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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许挑动群众斗群众”，既然他们大张旗鼓宣传《十六条》，也许不会再搞遣送了。
回到矿部已近傍晚，程书记（当时他还没被打倒，当着矿文**革主任）走过来讪笑着说：“不要哭嘛，没事的。”然后对李文说，“你送他回去吃点饭。”
吃过晚饭正准备睡觉，李文又走来说：“走吧，咱们开会去，向群众做个检查就没事了。”
会场设在青岩底食堂，饭厅里已经挤满人，李文在人群中间放个凳子让我坐下。武装部长赵福宣布开会，他对我说：“这几天群众给你贴出不少大字报，你看过没有？”
我说看到了。他又问：“都提的什么问题？”
我说：“一是地主成分，二是化工厂受过处分，再就是偷听敌台。”
“好，你就一个一个向群众交代清楚，党的政策想必你是知道的。”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对，你愿从宽还是从严？”
“愿从宽，可那些问题都不符合事实。”
“怎么不符合事实？”
“关于家庭成分是我读中学时不懂事，自作主张填报的，实际根本够不上，我家只有四十多亩地，收三石租……”
立刻有人打断我的话：“我不信四十多亩地只收三石租。”
“我也不清楚，好象是减租减息，反正就那么多。”
“你家几口人？”
“那时家里有五口人。”
“那么三石租能养活五口人？”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没粮吃，常是野菜充饥。”
有人喊：“不老实，一派胡言。”
又有人问：“土改时你家有没有被斗？”
“被清算过。”
“既然清算就是地主无疑，”赵福下结论了，“你谈下一个问题。”
“五八年我在化工厂受过处分，但六二年已全部平反。”
“谁给你平的反？”赵福问。
“化工厂党委。”
“拿证据来！”这个因男女关系在南庄煤矿臭名昭著从矿长位置被贬到铝矿当武装部长的色狼竟又耍起流氓手段。那封平反信在我去交涉复职时已被收去。
我说：“档案里有结论。”
他转对群众说：“我看过他的档案，虽然平反但事实存在。”
好一个“事实存在”，就是那些断章取义恣意歪曲的事实吗？我悔恨当初为什么不要求逐条甄别（其实，即便提出要求人家也不一定照办，不可能把一张张大字报原文全部翻印出来。）现在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面对这个无赖我有口难辩。
“你为什么收听敌台？”又一个问题提出来。
“根本没有的事，那天收音机并没有修好，任何台都收不到，你们可以问李东。”
李东不在场，甄昌却来了。他说：“那天早晨我从水泵房路过，分明听见你们正收听敌台嘛。”
“你听见敌台说什么了，”我反问他，“为什么不即时制止，要等到现在？”
甄昌被问得理屈词穷，脸上露出嘲弄的讪笑，好一阵才张口结舌地说：“听不懂，只听里面哇啦哇啦乱响，准是外国台。”
“听不懂就是外国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有外语广播嘛。”
他做贼心虚，被我驳得下不了台。赵福见状想草草收场，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开会的目的本不为澄清事实，只是为了把你搞“臭”；任何事实都用不着澄清，不过走走过场而已。
“你今天的态度极不老实，”他说，“回去好好想想写出检查。现在散会。”
回到车间办公室，李文煞有介事找来纸笔；我以为真让写检查，面对白纸久久出神，内心烦乱一个字写不出来。过一阵赵福进来把李文叫出去，只听他在走廊里急促地说：“还不快走，再拖就误车啦。”接着李文返回屋说：“别写啦，回去睡吧。”
宿舍里早有人清点好我的物品，门旁竖着两个大牌子。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一切都是预设的骗局，最终目的还是要把我遣送回乡。
我连夜被两个赤卫队员押往火车站。
天上一轮弯月冷漠地俯视着人间，月儿啊，你若有情，可知这：月儿弯弯照九州，有人狞笑有人愁；
有人露出豺狼性，有人低下绵羊头。
21。第二十一章 突遭劫难 （二）
第二十一章突遭劫难（二）
三父子罹难
列车狂吼着在无边的黑暗中奔跑，像草原上的猛兽夜里驮着受伤的羔羊。我又一次失去自由，直挺挺站在车厢过道，整个身子被两块耻辱牌牢牢夹持着；两个赤卫队员严密看守，犹如猎人将射落的翠鸟囚入铁笼，绝无逃生的希望。没有眼泪，只有悲伤。
眼泪和悲伤本是一对双胞胎，但突如其来的深沉的悲伤会使泪道阻塞，窒息了泪水。此刻我正处于极度悲伤中，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不愿再看这世界，这世界已不属于我，只属于那些疯狂的人们，让它毁灭吧！
此时的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再见不到莉花了，一对鸳鸯将被无情打散，几年来享受爱情、建立家庭的愿望又一次破灭。我将再次孤零零回到农村，没有工资收入（哪怕只有可怜巴巴的四十二块五毛钱），失去生活来源；没有报纸看，终年不洗一次澡，夜晚没有电灯，只能伴着寒窑，伴着孤灯在这鬼魅世界度过残生；更令人生畏的是，没有人相伴，没有人怜悯，只有人们蔑视、嘲弄的眼光和任谁都可以欺侮的现实。我无法解释，为什么灾难总在我即将得到爱的温馨时突然降临，五八年如此，这次又是如此，难道是上帝的惩罚，或许就是所谓命运？
人一生会做许许多多的梦，有时是甜蜜的美梦，但更多的是可怕的恶梦，那些梦到后来多半会被忘却。最容易忘却的往往是美好的梦，恶梦则会顽固地在脑海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每每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它们便会走来百般折磨你，使你不堪忍受。这时候即使美梦也会变成刽子手残忍地向你的心脏捅上一刀，此刻莉花的音容笑貌正欲把我的心铰碎。
我像一截削掉枝叶的树桩，直挺挺站在车厢正中。
“这边有个空座，你坐下歇歇吧。”那个年轻的押送公人说，我又被召回到现实世界。但刚一落座就听到一声野兽般的怒吼：“起来，这是人民的列车，哪有你坐的权利！”我只得站起来，让野兽去坐。
太原下车后两个公人接受车上的教训把我的牌子摘下来装入行李卷，因为所有公共汽车都被造反派贴了“人民请上车，黑七类滚蛋”的告示，戴着耻辱牌上不了车。
两个押送公人一老一少，人性——恕我冒昧，那个时代是不许讲人性的，只能讲阶级性，刘少奇在《论**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提到人性，现正受到严厉批判，说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倒还温和善良。他们是执行公务，也一夜未睡，十分困乏，一到旅店倒头便睡。
年轻的那位半开玩笑对我说：“你可别跑啊。”
我说：“放心，我不给你们添麻烦。”
“你跑也跑不了，一个电话公安局就把你抓回来。”年长的说，不一会便鼾声雷动。
我双眼紧盯着他枕下那个公文包，那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档案，包括化工厂的和最近网罗的所有黑材料，那是我一生的奇耻大辱。它像幽灵似的时刻缠着我不放，又像太阳下的人影，我走到哪里它紧随到哪里，我的苦难就永无尽头。只有把它消灭我才能得到解脱！人不知鬼不觉把它从枕下抽出，到僻静处付之一炬，完全办得到！那时我将获得彻底解放，永无后患！
机会难得！
我跳将起来。但旋即又颓然跌坐在床上，不忍让这两个无辜的公人代我受过；再说那些红字号英雄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给我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投进监狱。
可是这样回去有何面目见家乡父老，又将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苟且偷生。那年解除劳教返乡，在人们眼里还属正常的精减下放，虽然看到我穷愁潦倒，政治上却不受歧视。十二年后在化工厂闹平反遇到难友李庆时他说：“我在村里一点也不‘黑’。”我相信，因他从劳教队返乡后就再没出来工作；假如我平反后不回铝矿上班，一直呆在村里也许能免遭此难，可现在身戴双枷又有幽灵缠身还能在人前抬得起头吗？！
跑吧，趁机逃脱樊笼，跑到天涯海角也许能有一片自由天地。
“你跑不了，一个电话马上把你抓回来。”是的，现在与八年前不同，没有一个角落是干净的自由天地。“左”的幽灵已渗透到国家的每一个毛孔，到处都在遣送“黑七类”，跑到那里也逃不脱它们的魔掌。现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任人宰割！
县公安局在北街一所破旧的民房设置了临时“黑七类”收容站，由治安股万明坐阵审理发落。屋里屋外堆满挂牌子的“黑七类”，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干部工人医生教师、教授科学家一应俱全，有的是孤身一人，有的是举家送回。万明一一审查登记然后把他们发配到最穷最偏僻的山村。
我斜靠在土炕边，等久了为消愁解闷点燃一支烟，刚抽几口，万明抬头看见，随即大声命令：“站起来，把烟掐灭！你这个家伙‘狗头狗脑’（当时对被斗人员的流行称谓，还有一句是‘砸烂你的狗头’）还满不在乎，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无声地把烟掐灭。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回来？”
我一一回答。
“家庭什么成分？”
我不愿重复那两个违心的字眼，就说：“档案里写着的。”
万明气炸了：“我不知道档案里有，还要你指教？再不老实小心你的狗头！”
随后我就一直沉默不语，他只好照抄公文，抄完接着问：“你是哪个村的？”
这次我开口了：“原籍东湾村，六二年迁到侯家庄。”
在我的印像里侯家庄的人宽厚淳朴，上次在那儿住了一年他们对我很好。我不想回东湾，愿去侯家庄。
“那好，你就去侯家庄。记住，要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好好劳动改造。”
这天县城正开万人大会，听地区学毛著积极分子作报告，各村干部群众来了不少人。但不久这个“积极分子”就被打成“黑地委一手培植的黑干将”拉下马，从此销声匿迹了。
万明派人到会场找来侯家庄大队的几个人，有新任书记王锁，还有根金大叔和几个年轻村民。我要求把行李寄放到亲戚家，两个押送公人从城里转游回来又带我上了路，他们要求我把牌子戴上，怕被群众兴师问罪。我不戴，年老的说：“委屈点戴上吧，这一路还不够你便宜。”把耻辱牌强套在我脖子上。
这家亲戚是父亲头房妻游氏的娘家，也就是我的续外婆家，原住县城二郎庙旁，日本人炸毁后姥姥到回北泉沟娘家，舅舅一家解放后跟随女儿女婿去了太原，六二年压缩人口又返回县城临时租房住。
侯家庄的人来到后两个公人交割完公务回矿复命去了。天色已晚，我未及与外婆大妗细述情由便匆匆上路。果不出押送者所料，刚出院门就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喊道：“怎么不给戴上牌子。”
那个时代人人都具有很高的“阶级斗争觉悟”，谁一旦被搞“黑”搞“臭”，任何素不相识的人都可随便加以凌辱、嘲弄。
我又住进赵献江那眼黑土窑，不同的是院里有了邻居——西周村的禹尧一家，属于“六二压”人员，丈夫从公安局精简下来，妻子娘家在县城不愿回周村，于是就来这里落了户；村里还有一家“六二压”，男方名叫王金魁，是平定人，因娶了常家会村李金忠的养女，夫妻双双从阳泉压缩回来。后来王金魁因盗窃队里的粮仓被喂牛工发现顿起杀心，犯下命案被政府正法。
事情竟如此巧合，两次回来时间都在深秋九月，我仍然一无所有、顾影自怜，只比上次多了一只木箱。不断的打击使我几乎与“宿命论”结缘，心想也许我命犯一个“二”字：二次回到东湾，二次进了龚家，二次返回阳泉，现在又二次来到侯家庄，并且二次住进赵献江的黑土窑。那么还能不能二次返回铝矿呢，我觉得毫无希望。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反右”那时整人虽很随意，但还须经党委批准，现在群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都是群众说了算。那些蓄意制造冤案的赵福之流，既然能任意混淆是非强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不择手段迫害我，他们就绝不会轻易认错给我平反。毛泽东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党就最讲认真”，我坚信**党最讲认真，最讲实事求是，只有党才能给我做出正确的结论，给我平反昭雪。可现在党本身也自顾不暇乱了阵脚，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无一例外都受到冲击无法办公，我寄希望于党的幻想已彻底破灭。
人总是为希望而活着，当一切希望彻底破灭时，死亡就是唯一的选择了。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早已死亡。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捱到明年春暖花开，去南方遥远的大海边，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在无知无觉中把这没有尊严的生命交付给涛涛海浪……
我在山野边放牛边唱着悲歌，诅咒命运，寄托对花妮的思念。
我向她发出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