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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劳教人员总嚷吃不饱，劳教队就让他们去农村体验农民生活。我被派去“体验”了三天，与陈家沟农民同吃同干活。早饭每人二两小米饭，午饭一个二两面的窝头一瓢野菜汤，晚饭一两玉面的糊糊（平定称馓），还没有饭店的面汤稠，喝下去反惹得回肠荡气，肚子大发牢骚。吃这么点鸡食难以苟延性命，哪有力气干活，人们东倒西歪走到地头，斜靠地垄似睡非睡，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将近中午，队长有气无力说声“干几下吧”，于是架起抬筐摇摇晃晃送三五回粪回去领赏——吃那二两窝头。俗语说“人欺地皮，地欺肚皮”，我想这样循环往复，来年怎能打下粮食，难道这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毛泽东自己都说过“天灾人祸啊！”，只是他没有分清天灾和人祸各占得比重，官方宣传更是只提天灾避而不谈人祸。实际上无休止地搞运动、无中生有搞阶级斗争，加之大跃进、大炼钢铁、公社化、吃食堂和漫无边际的浮夸风才是万恶之源。
毛泽东毕竟英明，虽然把他的彭大将军拉下马，心里也深知他所提问题切中要害。于是召开“八千人大会”给农业松绑，解散了农村食堂，恢复了一家一户的小锅饭，这样人们就能挖野菜充饥，少饿死几个人（据统计“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百多万人，以老弱病残为主）。接着给农民分了自留地，让他们种点菜填充肚皮。又号召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各机关厂矿开荒种地，大种大养，借鉴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以恢复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
劳教队的农业基地选在狮垴山，狮垴山位于阳泉市西南，是太行山中段的一座高峰。春种秋收我们机动队都参加了，营地设在山脚下的杨家庄。每日拂晓队伍就出发，十里山路登上山顶早饭已消化殆尽，每人还有三分地的拓荒任务，直到傍晚收工拖着疲惫的身躯蹒跚下山。
秋收由邹干事带队，邹干事名邹瑜，是个年轻的大学生，毕业后分到厂部财务科。到狮垴山后，有人称他邹股长，也有人叫他邹队长，不知那时他是否提升为股长了。晚上休息时队员们议论说邹股长盛气凌人，态度蛮横粗暴，大家都怕他。有人说他不是股长，我也跟着说他不是股长，只是个小干事，这话又被哈巴狗打了小报告。邹瑜听后对我怀恨在心，在队前训话说：“有人瞧不起我，说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干事，管不了你们，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他正伺机报复，一件意外事件发生给了他可乘之机。
傍晚收工后我边走边摘路边荆丛中的野莓吃，不慎被石块拌倒扭伤脚腕，不能行走。我一跛一瘸走着，落在队伍后面，邹瑜赶上来，见状不问青红皂白从背后猛推一把说：“快走，装什么洋蒜，看你这鬼架势，真是难倒木匠、气死画匠，要多灰有多灰（灰，平定方言，意为坏）。”
“我扭伤脚啦。”我说。
“收工时还好端端的，你分明是鼻孔里插大葱——装象，想逃避劳动，你的资产阶级思想何时能改造好？”
我真扭了脚，右脚抬不起来，只能在地上拖着走。红席上前搀扶着我忍痛蹒跚而行，泪水沿路抛洒。
绛珠还泪犹有尽时，我的泪何日方尽？
回到驻地请老羊工按摩，老汉说：“不要紧，是抻了筋，没伤着骨头，但常言道‘伤筋动骨一百天’，短时间好不了，需慢慢调养。”
“大爷，请你向我们绉干事求求情，准我几天假吧。”
“行，”老大爷爽快答应，“不过准不准得由人家，你们是没有人权的。”
不出老汉所料我只休息一天又被揪到工地。
秋收结束厂部派车来接，全体队员整队待发。邹瑜在队前训话：“这次收秋任务我们胜利完成了，大多数人表现都很好，能以认罪态度积极劳动。但有个别家伙态度十分恶劣，不服改造。”说着头一摆厉声喝道：“田生玉，站出来！”
我拖着伤脚走出队列。
邹说：“大家看他这鬼架势，真是木匠难做、画匠难画，这样装死卖活抗拒改造怎能改恶从善。好，你不是腿有毛病吗，腿有毛病怎能坐车，你走着回去吧。”
回头又对班长王会说：“让他跟着你走，你负责把他带回厂部，不准他乱跑。”
王会是平坦堖人，已请准假要顺便回趟家。
汽车消失在尘雾中，红席在车尾投来同情的目光。我跟着老王拖着该死的右脚艰难地走着，那只脚在身后的土路上划出一条长长的辙痕，永远深深地刻在我心中。直走到皓月当空，夜深人静才回到陈家沟。看来这“改恶从善”我是无法做到了，如果说我本来无恶可改，那么经过两年多的劳动教养，照邹瑜的话说，我是越改越恶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实在不甚了了。
听了邹的汇报，新任刘队长也点了我的名：“田生玉也够呛（平定语，意为过分，贬义），听说在山上表现很遭，还有言论，你要注意啦，否则对自己改造不利。”
我还有释放的希望吗？
正是：
人间善恶何以分，怯怯我心自朦胧；
不意秋收遭报复，获释希望一场空。
七获释慨叹
刘队长名瑾，是个转业军人，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他苗条身材，白净面皮，穿一身退色军装，精神抖擞、潇洒大方，显得十分干练；说话也干净利落、色厉内荏、和蔼可亲。因他心肠好，对劳教人员关怀备至，深得大家感戴。晚上查房，发现有人把被子踢掉，他会重新给他盖好，完全保持了部队爱兵如子的作风。大家都说，这才是好干部，这才叫仁至义尽！
一九六一年春节，劳教队仍放假三天改善生活。初二早晨吃荤汤油羔，我用一胶布粘贴的破砂锅打饭，双手捧着油辣辣香喷喷的大半锅荤菜汤往宿舍走。突然砂锅又漏了，油汤一滴滴洒在路上，越来越快。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眼见一顿美餐将顷刻化为乌有，心急如焚，忙跑到队部求救。
“刘队长，我的砂锅漏了。”
“嗨，你怎么搞的，不小心点。真是，多可惜，快，倒进我的饭盒。”说着立即拿来他的饭盒给我救急。
当举国上下挣扎在饥饿线上，十七级的科长跪在垃圾堆上拣白菜叶的非常时期，济人一餐犹若救人一命；刘队长的恩赐虽只是个小小的饭盒，我则视为大恩大德，永远铭记在心。这位刘队长后来升任阳泉交警大队队长，后来我在街上曾偶然相遇，虽无缘交语，但景仰之心仍油然而生。他和邹瑜同属一个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得力工具，人性却有那么大的差异，岂不令那些不准提人性、宣扬阶级性决定一切论者自打嘴巴？
又到秋风送爽的季节，转眼国庆节来临，我的劳教生涯将满三年。突然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劳教队将要释放一批人。我却无动于衷，认为这样的好事绝不会临到我头上，因为那次狮垴山劳动我出了问题，邹干事当众宣布我没有改造好。
事实证明消息是可靠的。不久劳教队召开大会，耿厂长讲话说：由于党的改造政策的强大威力，许多人经过感化教育和劳动改造，已经做到改恶从善，经上级批准决定释放一批人，给他们摘掉帽子，解除劳动教养，恢复公民权利。随后由管教股宣布解除劳教的人员名单。
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已经死了，不知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直到七十多人的名单宣读完毕，我都没听见自己的名字。我问旁边的李庆：“没有我吧？”
他说：“有，你没听见？就排在我后面。”并握着我的手，像是在安慰我，又像是安慰自己。我也紧紧握住他的手，千言万语汇聚成同一句话：总算盼到头了！
但我仍然将信将疑，散会后跑到管教股问：“崔股长，这次解除劳教有没有我？”
矮胖的崔股长坐在办公桌后翻着文件，抬起老鼠眼盯住我看了几秒钟：“你叫田生玉？”
我说是，他连声说：“有，有。正要派人通知你们，回去收拾一下，明天上午来拿户口，结算工资（我在劳教队每月挣二十八元工资，是最低级别）。下午三点准时到阳泉车站集中，到时有人买票送你们上车，返回原籍。”
听他说要我返回原籍，意识到新的磨难正在前方等我，赶忙请求：“给我把户口迁到石家庄吧，我父亲在那里。我只有他一个亲人，回原籍无处落脚。”
他说：“不行，现在全国正在压缩人口，许多干部职工都要上山下乡，你怎么能再回城市。接上级指示，这次解除劳教人员一律回乡支援农业。”
“可是我老家房无一间，物无一件，赤条条一个人回去没法生存，我恳求……”我还在坚持。
“别罗嗦了，”老鼠眼又发火了，”这是党的政策，谁敢违抗！你要放明白，记住我的话——冷静！”
又是一个冷静！
这一夜我又失眠了，思潮起伏，真的冷静地思考了一夜，想了许多许多。想三年前的奇冤，想三年的生死挣扎，更为今后的生活犯愁。我原本没想过能活到今天，但毕竟活下来了，对我这样一个瘦骨嶙峋、未老先衰的萝卜头来说，大难不死就算是奇迹了。然而仅仅有了人身自由，今后的生活仍无着落，等待我的又是怎样的命运，真不堪设想。但不管怎样，又回到人民中间，有资格被呼为同志了，还是值得庆幸。
“同志！”三年前，我每天几遍、几十遍这样称呼遇到的所有熟悉和陌生的人，也同样几遍几十遍被人这样称呼，在人民之间这两个字似乎极普通极平淡。可一旦被排斥出人民的范畴，剥夺了享有这个称呼的权利，你就会感到它有多么亲切，多么深刻，多么珍贵，你又多么强烈地需要它，企盼它。那年中秋，我曾在同学中高谈阔论，谈友情，谈自由，还给“同志”一词下过确切的定义；那时我绝想不到不久我将失去自由，失去被称为同志的权利。三年前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报纸广播里也不断会接触到“敌人”一词，在我看来那是指被打倒的日寇、蒋匪帮和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我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反右”运动初期，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提出**党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应该退位下台时，我起初很迷茫，很气愤。当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我认识到那是资产阶级向党进攻，阴谋要推翻**党实行复辟，出于对党的热爱，我积极参加对右派分子的声讨辩论。未曾想时隔一年在一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号声中，我也被推到敌人营垒。多么不可思议而又多么可怕！
过去由于母亲和二姐的突然离世，我感到生死之间一纸隔的悲哀；这次的遭遇我又发现，原来“人民”和”敌人”之间也只是一纸之隔；今夜躺在床上你还是同志，不妨半夜有人把窗户纸捅破，天明出去你可能就成了敌人。我佩服陈英那句口头禅：事在人为。世间的事原来全部包罗在“事在人为”中了，今天还是同志，一觉醒来你会发现已被人糊里糊涂推到敌人队伍中。
正是：人妖混淆是非颠，沉冤樊笼命由天；
试看三载恶梦后，无限凄凉接踵来。
15。第十五章 颠沛流离 （一）
第七章颠沛流离
一拜见张鸣
假如我早知道劳教获释人员能留厂，我一定强烈要求留厂当工人，免受独自回乡的难苦，但我当时不知道，错失了良机。我只是一再声明老家东湾没有亲人，唯一的亲人就是家住王景的大姐，让劳教队直接把户口办到王景村。
那天我没有按期去车站集中，有意错过那趟车。我去市里洗了澡，把残存的书籍——我仅剩的一点财产寄放到李桂莲家，然后自己买票直奔石家庄见父亲。李桂莲就是常家会村那个报告父亲来信的女孩，是她父母的独生女，故取个男孩名曰桂忠，出嫁后改名桂莲。丈夫白生地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在阳泉市委印刷厂工作，她随丈夫来到阳泉，不久也上了班。五九年反右倾她爱人犯了错误下放回村，她孤身留在厂里，我见她挺着个大肚子不久将要分娩。
父亲已从石市三中调到郊区宋营村，第二个继母去世后他又续娶张氏，她也是汾阳人，但太原有一套住房，和父亲结婚后从未去石家庄住过。
父子相逢感慨万千，说不尽的肺腑言，道不完的心腹话都化作一掬心酸泪。他别无办法，也只能劝我暂时返乡，待形势好转再作打算；并嘱咐我处处安分守己别再生枝节，以免彻底毁掉自己，尤其要克服个人主义思想。把“个人主义思想”的责难加在我身上，我心里十分抵触，我认为个人主义人人都有，难道那次受处分是因为个人主义，想上大学就是个人主义？毛泽东曾经发出“要斗私批修”的“最高指示”，被人们一千遍一万遍地念诵，真正斗掉多少私，还不都是些浮燥的口号、表面文章。那些政治斗争的红人高手，那些所谓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多数人只不过是会高喊几句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以掩饰肮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