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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如此，我如梦方醒！
好一个“不适宜”，四年的非人境遇，断送了青春和一生的前程，就用这轻轻三个字一笔带过。那些执行者，舞文弄墨、断章取义、随意加人以莫须有罪名；那些决策者，专吃政治饭的当权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既然中央指示工人中不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为什么还要把那么多有为青年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多么利令智昏、残酷无情！孔圣人说“始作俑者，断子绝孙”，他们那些人才罪该万死，该断子绝孙！
我举着信发疯般冲出窑洞，对着夜空，对着繁星狂呼：天哪，这究竟为什么！
意想不到的沉冤，意想不到的平反；感谢党中央英明，有错必纠，感谢党又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给了我二次生命。
我绝没想到，虽然宣称全部平反，但只有轻描淡写的三个字“不适宜”，还把原来整的黑材料全部照录下来，这就给后来文**革中那些“造反派”以可乘之机，借口“虽然平反但事实存在”继续对我加以迫害。
我决定春节后去厂里交涉，坚决要求复职，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
写到此不禁想起离开劳教队时，我曾和马铎互留地址，约定回乡后保持联系。他后来没回河南老家，她有个妹妹在新疆农一师，引荐他去了农一师海拉尔航运队，工作是砍伐树木并用木筏运出去。工作虽然艰苦，但有饭吃，还挣工资。他曾写信叫我去，但我被三百多元路费所困没能成行。现在想来真有点后悔，那时若筹措路费去新疆，不但可免返乡颠沛流离之苦，文**革中也许能躲过一劫。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央下发文件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求销毁一切黑材料，彻底消除所有诬蔑不实之词，当年被劳教的青年都回到化工厂等待彻底平反，我们才在厂招待所再次相见。马铎、李庆、陈静等几个曾高唱国际歌的年轻人难友相聚，都已过不惑之年，二十年坎坷，各自有苦难言。
真是：
沉冤四载突昭雪，梦醒心犹怀悸怯；
前路漫漫村不见，不知何处可歇脚。
18。第十八章 奋发图强 （一）
第八章奋发图强（一）
一奔波复职
一九六三年春节我又一次在太原和父亲相见，虽只隔一年，我却走过一段曲折痛苦的路，好像过了三百六十年！父子不免感慨一番，知儿子获平反他喜之不尽，对我投靠龚三之举也就不再苛责。我依旧忧心忡忡，对今后的前程感到十分渺茫：若不能复职虽平反也没多大意义，我还会像断线的风筝随风飘荡，只能寄人篱下，受人欺侮。
初五那天我为消解愁闷上街散心，走到东门外自由市场，只见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各种农副产品摆满街市，与国营商场货架空空、冷落萧条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生意最兴隆的还数那个白发老翁的卦摊，四周围满失意之人，不少人想预测自己的运气。我本来不相信那套迷信把戏，但多年的不幸遭遇让我多少有点相信命运了。所谓“命运”其实就是机遇，而机遇取决于一个人生活的时代环境，我命运不济是因为生不逢时。我挤在人群中看别人算卦，想到自己将去阳泉交涉复职事宜，吉凶难料，便有些动心，跃跃欲试，想算算这次去能否找到工作；但我始终缺乏勇气，“留情不算卦，算卦不留情”，倘若那白发老翁不留情面，口出不祥之言，我能承受住那沉重打击吗？
“这位青年面带愁容，心中定有疑难之事，让我来给你算上一卦。”老者送走一位求卜者，突然在人丛中紧盯住我。
“不，不，我不算。”我像惊弓之鸟挤出人群，飞也似逃之夭夭。
父亲非常支持我去阳泉求职，他说：你若能上班起码端个囫囵饭碗，再不必沤烟插棒自己做饭。于是没过十五父子俩就急急动身前往阳泉，他要亲自帮儿子跑工作。我俩下车后先去了李桂莲家，向他们了解中央有关平反复职的政策。李桂莲的爱人白生地已经复职，又回到市委印刷厂工作。夫妻俩热情招待我们，并说中央有指示平反人员一律给安置工作。这无疑是个特大喜讯，使我信心倍增。
李桂莲家虽然是双职工，但已有两个孩子，四口人的家庭并不富裕，屋里陈设十分简单。床铺灶具之外，最显眼的就是一张二斗桌上蹲一架马蹄表。就这已令我羡慕不已，心想：我什么时候也能有个温馨的家，家里放个二斗桌，桌上蹲个马蹄表！而当前我连自己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想那些岂不等于痴心妄想！但愿能复职，有了工作才谈得上结婚成家。
第二天告别了老乡，父亲去市劳动局进一步咨询有关政策，我直奔化工厂人事科。
许干事让我看过平反结论后征求我的意见。一则我社会阅历浅，对政治斗争的反复性缺乏足够认识；再者渴望复职心切，无暇顾及细节问题，表示对平反没意见，惟一要求就是回厂上班。
平反结论首先把原定案材料照抄一遍，逐条罗列所谓“罪状”，然后用“不适宜”三字轻描淡写宣布平反，没有把原来强加的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污蔑不实之词逐条加以否定，很容易给人产生这样的印象：有罪但处理偏重。这就无形中留下后遗症，使得文**革中那些左派英雄们以“事实存在”为由再次对我加以迫害。不过他们征求意见只是走个形式，即使我提出意见也不会对甄别结论再行修改。
复职要求遭到拒绝，于科长说：“当前正处于精简下放时期，根据上级指示凡已返乡的劳教人员一律按退职处理，就地务农。你已在家乡安家落户，可领取退职金回去参加农业生产。”
“我没有安家落户，”我竭力争辩，“我全家都是城市户口，我独自回村既没亲人，也没住房。一年来我东奔西跑、投亲靠友居无定所，不仅谈不到支援农业，反给生产队添了不少麻烦，确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请领导考虑我的实际情况准许我回厂上班。”
“不行，我厂定员已满，没有增员指标劳动局不批。你的处境我们很同情，但工作问题无能为力。”
实际上问题的关键是化工厂的国防工业性质，对保密和保卫工作要求很高，凡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一律要调离出厂。
不给安置工作我就拒领退职金，第一次交涉没有结果。我去劳动局找父亲商议，见调配科墙上贴着通知，正是针对平反人员的，上面说“接上级指示除甄别平反人员可予安置工作外其余一律暂停办理”，看来我若在其它单位平反，复职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消息为我进一步据理力争提供了有力依据。事情有了眉目，开学日期临近，父亲放心回到学校。我再次回化工厂交涉，阐明劳动局的通知并要求看中央文件，于科长见我态度坚决，不敢擅自作主，遂请示厂党委。监委书记指示：可介绍到劳动局，如市局给予安置，一切手续由本厂负责办理。
在市劳动局，陈科长看了介绍信说：“目前除铝矾土矿编制未满，其他单位都无指标。”我别无选择，只能怀揣劳动局的介绍信去铝矿恰谈。
铝矾土矿位于阳泉市东十里，傍小河村和白羊墅车站。寒风料峭、饥肠辘辘，我全不在意，只顾低头疾走，走得满头大汗。终于有了一线希望，为与命运抗争，我心急如焚，一路小跑到了矿部。
“我矿倒是有招工指标，”劳资科长上下打量我足有五分钟，见我骨瘦如柴摇摇头说，“不过这里的工作很累，全是重体力劳动，每天和大石头打交道，你干不了，还是到别处看看吧。”
“干得了，干得了，”我连声说，“我能吃苦，多累的活我都能干；我什么活都干过，小煤窑担煤、硫磺坑抬‘珙’、拉碌碡搬‘巍子’、开山破石、拓荒种地，凡人干的活我都能干！”
科长大概被我的话感动了，终于说：“那好，你叫他们把档案转来，审查后给你答复。”
许干事翻遍所有档案柜找不到我的档案，我焦急起来，怎么会事事受阻，处处不顺利。其实那份承载着我莫名耻辱的档案丢了最好，但目前又不能丢，它关乎我今后的生活道路。于科长拿起电话正要通知铝矿，忽听许干事喊道：“有了，原来在这里。”他从一个塞满废纸的破木箱中拿出来扔到办公桌上，破旧不堪的档案袋鼓鼓囊囊足有半尺厚，上面积满了灰尘，封面右下角用红铅笔写着“除名”二字。想必四年前我被押往劳教队时它已被扔进这破箱子里，宣告我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在经历了与我同样的劫难后才带着遍体鳞伤重见天日，又站到人前。
“你走吧，我们会派人送去。”于科长说。
我猛然想起那年交给党支部的五个日记本，或许它们也在某个角落里躺着，但许干事说，似曾见过，后来就不知扔哪里了。
经过几天的往返奔波，一切手续都办妥了，只待回去迁来户口就能上班。四年多来我第一次露出心满意足的笑脸，像一个脚夫，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跋涉几十里，终于可以放下重担喘口气，全身心都感到异常轻松。
这时我又想到陈英，她去年夏天就毕业了，不知分配到哪里工作。自从分手再未见面，她也没有践约去看我，也许她早已把我忘记，我却痴心不改，仍想再见一面。回到太省城那晚我急忙赶到工学院查寻陈英的去向，教务处转学生科，工作人员认真查阅六二届毕业分配花名，得知她分到河北省教育厅。我高兴的心花怒放，决心向河北发函查询，一查到底，一定要找到她。不是为了爱情，不是为那段痛苦的单恋，我知道自己早已无权享受爱情，也从未得到过女性真正的爱。我要找到她，继续保持联系，为了感激，为了报恩，或者说为了我和安华的“友谊论”。工夫不负有心人，两个多月后终于有了她的确切信息。河北复函说她分到天津市教育局，我又给天津去信，得知她在金属制品厂工作。我并不知道她已经和仲夏有了儿子，上班后立即给他去了信，令我没想到的是，她的回信竟是一纸绝情书：“……朋友，你怎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夫妻两地分居，我一个人拖着孩子，孤立无援，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帮助。他们口口声声说‘咱厂破天荒来了个大学生’，可是谁关心你的生活，谁关心你的疾苦。你说信对于你是一种精神慰藉，而对我却是痛苦的刺激。对不起，朋友，永别了……”从此就断绝了通信联系。但文**革期间我还是借上访之机去看过她一次，也是和她最后一次见面。那时她的儿子已经六岁，我用给孩子买礼品的方式偿还了回乡那年的人情债，了却了多年的夙愿。
没想到这次工学院之行竟招来更大的麻烦。当我在夜色中跳上公交车买票时，发现钱包没了，立刻两眼发黑、天旋地转。完了，一切都完了，介绍信、准迁证都被小偷掏走了，包括陈英和化校几个同学的照片。
希望又在一瞬间破灭，这简直是祸从天降！
钱包里并没有几个钱，这小偷他不是偷钱，而是要我的命！可恶的毛贼，该死的强盗。怎么办，怎么办？
我急匆匆奔回继母家，张鸣看电影去了；我又闯进电影院，告她说把证件丢了。我急傻了，气懵了，欲哭无泪。
听了我的诉说，继母大发慈悲掏出十元钱让我重返阳泉补办手续。
正月十四夜晚，人们都准备过元宵节，街市上已是张灯结彩，鞭炮声声。我急匆匆登上开往阳泉的火车，愁眉苦脸、垂头丧气，没心情和任何人说话。车厢里旅客稀少，我独自躺在三人长座上似睡非睡，哪里睡得着，心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如果劳动局不给补办准迁证，我就还得回村独自生活；那是怎样一种生活，一想起来就会全身战栗，如同掉进冰窖，心快要冻结了。一团阴影笼罩在面部，眼神呆滞。
对面座位躺着一位时髦女郎，她把随身带的提包紧紧压在身下，尽管十分困倦却不敢入睡，眼皮刚欲合拢又立即睁开，警觉地朝我扫一眼。我意识到她是在提防我，她见我衣衫褴褛，眼神闪烁不定，并且一宿不睡，分明在伺机扒窃！
一股莫名的懊恼涌上心头：我被人偷了，却让人把我当贼防，真岂有此理！
餐车开饭了，那位女郎站起身朝四周顾盼一圈，终于向隔座一位穿呢大衣的男士说：“同志，劳您驾给我看着东西，我去吃点饭。”说着指指架上的行李，嘴朝我这边努了努。我心里无限悲凉：凤凰落地不如鸡哪！
这世道就是如此黑白颠倒！
在劳动力调配所，经我苦苦哀求陈科长心软了（他肯定有个软心肠），他说：“按规定不能随便给你补开证件，你须写出检查，登报挂失，然后经领导研究才能决定是否给你补发。”
不过他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