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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一个朋友柴宗同行。柴原是化工厂厂部一名“小鬼”，五八年因“挪用公款”（据说是修马蹄表的钱，也就是十几块吧）被送劳教，释放后在阳泉建筑公司当工人。有一次我俩在太原街头邂逅相遇，谈起往事同“病”相怜，遂开始交往，这次我邀他一同赴京他欣然答应。
中央**接待站设在东长安街故宫东侧，全名叫《中*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革命联合接待站》。在接待站华北组，我假冒石家庄五中的“教师”王平，柴宗则充当“五中红旗”的学生代表。我们向接待员——一位解放军军官——介绍了学校两派组织对待父亲平反的态度，谈到父亲的历史问题和他们遣送的依据，并出示了有关证明（成分证明和历史证明，都是我通过板坡村文**革主任药邻开出），要求中央支持“红旗”组织给田老师平反。接待员听罢我们的陈述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如果属实田老师肯定应予平反，但不能操之过急，要做好对方组织的思想工作，争取协商一致办理。”我说：“可是他已被赶出学校流落街头，生活无着，回村又没有住房，因此大队才出具证明支持他平反。这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正因为对方坚持己见无法取得一致我们才上访。请你们写个意见，他们相信中央，这样才容易取得一致意见。”我坚持要带中央信件，接待员终于答应给石家庄市公安局遣返办公室去信。他写道：兹有你市“五中红旗”王平柴宗二同志前来反映田复生老师的遣返事宜，据他们所谈情况和所带证明材料，他既不是逃亡地主也不是历史反革命，中央认为应予平反，建议你们给予办理户口。
这次上访非常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我心里十分高兴。回到石市立即去找王平，连夜写好给公安局的平反材料和给原籍的平反信件，盖了学校公章，第二天一同去遣返办交涉。工作人员说要等几天，经领导研究后才能签发准迁证。我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好消息了，遂把所有事项委托给王平办理，返回阳泉上班。
不料风云突变，另一派组织知道后登报声明“五中红旗一小撮坏头头抢章夺权，原五中校章宣布作废”，公安局拒签准迁证，一番辛苦奔波，反给我带来一宗“替父翻案”的弥天大罪。
正是：
亲人遭难心不忍，枉费心机事不成；
一旦狂风卷土来，又是无端罪一宗。
当我再去王平家取平反材料时，“五中红旗”已随着“狂人公社”的瓦解被迫解散，王平躲避追捕逃往外地。前不久石家庄的两大派组织在中央打官司，陈伯达一句“狂人公社是反革命组织”判了它死刑，立即土崩瓦解，头头们东逃西散躲避抓捕。后来一直没有王平的消息，吉凶难料。
五中军管后我从王家拿到那些证明信件去和“支左”部队交涉，王连长说：“要相信党的政策，以后形势稳定一切问题都会妥善解决。”他要我把材料留下，一旦上边有指示就研究解决。我替父平反心切，不顾冒名上访会授人把柄之虞，把全部材料留在学校。
后来我又两次赴京上访，因没有介绍信未被接待，两次都绕道天津找过陈英。第一次正逢她被另一派追捕（大约她是某派组织的头头）逃回北京，没能见着。第二次坐夜车，天明来到日纬路44号大杂院，在21号门前立定敲门，陈英睡眼惺忪开门探出头问道：“你找谁？”我说：“就找你。”
她没认出我，警觉地问：“找我有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专程来看你。”
她终于认出来了，惊呼道：“哟，是田生玉，快进屋吧。”又回头对屋里喊道：“爸，你看谁来啦。”
陈老师夫妇在这场动乱中也受到冲击，后来刘芳惨遭迫害致死。那时受迫害的人见面都羞于启齿，唯恐别人耻笑；陈老师没有提他和刘老师的境况，只说闲暇无事来看望女儿，并告诉我安华在四川綦江县一个煤矿。我回阳泉后立刻就给他写信，他来信说也正被对方组织抓捕，逃亡在外。陈老师问起我父亲，我也只说退休回家了，不愿直陈实情；其实双方都心照不宣，只是竭力避免触及那个问题，免得大家都不愉快。
寒暄过后陈英要去上班，让她爸陪我上街吃早点，我推说已吃过饭，要去找一位亲戚而离去。陈老师一定要我中午回来吃饭，我上街给陈英六岁的儿子买了些糖果食品，回去草草吃过午饭就告辞。我来的目的是要偿还欠她的人情债——那年回乡资助的钱和粮票；我知道给钱她一定不收，给孩子买成礼物以了心愿。虽然她早宣布和我断交，我却又作一次不速之客突然造访，不知她作何感想。只见她小腹隆起又将有第二个婴儿出世；看她言谈举动与前判若两人，已是一位老练的少妇，说话不冷不热，以往的温情似已抛却九霄云外外；分别时再没有热烈的语言，更没有热情的握手。热情也好，温情也罢，已专注到一个人身上，成为典型的贤妻良母，这就是女人的归宿！
正是：
亲情难断孝须存，舍命奔波事不成；
妖妇兴风爹反目，好汉难禁枕边风。
七前世姻缘
父亲来信说，村里给批了宅基地，要我回去商议盖房之事；再有关于我的婚事，有个姓吴的闺女有意嫁我，年方二十岁，相貌也不错，可回去与她见面。我想既然父亲不能平反，在村里盖几间房也算安了家，娶个农村媳妇再不用发愁没房住。我已到而立之年，除此别无选择，因此心中不胜欢喜，遂带了二百多元钱回去。
到家后方知那个吴姓闺女正是游氏姨母之女，连家庄有名财主游金鏊的外甥女，泥河掌人名叫艳香。她的身世也很奇特，土改时他家定为富农，家产全被“清算，除一眼破窑和简单的灶具，真的是家徒四壁。她出生后本家邻里齐集窑洞祝贺，却见一领破席上只有一小堆烂套花并无婴儿，在众人惊奇的眼光和一再追诘下，他娘掀开套花她才露出真容。她三岁时出一次麻疹，高烧不退，已昏迷不醒，多方求治毫无转机；眼见没气了，他娘一把把她推到窗脚不管，单等他爹地里回来抛尸。她姥姥狠狠心，反正是死，索性拿人们常用的偏方试试；于是熬了一锅米糠水，待凉后把她放进盆内全身上下擦洗一遍，然后放炕上盖两层破被。奇迹出现了，一个时辰后听得被子里有微弱的呻吟声，被子也微微在动；揭开一角看，疹子出来了，随后慢慢睁开眼，孩子活了！
艳香十七岁那年又得一场大病，因饥饿吃了本家嫂子一碗水煮干菜——小菜根，不久肚疼难忍，家人送到县医院，一时查不出病因，正要透视，又突然停电；她疼得在病床上直打滚，喊叫声惊动全院医生护士和病友，都围拢来看；医生判断是肠梗阻，决定开刀探查，刚进手术室来了电，经透视确定不是肠梗阻。后经中医调理，二十多天方才治愈，这些故事我当然是结婚后才知道，后来她又几次与鬼门关擦肩而过，也可谓九死一生。
这门亲事由游家大妗做媒，我心中甚是欢喜。此前吴艳香先要跟一个大同民工结婚，在民政局恰遇大妗，大妗问她：“你跟了人家将来他调回大同你能不能跟人家回去？如若回去大同那么远你就舍得离开你娘？”说的她没了主意，先是不吭声，最后说了句“不回去”，婚就没结成。随后大妗就给我提，她娘也愿意，她家成分也高，不嫌我家成分不好，且对我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也算是“门当户对”吧。这“门当户对”的话只能现在说，若在当时说同样会受到批判。我的同学王忠出身地主家庭，找个媳妇也是地主出身，因闲谈中说了句“我俩是门当户对”而受到大字报围攻，说他夫妻是“臭味相投，狼狈为奸”。
在此之前有农村姑娘愿加嫁我而我不敢娶，运动初期那次被遣送回村后农村闺女都不敢跟我了。曾有人给我介绍过好几个，初见面都很愿意，过后一打听知道我曾被遣送回来立即就改口了，都怕本想嫁个工人享福结果再送回来当农民，丢人败兴，还不如彻根嫁个农民。
我和艳香第一次在大妗家见面。她身材高挑，将近一米七的样子，圆脸形黑眼睛，不是十分漂亮但绝不丑陋；上身穿一件打补丁花格衬衫，下穿一条普通布裤，相当朴素，可见其家境贫寒。我俩就像早已认识，无拘无束地说着男婚女嫁的话；她说她只有一个哥哥，也快结婚了。谈了一阵她突然冒出一句“这次回来就要娶吗？”这句既显泼辣又率直大方的问话令我十分吃惊，接着是大喜过望，这不就表明她愿意嫁给我嘛。农村姑娘找对像原来如此痛快，全不似城市姑娘还要什么考验啦、培养感情啦，费许多周折。可这有什么不好，这种干脆利落的求偶方式实在无可厚非。
不难看出，她是个泼辣大方的姑娘，我于是反问道：“你说呢？”
“怎么能由我呢，”她说，“女孩子大了总要出嫁的，老呆在娘家也不是个常法儿；我哥快结婚了，我个性强，嫂子进门后日子长了恐闹矛盾，我还是早点离开好。不过一切还由你决定。”
我想到几次回乡的尴尬境遇，今后的命运仍难预测，我不应该欺骗这个坦率、爽直而单纯幼稚的姑娘。
我问她：“你了解我吗，你不怕跟我受苦受难？”
她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我就是可怜你，受苦受难总是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人替你分担。我要永远陪着你，和你同甘共苦，白头到老！”
她好像并不单纯，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似乎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且什么条件都不提。那时农村姑娘出嫁要求彩礼是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她不要任何彩礼就提出跟我结婚，这样坚贞，这样一见锺情、心心相印，难道是前世姻缘？
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我只把莉花退回的那身衣料送她作为定情礼，三天后就到公社登记结了婚，然后把二百元钱留给父亲盖房，又返回阳泉。
正是：
落魄不敢谈姻缘，不意痴女到身边；
前世姻缘牵一线，儿孙绕膝享天年。
24。第二十四章 突遭劫难 （五）
八认贼为友
**大革命在全国最终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每一个组织都宣称自己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革命派，攻击对方代表修正主义路线，是反革命派。中央三令五申要他们停止武斗实现联合，各派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大联合谈何容易！他们各自都有后台，各自都有自己的权欲，争权夺利争战不止。在武斗中双方都有伤亡，我矿临县工人傅四小被打断腰椎不治而亡，另一个年轻人被长枪扎破肚子，肠肚都流出来，他硬是塞进去捂着肚子跑到医院得以保命，堪称*革英雄。伴随武斗不断升级各厂矿的生产几乎陷入停顿，偌大的铝矾土矿非但不能上交国家利润，就连内部开销也难以为继，据说情况最遭时银行存款只有七毛钱。
我参加的“红总站”是支持“大寨红旗”，支持陈永贵的。“大寨红旗”由周总理亲自树立，陈永贵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的口号是：谁反对“大寨红旗”谁就是反革命，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那时的陈永贵已红的发紫，当上了昔阳县革委主任、晋中地区革委副主任，山西省革委常委。我们认为自己一派最革命，必胜无疑，把“指挥部”打败后单方成立了矿革命委员会，车间成立了革命领导小组，由原经营科长柳完任组长，谢光任副组长，我是一名宣传员，负责写个材料什么的，开会时带领大家学毛主席语录。
“指挥部”的队伍大多是煤矿工人，因武斗工人都逃跑回家，阳泉煤矿陷于停产状态。两派在中央打官司，中央为保煤炭生产转而支持“指挥部”，“总站”输的一败涂地。“指挥部”开始反夺权，一阵摧枯拉朽后“总站”被彻底摧垮。形势一下子翻了个儿，变成“总站”的人大批逃亡，“指挥部”乘胜反击抓“坏头头”。
我因受命整理过“指挥部”一个小头头王成的材料，这天在青岩底楼前受到王成和他手下的人围攻，逼我交出整他的“黑材料”。我说已上交“总站”头头，几个人拳打脚踢，逼我交代干过几次打砸抢，我本来没干过如何能说。正在难解难分，他们另一个头头张安出面把王成劝退，给我解了围。
我结婚返回铝矿后形势已发生逆转，以“指挥部”为首实现了“大联合”，包括两派主要头头和武装部长赵福。按中央指示精神“大联合”必须有解放军参加，厂矿就由武装部代表解放军，当时称“三结合”。在联合过程中由两派各自提出不联合对像，包括“坏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