，只好马虎从事。后来实在坚持不住干脆不验，过一下手就推过一边交差，终于被捡验工查出不合格批次，责令返工，出了质量事故。工长田贵勒令停职检查，我在工段办公室闭门思过三天，一个字也没有写出。那时候让我认识错误太难了，我认为是现实作弄我，是部里厂里对我的工作分配不公。
正是：
青春烈火渺茫梦，现实如冰不相容；
突遭反右无情棒，毁灭理想与前程。
三检查惹祸
父亲来看我，他亲自找到车间主任李林，恳请领导对我加强教育，多加帮助。李主任是个老实厚道的好干部，平易近人，他指出我入厂后一直不安心工作，不能以厂为家，有住店思想，想考大学远走高飞，这很不切实际。又恳切地说：“要树立以厂为家观念，不能把工厂当成店房，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一定干不好工作。”还指出现在是见习期，不会很长久，见习期满定会另行安排工作。”
那次谈话后，考虑到我的身体不适宜普验组的活，李主任指示田贵把我调到并线组。“并线”是把一米多长的丝包铜线一把把盘成圈，以便于后面工序操作和运输，这活儿是站着干，身体有较大的活动余地，我的腰困病渐渐减轻，慢慢能适应这种工作了。我觉得李主任的话中肯在理，开始反思，对前一段的错误思想有了初步认识。为了表明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