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世道就是如此黑白颠倒！
在劳动力调配所，经我苦苦哀求陈科长心软了（他肯定有个软心肠），他说：“按规定不能随便给你补开证件，你须写出检查，登报挂失，然后经领导研究才能决定是否给你补发。”
不过他仍给我补开了所有证件，我似乎遇到菩萨了，应该双手合十，对天祷告：阿弥陀佛！
栉风沐雨、担惊受怕，再加上忍饥挨饿，回到大姐家我就病倒了，高烧三十九度；但我命苦却寿大，不会死。假如我过早死去，上帝给我安排的劫难谁来历炼？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我几片安乃近，我一下子吃了三片，睡到半夜觉得全身冰凉，原来被褥给汗水浸透了。第二天我就挣扎起来，立即办理粮户转移手续，到铝矾土矿当了一名壮工。
那是一九六三年三月。
真是：
黑白颠倒是非淆，独在人间苦煎熬；
命蹇寿大死神惧，难得几日暂逍遥。
二卧薪尝胆
国家规定中专毕业生见习期工资是三十六元，化工厂以地区差为由降为三十五元。我平反复职时同学们都已转正，工资涨到四十二元，我仍是三十五元。带到铝矿后，套为劳力工二级，每月三十六元三角钱。不过铝矿实行计件工资，每月能开五六十、六七十元不等，任务完成得多挣的钱多。当我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深知这钱来之不易，舍不得枉花一分，把伙食标准压到最低；每月供应四十八斤粮，只能节余，不得亏欠。公休日去市里总是带一个窝头充饥，从不下馆子。
六二年中央开了个八千人大会，决定调整国民经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被大跃进共产风摧垮的国民经济开始复苏，阳泉集市上已有了高价玉面“钢砖”（一种砖形发面烤饼），但为了省钱我决不去买。我吃尽贫穷的苦头，特别是没房住，自己都掂着锅不着地，何谈娶妻成家。我决心攒钱盖房，然后娶妻生子，建立美满家庭，像世界上所有幸福的人们一样享受人间天伦之乐。三年后我已有了千余元积蓄，可有谁知道我每月五六十元钱是怎样挣来的的？
当初我在劳资科夸下海口，说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得下，然而当我面对工地那峭壁巉岩，面前百十斤重的块块巨石时，心不由一阵紧缩。我真的不是它们的对手，在那些腰阔体壮的年轻人中充分暴露出我的软弱无能。由于自幼缺乏营养，腿还没有别人的胳膊粗，干重体力活我始终不是壮劳力。
我们的工作是打眼放炮，抡大锤开山破石，然后装车发运。最苦的要数装汽车，若有货架还好，装满平车推过去直接倒进车里；若没有货架就须将百十斤重的矾石平地举起抛入车厢。那时的汽车多是铁翻斗车，车厢有一人多高，举不过头顶是放不进去的。我们最基本的劳动工具是耙子和铁畚箕，那些碎石头就要用耙子耙满畚箕再把满畚箕碎石举过头顶倒入车厢，中间须翻一回手，像举重运动员举杠铃那样。这对我这个胳膊似麻杆、体重不过百斤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赶鸭子上架。每逢装车我都要受那些壮汉的辱骂推搡，因为是计件工，装车要求快，别人轻轻举得起的石块我须用大锤砸开，这时往往就被同伴趁势一推：“你一边歇着去吧！”人家不费吹灰之力把那块石头抛进车厢，我却撞到石料堆上。
上班的最初俩月我们的工作是拣小料，就是从煅烧场倒出废渣中回收合格的小块熟料，班长赵眼见我正当血气方刚之年很是看得起，评工给最高分十一分。后来调我班去“剥离”，我由于先天不足加之生活过分节俭营养跟不上，体力日渐不支，常感觉全身发软，“纸老虎”面目暴露无遗。后来因乱开激怒了赵眼，处境就更惨了。
“剥离”这一工种顾名思义就是把山表面的土层剥去，使下面的矿石裸露，以便于采矿班开采。那天在新工地起土“剥离”，赵班长给我们包下任务，两人一辆小车一上午推一百车土；他自己没包，修车清道干轻活。将近十一点时我们已推出八十多车，他知道后诙谐地说：“你们真能干，我还一车没推呢。”
我正干得满头大汗，脱口开了一句玩笑：
“你可图受淫（平定语，意为舒服）了。”
谁知他是个心胸狭窄的小人，我无意中的一句玩笑话捅到他的软肋，当即恼狠狠地说：“我看你是吃谁喝谁灾害谁，走着瞧吧！”
从此每天班前会上他都旁敲侧击说我干活不卖力，当月评工我就从十一分跌到八分五。后来他调回原籍长治由董林接任班长，我的工分始终在全班最低，而且和别人差距很大。直到左权老乡高三科来当副班长才给我慢慢加分，最高也就到九分五。
这一年全国进行第二次工资改革，谁该调谁不能调全由班长会讨论决定，然后经车间、矿领导逐级审查批准，班长会无异于调资的最高权力机构，掌握着每个人的经济命运。结果别的二级工全部晋升三级，只有我仍维持二级，这当然不能抹杀赵班长的作用。
我对此不服找到已车间（后改称白羊墅采区）萧军主任理论，问他为什么别人都升了级独不给我升，他直截了当告诉我：“因为你劳力不强。”车间主任怎么知道我劳力不强，我劳力不强是“先天性”的，如果以此为由不能晋级，那么我一辈子只能永远当二级工了？我这样问萧主任，他说就是永远不能升级。我非常气愤，写信向矿党委申诉，萧主任受到王书记严厉批评，并把我的申诉信给他看。当时我住在小河村人称“花园”的一座旧式庄院，据说是解放前一个富商的别墅，坐落在高高的半山腰；解放后没收充公，成为村集体财产，后被铝矿买下作为集体宿舍。“花园”里住着三四个工人，冬天车间发放烤火炭，每人一车，由车间雇用河北苦力从邻近泊里煤矿拉来，卸到山下，然后由自己往宿舍挑。那天河北车工问我要几车，我报了三车，连那两人的一并报了。没想到当天下班他们没去担炭，晚上被村民偷走了。萧军知道后找我谈话，把我狠训一通，还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那封上告信说：“你没调上资就把我告到矿党委，这次丢失煤炭造成的损失由你负责，下月从你的工资里扣回。”我知道是自己的错，内塔抓住把柄，无话可说，认罚了。
可过后他却没有扣，这个耿直的山东大汉没有对我实行报复，和邹瑜、赵眼相比，他显得那样豁达，那样容人。他由于太耿直，文**革初期不满赤卫队到处抓人送人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我一样跟班组劳动一段时间才得到解放。那时我被赤卫队赶回原籍刚平反上了班，他对我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哪，比你的问题严重的多！”
我的工资当然无法弥补，直到一年后中央下文件纠偏，按工龄和级别补调，我才照框框套成三级，每月四十二元五角。
铝矿离化工厂并不太远，但我很少去找同学玩，总觉得低人一等；而且每去一次都会触景生情，招致无穷伤感。尤其在我曾生活一年多、中秋节同学聚会的501楼，内心会发出悲凉的呼喊。一块分来的同学们转正的转正，提干的提干，有的当了技术员，有的提拔为车间主任、科长。他们全都结了婚，包民嫁了安全科长，刘兰是厂办中学教师；朴意在资料室搞翻译，一度借调到部里，曾准备出国考查，几年前那封告状信扯了他后腿，又被拉回厂里；也有人如付蓉、周斌结婚后调走了。只有我被那轻巧的“不适宜”三字断送了一生前程，白读几年书，学得文化知识用不上，只能当个四肢并不发达的壮工，每天与大石头为伍。
站在501的阳台上举目四望，物是人非的场景，和别人的巨大落差，件件事物都会深深把我刺痛，使我心碎。我又在心的深出唱起那首《和泪歌》：月儿弯弯照九州，人家欢乐我自愁；
人家幸福终身伴，我饮苦酒无尽头。
从被送劳教之日起我就与文化科学绝缘了，一断二十年，笔不会拿，大恼生了锈，变成一块朽木，每天只知道吃饭、干活。
我也曾力图改变境遇与命运抗争，求亲访友，登门拜官，希望能调个力所能及的工作，甚至也想“英雄有用武之地”。但在那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那份尺把厚的历史档案就像囚徒脚上的铁链把我牢牢拴住，哪也去不了。一切努力注定是到处碰壁，即使有好心人想帮你一把，也只能告之以“爱莫能助”。那本厚厚的档案像魔鬼一样时刻跟在我身后形影不离，里面记录着一段耻辱的经历，承载着我苦不堪言的家庭出身，谁还敢出面帮忙，谁不怕沾上臭味，以致在无情的政治运动中引火烧身。
有一次矿里要组建一个制药车间生产硝铵炸药，供矿山爆破用。这个工种与我学的专业接近，而矿里又缺少这方面的技术人才。我主动向新调来的副矿长杨武谈了自己的情况，包括受过处分和甄别的过程，表示愿贡献自己一点才智。杨矿长是主管生产的，他当场应允，但说须经矿党委研究决定。我抱着很大的希望等待，买来有关炸药生产的书籍阅读，准备“走马上任”，等来的却仍然是失望，杨矿长的提案在常委扩大会上被否决了。他向我解释说：“就我本人来说，绝不相信你会去搞破坏，但保卫科不同意我也不能硬坚持，假如出点不测之事就很难说清，对你我都将不利。”
跑遍全市毫无结果，没有一个单位也没有一个人敢大胆接收，我就像一只刺猬，人们躲之犹恐不及，谁都怕被刺伤。为此我大伤脑筋，经反复思考得出一个结论：致我于绝境、使我永无出头之日的万劫之源就是该死的“地主”出身。但我家绝不是真正的地主，那是土改错斗造成的，是我禁不住同学批斗自己改报的。绝不能让这沉重的包袱把我压死，我要向组织反映情况请求调查，弄个水落石出，还我以清白。
真是：
卧薪尝胆盼家园，魔影缠身染清白；
若非吃尽苦中苦，岂知日后甜上甜。
三无稽成分
然而要弄清成分谈何容易！它注定要像我一样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
我尽自己所知把土改前后的家庭情况向党委政治处组织科写了份详细材料，又多次找党委程书记谈。我认为土改前我家虽曾出租土地，但那是因家里无劳力没人耕种，假如我弟兄俩都已长大成人，那四五十亩山地何须出；即使出租也不是靠地租剥削生活，而是靠父亲的薪金维持。后来父亲先失业后出走，中断了经济供給，母子们便陷入极度贫困中，不论生活水平还是财产状况连一般中农都赶不上，怎够得上地主。我上次在侯家庄曾和社员们谈起过我家的成分，不论干部还是一般社员，比如根金大叔和赵珍元，他们都说顶多够中农。赵献江定的是中农，他除耕种着三四十亩土地还养着二三百羊和两三头牛，而我家牲畜农具一概没有。
经我再三恳求，终于感动党委，决定让组织部派人到原籍调查。但我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想组织详细说明土改时我家在陈家垣，导致去的人既没有到侯家庄，当然就不会向最知情的根金大叔和任二他们了解情况，也没有去土改时管辖陈家垣的大编村下车。而去了履历表填报的原籍板坡村，找到村支书曹雁调查。曹土改时并不在板坡，他不了解情况；陈家垣从未归板坡管辖，不可能查到我家的成分。偏偏这位书记又主观的很，不向调查人说清原委，荐他到别村去了解情况，而是凭主观臆断妄下结论，说“不是地主也够富农”。呜呼，真是命运多舛，富农和地主几乎等同，都属“黑五类”，都是专政对像。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等来的一次调查并未给我洗清污秽。
文**革初期我又被迁送回村。次年批刘少奇的“反动路线”，矿党委瘫痪，造反派成立了监委会。我去搞平反，在回原籍办理粮户关系时再次要求带介绍信让当地政府协助我调查家庭成分，监委负责人老工人梁科给我开出介绍信并盖上党委公章。回到当地公社直接把介绍信转到下车村，我找到村支书任金，据他说土改时因父亲“逃跑”，没有划成分，是以他“投敌”论处按反革命家属清算的，遂出具了“土改成分未定”的证明。真乃荒诞之极，看来我一生注定要被荒唐所误：本人荒唐，时代荒唐，所遇之人之事无不荒唐！父亲分明在外教书，怎能凭主观臆断就说成投敌！
这“成分未定”又能说明什么问题，仍然是模棱两可，会给人以可乘之机。他们会说：“既然清算，定是地主”，如果能附一份土改时财产状况的详尽材料，或许能为我的辩白“助一臂之力”。我想到当年的“佃户”根金大叔，办好户口迁移证后再次去见他，恰逢他卧病在床。我向他详细询问了我家的土地数量和收租情况，写成材料念给他听罢，要求他盖章，他推说章丢了，不愿给盖，不知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