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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污蔑压制我，自然是一呼百应，把我的工分定为八分五。
倒欠口粮款犹可，问题是我还有外债。盖房欠的木匠工钱人家多次催要我没钱支付；家里没有买盐钱，我把山药（土豆）挑去卖掉，为此夫妻俩又起争执；那时山药也顶口粮，又圆又大的山药妻要留着吃，我偏拣大的卖，我怕小的不好卖。
更令人发愁的是，眼看年节临近，这个年能否过得去还未可知。虽然俗语说“难过的日子好过的年”，事实上恐怕还是年难过，杨白老不就没能过得去年吗？
父亲已经平反，既然我的罪过是为父亲“翻案”，现在他的案政府已经给翻了，我是否也应该平反？难道铝矿那些“总指”的头头赵福、亓隐之流就永远掌权？难道中央就不对“清队”中的冤案进行甄别？我决定去省城上访。
在省府接待站我把父亲和我的情况向接待员作了详细介绍，他说：“既然你父亲的问题已经平反，相信你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你的材料我们会转到当地政府，你回去等消息吧。”
听了他的话我好像在暗夜中看到了曙光，心中升起一线希望，感到全身轻松，一扫往日的愁容。
一天夜里，艳香梦见两匹大红马向我家飞奔而来，我则梦到东边的柴棚失了火，火光映红半边天；夫妻俩睡不着，在漆黑的夜里喁喁而语，猜测梦兆，俗语道“火烧财门开”，又道“牛是亲人马是信”，此也许是时来运转的先兆？
果不然，第二天就有两个铝矿的公差直奔我家，向我传达党中央关于落实政策的指示以及铝矿再次给我平反的决定，征求我对平反后工作安置的意见，我坚决要求回矿上班。
不久铝矿第二次派人带着户口准迁证来接我回矿工作。他们还有个任务是调查我返乡四年的劳动收入，以便补发工资时扣除。因历年的分红账簿在大队会计那儿，他们只从小队会计田明那儿查到我当年的积累工，其余三年的账要我自己去大队开证明，说他们进城有别的公务；也可能是想在城里逛逛，我管不了那么多，只能受命去大队替他们完成任务。这样就给了我伸缩的余地，我完全可以借机讨巧，何乐而不为？我却没那胆量。
我去药邻家时他正吃晚饭，因下年度要换会计他准备交接，已把历年的账本捆扎封存，不愿再费时翻找，就说：“你自己写好我给盖个章就行。”
我说：“怕不合适吧？”
他说：“有什么不合适，每年做多少工你自己很清楚，工分值更无大出入，每年总是七八毛钱，算一下就行嘛。”
这本来是个机会，我可以少报点，补发工资时就少扣些。但我太胆小，唯恐回去人家说这几年在村里没好好劳动，不接受改造，将来再整黑材料。我已在无休止的运动中“三落三起”，几次蒙冤使我时刻胆战心惊，很知道“虽然平反但事实存在”有何等可怕。现在虽然第三次平反，保不准还会有第四次第五次，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就是不断搞运动，而且要“主动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因此每次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我这样的“免疫力低下”者。即使平反上班后我仍然心存余悸，一听说车间开大会就全身战栗，唯恐又在某个地方不慎被他们抓到把柄，直到宣布是生产会一颗心才跌到肚里。
我如实填报了四年的劳动收入，就连第一年一元钱的高工值也没敢隐瞒，补发工资时扣掉八百多元。后来听说那个当初被视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彭举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报，四年工资照发；调查人问他为啥回村没参加劳动，他说：“你们冤枉老子，老子每天上访告状，哪有时间参加劳动。”他这种态度居然也没受任何惩罚。
一九七三年金秋十月我又回到铝矾土矿，在人事科等待分配工作。这时赵福已经煤气中毒下了阴朝地府，亓隐也因有历史问题下了马。我的工作由保卫科长吕周安排；他见了我没说一句安抚的话，只冷冷说句“你还回白羊墅上班吧”扭头走了。那种盛气凌人的语气立即使我全身冰凉，意识到他对我的平反另有看法，言外之意是：你虽然平反，但仍和别人不一样，你是站在敌我矛盾的边沿，矛盾随时都可能转化；你必须处处小心，老老实实，不然预后很难设想……
我去白采区报到，那个曾经坐阵指挥对我进行毒打的张安已升为车间书记，他更露骨地说：“你虽平反，仍须接受教训，平反不等于一笔勾消，完事大吉，你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是的，虽然平反，但政治氛围没有改变，紧箍咒依旧在头上戴着，那些政治狂奴随时都会念起咒语，叫你痛不欲生。
我的工作仍然是面对巉岩巨石，干着比在农村苦得多的重体力劳动；所幸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每月四级工工资四十九块六毛钱，另有六元附加工资，妻儿的生活有了保障，心情毕竟轻松多了。以后五年多时间，妻子儿女多次来矿居住，也算补报了她当初嫁个工人的初衷，“风光”了几回。
四年前对我施刑的那帮人我还得天天面对，他们虽然不敢再明目张胆欺辱，眼光却依然未变，始终认为我是他们的专政对象。我呢，虽然并没有忘记曾经的伤痛，还得装作若无其事，每天笑脸相向，心平气和与他们共事。
开始上班时班长是杨平，他在文**革中“出生入死劳苦功高”却没捞着“突击提干”的稻草因而情绪低落，嘴里牢骚不断，对我也就“手下留情”，没有过分压迫。第二年杨平调走，班长空缺，入矿不久的临县青工郝权自告奋勇领着大家干活，明显是想当班长；老工人张玺争不过，就骂他“喝（郝）XUN和尚上不了天，上了天也成不了仙”。但他最终上了天，几次主动去参加车间会议最终得到车间的正式任命。自他当上班长就没我的好日子过了，他对我特别歧视，在他眼里我仍然是监督改造的对象。别人工间休息能随便离开工地，我请假都难获批准；他把领发工具的任务交给我干，我每天扛着钢钎铁锤往返于修理车间，却另派别人领炮药，唯恐上边知道他“重用坏人”。后来偶尔让我去领两次又再三强调：“你千万不能自己进炸药库，让保管员送出门外你再拿走。”好像我一进去就会引爆炸药甘当现行反革命！
尽管我处处小心谨慎，惟恐惹祸，仍免不了“天”降大祸。那时和我一同被揪住过牛棚的河南工人蒙陶当着副班长，他其实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只因出身地主，又心狠手辣，在老家打架结仇跑出来当了工人，因此“清队”时被揪。一日装汽车，我俩伙装一辆平车，他从不推车，总是由我推着满满一车石头上货台。我身单力薄，临近中午时已筋疲力尽，正窝着一肚子气，平车装满了，他命令我：“把那块石头搬上去，推走！”他每次都是以命令的口气这样说：“推走！”我忍无可忍反驳了一句：“你不能推？”这下子闯了大祸，他凶相毕露，一边怒狠狠推车一边编派我，说我干活耍奸不卖力，又捏造我说过这话那话，骂领导骂党员骂老工人（上纲为骂工人阶级）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恨不得一下子再把我打成反革命。此后连续两个多月他和郝权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对我施压，每天班前班后开会批判。开始说是“歪风邪气”，不久上升为“坏人坏事”，最后汇报给张安上纲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整的我苦不堪言，在班组里抬不起头。有一天我主动去他家谈心，正遇郝权在，两个人又对我好一阵围攻；蒙陶的老婆人性（我又提人性！）好，看我被他们整得焦头烂额十分同情，责怪他说：“你何苦那样整他，何不放他一马；别忘了你们曾是难友，你也被人整过。”说得他良心发现回心转意，从此不但不再欺负我，还伺机替我说话，在班组帮我树威信，尽量帮扶我，我俩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张。我沾了他贤妻的光，他又何偿不沾妻子的光，使他一生少犯多少错误；男人娶个贤妻，一生受用不完，助你在人生路上不致迷失，助你奔向成功之路。林彪若有个贤妻不至于死在温都尔汗，还可在五年后顺利接班成为“永远健康”的林主席，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事不由人哪！
我因长期为苦恼所困曾找过原赤卫队长王江，我想让他分析一下我和蒙陶的纠葛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其时他已是保卫科副科长，听了我的阐述倒没有立即上纲上线，只是说：“怎么就你事多，别人回来都能安安稳稳工作，就你总要起点风浪。”阿弥陀佛，鬼晓得为什么我就不能平稳工作，我也想过平稳的日子啊！可不知为什么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无风就起浪！
一九七四年冬天艳香带着小女凤儿来矿，仍由任负帮我在王陇找一处房租住。任负以前向我借过钱，还钱时他让我找车间互助储金会出纳石贵，从他的储蓄金中扣除。这次又借我二十元钱却耍了赖皮长久不还，无奈我又让石贵扣下，他知道后竟翻脸不认账，告到车间说我无故扣了他的储蓄款。那天储金会负责人梁银把我叫去“三堂对案”，他问任负借没借我的钱，任说没借。；梁说：“我不相信，没借他会扣你的，他怎么就不扣别人的呢。”任无法狡辩，又说借是借过但已还了。我问他何时何地还的，他说两月前在他宿舍还的。梁银说：“谁能证明你还了，举不出证人就是没还。”
梁运用推理法秉公断案，显然是主持正义打击邪风；任败诉后又找到张安，张站到阶级斗争高度为他翻了案；属于“无产阶级”，而我是“资产阶级”，怎么能让“资产阶级”占了上风打赢官司；他下令让石贵从我工资中扣除二十元打入任负的储金，我生平又一次输了官司。
那个时代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背景紧密相连，一旦政治上被搞黑搞臭，就打入了社会最底层，丧失了人格和尊严，只能任人踩在脚底，时时事事低人一等，处处吃亏还得忍气吞声，永世不得翻身。只要那条“阶级斗争”路线不变，我就永无出头之日，只能在人们的鄙视凌辱下苟延残喘，不知还能在人世走多远。
正是：
三落三起露曙光，诚惶诚恐仍凄怆；
又逢调资落了榜，舍命抗争干一场。
34。第三十四章 最后挣扎 （二）
二调资落榜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四点，我去白羊墅车站接妻子儿女，忽见村里看戏的人纷纷往回走，我问他们怎这么早就散了戏，有人小声说：“毛主席死了，不让唱了。”他老人家没能看到“四人帮”复灭，更没能看到他梦寐以求的“英特纳雄奈尔”实现，就见马克思去了，他死不冥目啊。我怀着无限崇敬和悲痛的心情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会，受到车间新任书记章敏的表扬，郝泉在班会上转达张的话，说我这次“表现不错”，似乎像我这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也热爱毛主席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这一年十月六日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支持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下决心粉碎了“四人帮”，举国上下群情激昂，一片欢腾，真是大快人心。老革命家们把华国锋推上领袖位置，选他当了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不久在“四五”运动中被“四人帮”赶下台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谢天谢地，毛主席手下留情，没有让“四人帮”把他一棒子打死，保留了他的党籍，使他能顺利站出来力挽狂澜，收拾烂摊子；他就任于危难之间，立即拨乱反正，很快扭转了混乱局面，使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富强，人民真正摆脱饥饿和贫困奔向小康生活。
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不仅农村一派荒凉，广大农民饥寒交迫，作为领导阶级的广大工人也已十多年没加过薪了。邓小平出山后在着手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于一九七七年果断作出历经十年浩劫后第一次调整职工工资的决定，但由于国库尚空虚调资面仅为百分之四十。这就不可避免出现你争我抢、烂用权力、派性调资等不公平现象，加之政策的疏漏和执行偏差，出了不少问题，没有达到公平公正激发广大职工生产积极性的预期效果。有的部队甚至动了枪，造成血案，据报载大同军区一个团长竟在军部把他的军长开枪打死，然后自己跑出去了结了生命。
这次调资对我来说必然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我矿仍然采取在班长会上讨论调资花名的方式：首先把全车间职工参加工作的时间和工资级别列表，下发各班组讨论提出预调名单，再到班长会上研究决定，最后上报矿党委审批。
那次的中央文件明确规定“这次调整工资要优先照顾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生产骨干”，怎样理解“生产骨干”四字，那些人算生产骨干，我认为应理解为第一线的生产工人。而在车间职工动员会上支部书记章敏传达完文件后却解释道：“依我的理解所谓‘生产骨干’就是指我们的班组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