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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曾反思过，假如我不参加文化革命，不介入派性，是不是就不会再受迫害，答案是非也。我矿有四个摘帽右派，他们都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甘当中间派，其中有两人在“清队”运动中没有被揪。梁桂原是阳泉法院的审判员，头脑特别清醒，他常说：“我深知自己抵抗力差，要时刻提防感冒。”言下之意是他清楚自己历史有污点，因此时刻小心不让别人揪住辫子。但另外两个还是被揪了，其中就有从化工厂调来的沈毅，不知他哪方面不小心被揪了辫子，那时要揪一个人的辫子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沈毅自五七年打成右派与陈静分手后一直独身，摘帽后也不结婚；他的“理论”是，结婚难免要生子，按照“老鼠养儿会打洞”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原理，自己已然被搞黑，生下后代也难以在社会上立脚，无异于造孽，不如不生。落实政策右派改正后他调矿中学教书，娶了个二婚的小学教师，那女人带着前夫留下的两个闺女，有意再给他生个儿子，但他坚决不要，把那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孩当亲闺女抚养，直至大学毕业。
大联合后各造反派组织自行解散，成立了“矿革委”“矿工代会”。两“会”的干部就从两派的“头头”中提拔，叫做“突击提干”，实权当然掌握在“指挥部”的人手里，不是党员的就“突击入党”。“总站”的人只能当个副手，还须是彻里彻外透明红的纯无产者，若被抓到些许“瑕疵”，就是坏头头，不但不能联合，还要被揪斗。“总站”一个大头目乐伍还判刑住了监，弄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一九六八年“八一”建军节全矿职工都去市体育场开会庆祝，车间工代会负责人杨平通知我不要去开会，下午两点需到红土坡工地接任培的班，值班护场。任培也是原“总站”一名宣传员，我俩在劳教队就认识。我心里明白，护场不过是个借口，实质是剥夺你的公民权。我心里不服仍旧进了城，在市里逛了一上午，喝了点酒误了接送车，步行回矿走到红土坡已是下午三点。走进工人休息室见任培坐在桌子上背靠墙打盹，就说：“老任你还没走？”他满脸不高兴地说：“你不来我怎走，你干什么去了？”
“进城误了车。”我说。
这时我满腹牢骚无处诉说，借着酒劲儿对这位自认为的难友打开了话匣子：“老杨你说为啥别人都去开会却叫咱们看场？”
他装模作样地说：“看场也是任务嘛，不单是咱俩，别的工地也派了人。”
“那你说咱们为什么不能参加大联合，依我看这次“指挥部”回来像咱们这样的人迟早都要挨整。”
“你不要乱说，这样说没有好处。”不知他是善意的规劝还是自己心虚。
“怕什么，这里又没有别人。”我仍要一吐为快，“我就想不通，中央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实际上把‘总站’当‘狂派’（石家庄的‘狂人公社’）处理了，一瓦解，二摧垮，三揪斗。听说XXX被他们揪斗后跑了，我看跑了就好。前几天我已被他们围攻一次，可我是本省人，跑回去他们还会去揪；你家在河南，跑了没事。过去‘总站’掌权，他们的人纷纷跑回家，现在回来都没事；咱们的人跑回去，将来形势好转再回来也没事。”
任培说：“我不跑，咱又没干坏事。”
“他们要整你还管你干没干坏事，”我越说越起劲，毫无顾忌，“你没听说石家庄“刮台风”？凡参加过‘狂人公社’的人人过关，抓来批斗，挨打罚跪，每天向毛主席请罪。我看咱们这儿迟早也会刮台风。”
“……”他不再吭声，回到车间立即就向车间领导组长张安和工代会主任杨平作了汇报。
我又一次被“朋友”出卖。
又过月余不见有新的行动，我准备完婚；在小河村租赁一间民房，稍作布置权为新房，随即写信给艳香，让她动身来矿。
这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简称“清队”），矿里召开了“清队”动员大会。会后杨平命令我搬回宿舍，并要求下班后不能乱跑，每天反省写检查。与此同时石市五中派人调查我赴京上访的事，我冒名上访为父亲平反的事暴露了。凭着多年积累的一点政治敏感我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即刻写信给艳香，叫她暂不要来。又给父亲和大姐去信告诉他们我将“第三次受迫害”，命中注定永远不能成婚建立家庭，永远要孤身一人在狂风恶浪中搏击。每当婚事有成成家有望，总会有一场台风刮起，刮得鸡飞蛋打，把我推向无边苦海。
真是：
几番惊破鸳鸯梦，苦海无边为那般；
一片痴心终不悟，又逢人间事不安。
九群魔乱舞
我搬回宿舍后就被限制了自由，每天下班写检查。几个“总站”的头头已被揪斗，不过张安对我说：只要深刻检查就可过关，这次运动采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我对此半信半疑。
一日下班后全车间职工在楼前整队集合，先由杨平讲话。他说：“我矿的‘清队’运动形势大好，揪出一大批混在我们队伍里的阶级敌人，但是，”他话峰一转，“还有些坏人隐藏在我们中间，大家说揪不揪？”
众人齐呼：“揪出来！”
他大喊一声：“田生玉，站出来！”
早有两个青工一左一右扭住我的双臂叉了脖子推出队列，接着把大牌子挂在胸前。头被猛一压，鼻子碰到吊牌的铁丝上，鲜血染红了白纸，白纸上写着黑字：极右坏分子田生玉。
由任培宣读了他秉承张安整理的我的“罪行”材料——他因“反戈一击有功”不但免于揪斗，还成了运动积极分子。这个叛徒，这个汉奸，这个在班前读报时把“赤脚医生”解释为“不穿鞋子”的半文盲，竟也会整理“黑材料”。
真是：
一生难辩好赖人，总把恶魔当菩神；
肺腑之言一吐快，引得邪火烧洁身。
我被押着从宿舍区到矿部游街示众，双臂反拧到肩头，先是疼痛继而麻木，慢慢就不属于自己身体所有了。两个青工一个是“总站”的，一个是“指挥部”的；总站的杨白只是轻轻把胳膊背后，“指挥部”的李玉不但用劲提到颈项，还不断用拳头在后背捶击，并不断吼叫：“快走，耍什么死皮；快喊，极右分子田生玉，喊！”
25。第二十五章 突遭劫难 （六）
轮番批斗开始了。每天白天劳动晚上批斗，问题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好像永无止境。胸前挂的牌子由纸的换成了铁的，脖颈被大铁牌的铁丝勒出一道深沟；二十多斤重的铁牌挂在胸前，还要举手、弯腰、曲腿，美其名曰坐“喷气式”。据说这又是“革命群众”的一大创举，回答问题稍一迟疑，或“喷气式”姿势稍不标准（胳膊要伸直，腰要弯曲，尤其是腿，既不能伸直也不能蹲下，大小腿必须保持九十度角），臀部就会受到一阵牛皮鞋猛踢，栽倒再提起来继续坐“土飞机”。我两臀淤血青紫，走路一瘸一拐，白天还得照常劳动；从此落下个“老寒腿”，每到冬季臀部总觉冰凉难耐，穿着厚棉裤还须靠近炉子烤火，棉裤烤焦了好几条，十多年后才慢慢焐过来。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人是从鸟兽进化而来，那么在人性中就必然保留着兽性，正如雨果所说，人类中的某个人和禽兽中的某一种相类似……一切禽兽的性格都具备在人类的性格里（《悲惨世界》）。在最初的蛮荒时代，人和兽本无区别，后来产生了国家，制定出法典，在法治的制约下，才有了人类的“文明”；每逢乱世无“法”无天时，人的兽性便会大暴露，那将比狼虫虎豹更凶残。兽类的凶残是露骨的、直截了当的，它们张着血盆大口、舞动利爪直接扑向猎物；人因有发达的大脑会思维能说话，他们会想出各种办法千方百计折磨对手，坐“喷气式”就是**大革命那个特定时代人类兽性大暴露的又一例证。不同的是，兽类一般不伤害同类，而人类从奴隶社会的“酒池肉林”、黥刑醢刑到封建社会的宫刑、殉葬制度都是针对同类的。我最近看了一篇报道，南美州的土族卡奇莫人现在仍用人肉祭神，而且是用活人肉！有的部落还延续着过“食人节”的习俗，在那天几个强者联合起来就可把弱者吃掉，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弱肉强食”！
后来在我调回原籍的一段时间，为了寻求精神寄托曾想加入基督教。距我们学校五里的林里村有天主教堂，星期天我去参加教徒礼拜，一进教堂只见四面墙上挂满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图形，令我不寒而栗；看见那种场景，就联想到人类的残忍，血淋淋的残忍，我赶紧逃之夭夭，从此再不敢蹬教堂门槛。
进矿刚三年的大学生方志无法忍受非人折磨而卧轨自杀，自杀不成变为废人，比起他的悲剧来我就幸运多了。
在88*领导下的新中国，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在人类进步到二十世纪后叶的文明时代，如果说土改运动中的“斩草除根”是运动初期发生在少数地区的个别现象，那么**大革命中的戴耻辱牌坐“喷气式”就是普遍性全国性的了。有位教师说的好，解放后有两次人性大暴露：一次是土改，再一次就是**大革命，尤其后者，那是一次可怕的自相残杀！
起初我还实事求是交代问题，后来受刑不过就采取“有求必应”的办法；不是我不坚强，连彭老总都说“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我是个草民百姓，就像一只蚂蚁，被人一脚踹死也无处喊冤。凡是他们提出的问题我都一古脑承认，就连偷听敌台、敌视革命、对党有刻骨仇恨等“罪行”都一概认下。我想反正是没有活路，轻则发配农村，重则判刑入狱，要杀要剐痛快点，我实实无法忍受这非人的折磨！
然而恶魔们并不肯轻易罢休，他们以折磨对手为快事，“正如让苍蝇翻腾的蜘蛛，让鼠儿逃窜的猫儿……猛兽的牙和鸷鸟的爪都有一种凶残的肉感，那便是被困在它们掌握中的生物的那种轻微的扭动。致人死地，乐不可支（雨果《悲惨世界》”。野兽们看到面前的猎物痉挛抽搐的样子，全身每一根神经都会兴奋雀跃。
临近冬天，他们让你穿上小大衣（假惺惺地说“小心着凉”），紧挨火炉坐起“土飞机”，然后折腾得你大汗淋淋，他们在一边快活地奸笑，同时不断提出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逼讯，直到自身也疲惫不堪方才罢休。
一个突然的问题让我暗暗叫苦，大呼上当：“八月一日你对任培说过什么话？”
“……”我一时不知从哪里说起。
“你为什么煽动任培逃跑？”
“我没有扇动他逃跑，只是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
“你还不认罪，任培被你吓得胆战心惊一夜未睡，第二天来向我请罪，问是否会揪斗他。”杨平说。
一阵狂吠：“不打不招！”
一阵毒打，我已气息奄奄快要休克，只觉喉咙里直往上冒火。
“给我口水喝。”我哀求道，声音微弱。
有人正要递水过来，被杨平制止：“不要给他喝水，当心炸肺，先让他歇会儿。”
停一会儿又问：“你老实交代不？”
“老——实——交——代。”
“我问你，为什么要给反革命父亲翻案？”
“我认为父亲不是反革命，只是一般历史问题，应该平反。”
“胡说，什么平反，明明是翻案嘛。”
“是，是翻案，我有罪。”
“你为什么要私刻五中公章冒名上访？”
“我没有私刻公章，是王平给盖的章。”
“胡说，王平根本不承认给你盖过章。”
“是我去他家自己盖的。”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父亲的学生。”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就在给我父亲搞平反——不，翻案时才认识。”
“不对，你们一定早就勾结上了，老实交代吧，你们还干过那些反革命活动？”
“除了给我父亲翻——翻案，没有别的活动。”
“不老实，加刑！”又是一阵狂吠。
最后还是以我承认私刻公章结案，又问用什么材料刻的，我曾听人说萝卜能刻章，就顺口胡诌，倒也救了一急。
关于偷听敌台，光承认还不算，还要说出听到什么内容；我只得根据《参考消息》上看到的“苏修”动态杜撰些谎言搪塞，即使这样他们仍然能找到上刑的借口。
后来刑讯室由青岩底迁到小河口老爷庙，那里住着一部分临县籍新工人，去年才招进来，他们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