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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让他跟大哥，可大哥没回来，大嫂不愿接她，僵持到天快黑了仍无结果。此时二叔发火了：“这么个事情你两家推来推去，谁也不愿留，莫非要我留不成？我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说着起身要走。我情急之下对五叔说：“我看还是征求一下她本人的意见吧，看她愿意跟谁。”
我满以为杨和嫂子关系一向不错，她一定选择跟大哥，却不知她们早已设下圈套要我钻。
五叔接我的话说：“那三嫂你说说吧，愿意跟谁，生玉还是生兰（大哥小名生兰，参加工作后改名蕴玉）？”
她脱口而出：“我要跟二小子！”
我悔之莫及，多嘴一句惹来无尽烦恼：她为何还要跟我，明白是看我软弱可欺！她惹不起嫂子，不敢去大哥那里。
在父遗嘱里写着他们有生之年随时可回老宅居住，嫂子正是以此为由推脱不接；我无法推卸，只答应她接回去。
考虑到杨到处宣扬自己很富有，不知从石家庄带回多少衣物家私，为避免死后弟兄俩为她的“遗产”争执，我决定再次召开家庭会议，把杨的养老送终及早归落给一个人。
一九九三年二月八日（农历正月十七日），我请来二叔五叔，以海龙即将结婚房子住不开为由要求大哥把继母接到他那里，藉此解决杨的赡养问题。我说海龙年纪不小了，正在谈对象，结婚时房子不够用，要求哥嫂把继母接到他们那里住。嫂子自然是满心不愿意，大哥则完全听妻子的，夫妻二人一唱一和，都不同意杨去他们那儿。接。理由仍是说她住的老院子在父亲的遗嘱里写明“双亲在世享有居住权”，因此继母就应永远住老房子，他们没有义务接回。我则说：“契约并没有说你们的房子父母就不能去住”，他们无言以对。他们的用意很明显，继母的赡养义务由我承担，死后的财物遗产则由弟兄二人均分。嫂子说，杨死后安葬事宜可以共同担当，言下之意当然是遗产财物二人均分了。就是说，有害则推之避之，有利则趋之争之。我说：“妈的日常生活，拉煤挑水，买米买面你们有没有义务？”大个说杨没水吃可去告他，由他给担；我说有去告你的功夫我早担回去了，他无话可说。我就给他们读《继承法》，《继承法》有几条专门提到遗产分割问题，大意是：继承人中多赡养者可多分遗产，不赡养的不分。据此我提出，杨的生老病死由一人全权承担，权利与义务统一，利害一一致，谁赡养谁得遗产。我仍然让大哥，他们依旧不接，我就说既然她一直跟着我，她的生养死葬就全包在我身上，一切债权债务，利大害小都与你们无关，从此不必过问。我的话句句符合继承法的精神，在两个家长面前，哥嫂虽然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也只得勉强同意。
谈到中午，我准备一桌午饭招待两位叔叔，把哥嫂也留住。正值正月天，午饭相当丰盛，由龙儿当厨，摆了盘喝了酒。饭后在叔叔们主持下写了纸，也即“立约为证”；这次五叔借口手指疼痛不能捉毛笔，完全由我执笔。我写一句念一句，写好又通读一遍，都表示没意见，于是签字画押。
自此我长舒一口气，觉的从此可以解脱了，再不必为家庭琐事与嫂子打交道，在她面前低三下四央求、请示，看她的脸色行事了。把杨归给一人赡养是我长久以来的设想，现在终于得以实现，彻底消除了心里郁结的一宗愁事。
嫂子出门时却哭了，眼里夹着泪叹气道：“唉，做成甚啦”。
她后悔了吗，后悔什么？
回东湾住了七年，杨突然病了，不久竟卧床不起。我和艳香端汤送水、倒屎接尿整整伏侍两个多月，艳香隔三差五还要给她包一碗饺子。村里一位老汉感叹道：“老天有眼，亲儿女也不过如此！”其时龙儿刚娶过媳妇，我正在县城上工，每天中午回到家就给她清理屎尿，帮她翻身，饭熟后端去饲喂，即使这样她丝毫不被感动。临终前几天她已汤水不进，处于昏迷状；她曾说过早准备了送老衣裳，但她的箱柜常年紧锁，谁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决定打开箱柜，看缺什么好临时添置。不料她突然清醒，见我们翻她的衣物，声嘶力竭地大叫：“你们要干什么，不要拿走我的东西，我病好了还要用！”
人们总说，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她眼里钱财是命根子，生虽带不来，死却要带走。过去我一直认为高老头和葛朗台只是小说作者虚构的人物，至此我不得不相信，世上确实真有其人。
古人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父亲临终前说“过去的事不要提啦”，表示他对别人的谅解和对自己的悔悟；岳父生前眼里只有大女婿从来看不起我，因我既穷又没有社会地位，他能三番五次区去帮大女婿盖房，自岳母去世我就请不动了。后来老了，腿病犯了，行动不自如，到我家住了一冬天，临走说了一句“你们夫妻待我待尽了。”我深受感动，说：“哪里的话，这是作儿女的应该做的。”岳父后来瘫痪在床，受不了病痛折磨和儿媳辱骂，选择了悬梁自尽。
就如父亲和岳父，他们在告别人生的最后时刻都能够有所反省、有所悔悟、有所感动，他们本质上是善良的好人；而像杨秀莲直到死前几分钟仍在发威，真正的恶人永远不会被感动。
三天后八十七岁的杨老继母终于结束了她自私、独裁、享乐主义的一生。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翻遍她的箱柜衣物，只在床头搜出七八十块钱。她常对人宣扬的那些金银财宝我早知道子虚乌有，但父亲临终前说她有三千多元存款应该是真的，加上她领的抚恤金和每月的遗属补助，不该就剩那么点。都被她挥霍了，还是给了那个干儿干女，成为永远无法破解的谜。
安葬杨继母花去八百多元。我内心本不愿让她入田姓祖坟，三十多年来她人虽来在我家，从未和我父子一条心，处处只为她自己打算。让她和母亲同葬一穴，我内心十分纠结，不愿让她在阴曹地府继续耍泼发威，欺负善良软弱的母亲。有一次和村支书牛孩谈到我的想法，他说：“你爹既娶了人家就是你家的人，怎能不往你坟里埋？”我说“康生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几十年，可他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野心家，从未和伟*光*大党一条心，如今不是把他从八宝山公墓“请”出来了吗？”他无言可对。
我想把她单独埋在荒郊野外，有人提醒我呢样做行不通，会受到舆论的指责诟病；我碍于乡俗和舆论压力不得不违心地把她和父母合葬。
聊以自88慰的是从此兄弟无争、妯娌关系反比前融洽，村人钦羡不已。
正是
国事家事理相同，杨泼何不效康生；
亲娘无缘尽孝道，泼妇有幸享儿孙。
45。第四十五章 劫后余生 （十）
十生存竞争
我于一九九六年秋季由韩村“调”回东汇中学，实际只是把工资关系转到东汇，成了编外人员，并不上班。歇在家里闲暇无事，除种地还想搞点副业以增加收入。龙儿谈对象有了眉目，马上就要婚娶，我却身无分文，不能不心急如焚。为了生活，为了供养三个孩子读书，我什么法子都想过，也试过。我种过蘑菇，养过家兔，都因没有市场卖不出去，全部供家人一饱口福；我曾想开个猪场养猪，但自家院子太小撑不开，到村外考查几处都不适合，不是水电就不上，就是离村太远不安全，最终只得放弃。
那年秋后县政府启动一个扶贫项目，动员村民种大棚菜。政府无偿提供塑料篷布，建大棚的木料由村委会免费提供，农药化肥种子可以无息贷款，自己只出人工即可。我觉得“发家致富”的机会来了，迅即报了名，全村共报了二十几家。支书牛孩上报到县里，受到县领导大力支持和表扬。他回村立即组织人力腾地，把尚未成熟的玉米割掉，给人们划分大棚，每户五分地。大棚地分开了，不知为何有人打了退堂鼓，激起连锁反应，很快退得只剩四家。牛孩十分懊恼，他已在全县扶贫大会上夸下海口，说全村要建二十几座大棚，人们都退了没法向上级交代。退出的人大都是他的本家，哪个也不是好惹的，他于是迁怒与我，把气撒在我身上。
留下的四户中数我最坚决，我不但用拖拉机把地耕过，打了茬子，并且拉来两车石头、两千焦砖，准备打围墙；其他三户只把地耕过就不动了，他们在等待观望，看村里是否能落实提供木料的承诺。打墙需要夹板，那天四个人一块去找支书要求砍树解板，支书不在家，到南方参加他侄子的婚礼去了，十天八天不定能回来。我们去找村主任，主任说这事由牛孩一手操办，他不管；还说：“有利的事都是他的，吃力不讨好的就推给我，我也不傻！”眼见秋收大忙开始，如果推到秋收后再打墙，地一上冻就打不成了，于是那三家也宣布退出，我成了“光杆司令”。
牛孩吃糕回来才组织人砍树解板，有了板却没了人。此时已开始收秋，家家户户只顾抢收庄稼，去哪找劳力打墙。我非常着急，跑到几年前已建起大棚的王村用人，人家说你早干甚来，农闲时你不打墙，现今大忙时节谁会丢下地里的庄稼去帮你？我的大棚没有建成，给了牛孩发泄怒气的把柄。
牛孩和我早有过节。那年我还在阳泉上班，艳香带着三个孩子去住了半年，回村发现大队扣了她一年的电费。我调回后几次找牛孩交涉，要求退回多收的钱；人常说“亏众不亏一”，我以为大队不会亏社员，他只需写个条子我就可到会计那提款，很简单的事。其实事情并不简单，那笔钱可能并未入到大队的账上。那年村里的电工当兵走了，没人接任，每月电业局收费时就由大队顶垫，到年终向用电户收齐再回归大队，但几个村干部一嘀咕，就以上交电业局为名私分了。我多次找牛孩据理力争，他不但不给解决，反而一次次耍赖无理狡辩。要嘛说“你婆姨走时没告电工”，我说肯定告过，但电工当兵走时没向大队交代；他又说“也许你婆姨走时忘了关灯，灯就一直亮着”，我说“灯若一直亮着左邻右舍会有所察觉，你们可去调查”；他一计不成又来一计，问道：“你婆姨不在家，秋天分粮谁给你往回拿？”我说：“她走时钥匙给磨兰留下了，分下粮由磨兰挑回屋里”，这下子可让他抓住把柄了，嬉皮笑脸说：“这就对了，既然磨兰拿着你家的钥匙，就见的他不是每天晚上在你家睡来着，给你看门嘛。”人若无赖到如此地步，只能让人“长太息以掩涕兮”了，人家磨兰有婆姨有孩子，怎么可能抛下婆姨孩子去我家钻冷被窝？牛孩见辩不过我，使出最后一招杀手剑，他说“那我们去查灯你不早说”，我忍无可忍，提高嗓门道：“我怎么没说，你不记得那天你们几个人去我家，我还给你们每人吃了一根大前门呢。”正当我俩争得不可开交，书记黎孩走来问怎么回事，牛孩道：“他说咱们吃了他的大前门。”黎孩就说：“那让他一并算算，看咱们还吃了它几顿饭”！遇上这样的村干部，我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虽然只是区区六七块钱，可那是我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呢！
还有件事使牛孩对我怀恨在心。文*8革初期我家盖房时村里人还都在山坡上住窑洞，村前平地只有我一家孤零零盖起三间房；改革开放后人们陆续下平里盖房，且一家比一家高，已经把我的房围成一座低洼水库。牛孩的表弟到板坡落了户，在我东边盖起二层楼，他的地基高出马我的院形两米多，杏树沟的雨水流出来正对我的山墙。那年夏天一场暴雨把我的一间土房冲塌，正值半夜，幸亏那间房没睡人，不然就出了人命。我到公社报案，公社干部把情况传达给牛孩，牛孩不但不予解决，还在大喇叭里发威：“有人房子塌了去公社把大队告下，你告到公社，告到县里也不怕；房子塌了能怨谁，早告你们各人把房前屋后治理好，你们不听，房子塌了才知道到处告状，晚了！”
我在仰天教书时见村里人都在屋脊两头安着兽（一种陶土烧制的兽形装饰品），我看着很美观，也买了一对安在房上。不料引起村人一片非议，他们说那兽是要吃人的，谁家安了兽东西两边的人家肯定倒霉，弄不好会死人！我家西面和后面的本家兄弟都曾提出意见要我把兽扒掉，我说那是迷信，我只是为了美观才安上兽，并不想也不可能对别人造成危害，因而未予理睬。不料那兽真就“吃”了人！牛孩的表弟刚盖起房住进去，因新房潮湿，又是双层玻璃密不透风，冬天生着炕火发生煤烟中毒，连续死了两个人，碰巧应了村人的预言。人们就在村干部为那位表弟“暖房”那晚密谋用长镰把兽钩倒。正值元旦前夜，下着鹅毛大雪，我已经睡下，或听“咚咚”两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