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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工作仅仅一年时间，所亲历的社会风云和人际纷杂比八年学生生涯的经历要多的多。学生时代只知闭门读书，所谓“充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机会接触社会；刚参加工作就一下子卷入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就显得应接不暇无所适从了。书呆子的特点就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是高才生，可说聪颖过人，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在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方面则是地道的傻瓜，十足的白痴。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把人们本能的狂热鼓动起来，理智早被驱赶到爪哇国去了。每个人从神经到肉体都被绞进高速运转的齿轮，经历着空前严峻的考验；大多数人的灵魂和良心在无数齿轮的噬啮下扭曲变形，破裂了。人心思斗，又人人自危。
我的几位同学也在这所社会大学里渐渐聪明起来，一扫青年学生单纯幼稚的特点，在生存斗争中逐渐成熟。他们先学会随遇而安，继而又学会看风使舵，在大风大浪中寻找自己安全的立足点。有一位高干出身的女同学还贴出一张题为“不满现实的田生玉”的大字报提醒和规劝我不要与现实对着来，但我并未理解和认真反思，仍像学生时代那样潇洒自如，把生命攸关的政治斗争视为儿戏，玩世不恭。不仅在那次公开检查中授人以把柄，书写大字报也极不严肃，与人交谈纵情戏谑，放荡不羁。
不久在“反右”运动的惊涛骇浪中又穿开展了反“三风五气”，“三风”指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和宗派主义作风，五气则是官气、暮气、娇气、骄气和惰气，都是无事生非的人们坐在办公室闭门造车起的名堂。每个运动都要下达任务，反“三风五气”要求每人至少写十张大字报。我搜尽枯肠，除那张“马厂长的官气”还属正宗“货”，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故事，为了凑数就瞎编胡诌，诸如“会气“、”空气“、“暖气”之类的滑嵇大字报都出笼了。在“会气”中我写道：“现在几乎每天有会，但开会多解决问题少；厂领导搞运动是三分钟热度，运动一来没头没脑（家乡话很猛烈之意，不是说没有头脑），运动一过万事全了。”意思是领导搞运动有始无终，尽走过场。
几天之内大字报像雪片似的铺天盖地而来，专栏贴满了，宿舍楼、车间、厂房贴满了，围墙、大门凡是可贴之处全贴满了。为了让每个职工都能看到大字报，各车间利用工余时间专门组织参观，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没有个人的自由活动时间。
大字报墨迹未干又搞工人参加管理，各班组建立七大干事（属工会）八大员（属行政），再加党政工团四组长，人少的班组一人要兼数职，我当了名宣传干事。
每天下班，厂里和车间如没大会，各位大员必开小会，开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谁都不甘落后。我觉得很热闹、挺有趣，有一天下班后质量员吴师傅通知开质量会，我在一旁笑着说：“真有意思，刚才听张师傅说他想开安全会，咱们十八罗汉齐上阵，我干脆也开个宣传会吧！”
又一次党小组长韩祥通知行政组长黎明下班后开党小组会，黎明家里有事提出请假，我在一旁开玩笑说：“叫他开会他就请假，看来你这党小组长领导不了他行政组长。”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有新的任务下达，前边的事办不办完都得束之高阁。这不，“除四害”运动来了，“四害”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全厂职工总动员，星期天在厂区大打围剿麻雀战役。人山人海把小麻雀撵的到处逃命最终累死，几年后经科学家呼吁麻雀是益鸟才给予平反昭雪。
在毛泽东主持下一九五八年中央制订了总路线，接着毛泽东树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一年全国农村雷厉风行一步登天实现了公社化，五亿农民全被绑在“人民公社”的战车上。毛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他的话是金口玉言，于是两县并一县，榆社与武乡并县，左权和和顺合并。我县城关乡办起个“卫星公社”，下设几个大管理区，每个大管理区含十几个村，统一核算，毛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没过多久就乱了套，两县互相扯皮，各村因劳力财产分配不公闹意见，于是下令各归本位，各村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有的大村则按小队结算，叫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大跃进中最典型的创举就是大炼钢铁，毛提出“超英赶美”口号，以钢产量为第一指标，要求在十五年后超过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五七年我国的钢产量只有四五百万吨，毛要求当年要翻一番，定了一千零七十万吨的指标，于是一场全民大炼钢铁的战役拉开了序幕。全国上下从城市到农村，把老百姓家的所有铁器包括锅瓢盆鏊等统统收去然后集中砸烂投入土高炉炼钢。阳泉的义井河滩、桃河两岸高炉林立，人们日夜奋战不下火线，吃睡都在炼钢工地。其结果是劳民伤财，炼出的钢全是废品。不少干部在“大跃进”中犯了错误，我们的老厂长马品三就因强调抓生产与大炼钢铁“扛膀子”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党委撤了职。
团员青年额外还有任务：利用公休日义务劳动修建青年钢厂，口号是“苦战夜战连轴转”，“脱皮掉肉不下火线”，真正体现了成语“夜以继日”的真谛。不论是大炼钢铁还是修青年钢厂，所有活动我都参加过，那时每个人每块肌肉每时每刻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整个身子被牵引着像一部机器不停运转；每根神经都是上足劲的发条，没有一分一秒松弛。最荒诞的口号莫过于“一天等于二十年”，所有的人好像都发狂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代替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难道人类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共产主义的实现仅仅是由狂妄的口号堆积起来的吗？
在义务劳动中我又开了个出格的玩笑，有个星期天小组抽调党团员和部分积极分子帮基建科赶任务，我没有去，第二天上班我问组长黎明：“昨天去的人基建科给不给挣工资？”
他说：“还给甚，都是义务劳动。”
我一时心血来潮冒出一句：“不挣工资就给它罢工。”
他当时就严肃地说：“这是什么话，怎么能给党罢工呢。”
当年的宪法只规定“公民有集会、结社、出版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罢工自由是没有的，但我的话只针对基建科，并未说给党罢工，而且仅指公休日，不是日常生产；况且当时只有我和黎明两个人，并没有在公众场合大肆宣扬。我不知道，那个时代基建科就能代表党，任何一个单位都代表党，每个党员也代表党。“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宾，莫非党臣”，我就难逃“反党”的罪责。
正是：
神州骤起共产风，芸芸百姓不聊生；
口无遮拦招奇祸，累累冤情向谁伸。
九遇文字狱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演说，随后就印成小册子发行全国，与他在革命战争期间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一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感到形势大好，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即将到来。可时隔不到半年，形势就急转直下，一场如暴风骤雨般的“反右”运动席卷全国，五十多万（一说七十万）知识分子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这还不算，接着又发起“反坏”运动，他说：“对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反右”后期的“反坏”运动就是依照他的上述指示开展的。他所说的那些违法犯罪行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惩治，但别的国家是运用法律手段进行，他是抛开法律大搞群众运动，全凭“四大自由”办事。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任何工作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他只相信群众，不相信法律。
一九五八年七月化工厂召开了“反坏动员大会“，面对主席台上方的六字大横幅我深有感触，心想：又将有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遭受灭顶之灾，但不知轮到哪些人头上。绝没想到倒霉的也有自己，更想不到化工厂处理的二十多个年轻人竟无一个属于盗窃犯、诈骗犯、流氓集团，更没有杀人放火犯，顶多是些强加以莫须有罪名的思想犯（连政治犯的资格都不够）。
大字报的海洋又迅速淹没了整个工厂，人们在惊涛骇浪中浮沉，每个人都想把别人拖下水而自己捞一根救命稻草。电雷管工段的大字报渐渐把矛头对准了我，首先发难的就是窦斌。他的第一发炮弹是一张题为《大流氓田生玉》的大字报，把我和马丽逛平定的事正式曝光，说什么“一男一女不走大路专走小路，白天不走专等天黑可见不谋好事”。我初出校门自命清高，一身清白那容如此凌辱，于是怒不可遏奋起反击，写出《流氓帽子岂容乱戴》，针锋相对指出：“流氓眼中皆流氓，那些大叫大嚷别人是流氓的人正是十足的流氓。”
窦斌那肯善罢甘休，自恃出身好联络他人以所谓“反动言论”为得力武器，大字报一张接一张抛出，一张比一张上纲上线。我也不甘示弱，他揭发我说过“命运掌握在人事科手里”、“世界上只有父亲最亲”，我就端出他说过“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吃饱喝足有福的，不吃不喝讨吃的”。他提出“你说团小组长管不着青年，挑拨团群关系”，我写道“你和右派分子许XX的老婆（给女子和我们在同一小组）打得火热，立场何在”。我俩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凡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言论都拿来当作反动言论——一发发炮弹向对方射出。因为一度曾是朋友，接触多交谈多相互掌握的材料也就多，俗语说“言多语失”，谁也不能保证句句话都符合毛泽东思想。那知他根本不在乎，他出身好，属于无产阶级阵营，同样一句话出自我口就是反动言论，他说出来就没事，顶多是“好人说了错话”。按毛的阶级观点，他即使说了坏话、做了坏事，那是好人犯错误；而对我这样出身不好的就“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窦斌被我的唇枪舌剑惹的恼羞成怒说我对抗运动拒不认罪，我就质问他：“大鸣大放是群众运动，许你鸣就许我放，难道言者有罪吗？”
毛主席有句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原意是说言者是无罪的。
最后在有关领导授意下他们集中火力抛出一张题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田生玉》的大字报，无限上纲了。
几天后即让我在小组会上检查，我谈到初入厂时不安心工作，造成质量事故，不外乎重复那次公开检查的内容；接着把和马丽（她已调离并线组）游平定城的经过以及大字报提到的一些问题作了一番解释。黎明说我的检查极不深刻，要求大家揭发批判，帮我认识错误，于是出现了下面争先恐后的发言：“你说‘暗无天日’就是诬蔑社会主义制度。”
“你为什么要煽动工人罢工？”
“你为什么说党的大鸣大放政策是言者有罪？”
“你说‘党组长领导不了行政组长’就是挑拨党政关系；你还说‘团组长领导不了青年’，蓄意挑拨团群关系。”
五十多岁的吴师傅也不甘落后：“那天我通知开质量会你为什么发笑，你对搞好质量有什么意见，分明是蓄意破坏生产。”
“你说矿石收音机也能收到台湾广播，你为什么要收听敌台广播？”
那时收听台美广播如一发重型炮弹，砸在谁身上都够受，还会有特务嫌疑。
职工大学取消了我的学籍，马丽也收回她的爱心，宣布与我断交。是啊，在那样严酷的政治形势下，谁敢宣称不和“敌人”划清界线，连彭德怀的老婆浦安修都没能扛住，屈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宣布和彭总脱离了夫妻关系，至今得不到亲朋小辈的谅解，可悲可叹！
我们的宿舍楼代号是501，二楼阅览室正对楼梯口。那晚我正在读报，有个女工把我叫出去，马丽手捧信件、照片和所有我与涅丽娅送她的纪念品说：“这些东西还给你，以后请你别再来找我。”
她眼里噙着泪水，表情显得很无奈。她选择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点表示与我断交，分明是向大众公开表明她和我划清了界线，真是绝顶聪明的策略。而我当时并不理解，认为她太无情，一气之下把那些东西当众撕得粉碎并付之一炬。
事态的发展使我隐隐感到事情有些严重，看来真要在我身上开刀了。然而回首过去我问心无愧，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党把一个放牛娃培养成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花了不少资本和心血，我对党是有感情的。虽然在我身上有许多小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入厂后一段时间不安心工作，还有悲观厌世心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但决不会反党。
我认真写了一份《向党交心书》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