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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的作品的绘制者，她的作品里色调极阴冷，蓝、黑、灰最突出。
问她想不想家，她微笑着说不想，将来也不回去，说回去不自由。聚餐时，她唱了一首歌《想要走四方》。
第六章 〃北京东村〃 （６）
NO乐队
圆明园艺术村曾经有一个晚间新闻乐队，这里也有一个NO乐队。
NO乐队的词曲创作兼主唱是吴hong金；来自上海，刚到北京就偶尔认识了张洹，张洹介绍了大山庄的情况，吴就跟了过来。虽然只来了3个多月，但NO乐队已经深得画家们的喜爱。画家们承认随着与小吴交往的深入他们对摇滚乐的认识已越来越深刻，而小吴说从画家的身上他学到很多东西。才成立3个月的NO乐队除了没有固定的鼓手外，已经拥有贝司与吉它手。贝司叶谦是北京人，1974年出生，还是北京理工大学学生。主音吉它是藏族人，叫边巴平措，生于1973年，原是藏族自治区歌舞团的。因为叶谦要上学，整个乐队每星期只排练一次。象所有没有出名的乐队一样，NO乐队正联系摇滚Party，以便早日在京城亮相。
吴租有两间小屋。一间10几平米的屋作排练室，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屋用来睡觉。这个卧室除了小床就是一大盒一大盒码放整齐的摇滚原版带，磁带的塑料盒上一律被锯开一个小口，吴说这是海关检查留下的痕迹。
吴的打扮很摇滚化：披肩发，脸上架着墨镜，手指上戴着骷髅大戒指，黑皮夹克，黑牛仔裤，黑大头靴。画家们说他整天都戴墨镜，谁也不知道他的眼睛长什么样。他说摇滚乐不是形式，又强调打扮与从事的艺术应融为一体。〃我是暴躁的！我是愤怒的！〃他在谈话中多次提到〃叛逆〃这个词，强调自己搞的是〃非主流文化〃：〃我在演唱时故意出现不和谐的刺激的声音，就是要让人不舒服，不然就不是摇滚乐！我决不把我的音乐降低到他们能听得懂的地步，他们能不能接受我无所谓。〃
在挂着黑色窗帘，贴着范·海伦、〃性手枪〃等10几张摇滚乐宣传画的排练室里，吴为大家演唱了自己的一首作品。他边唱边弹着吉它，唱的是一首怀念死去的女友的歌，歌名以女友的名字命名：《莫非》。他对作品的解释是〃想表达超越某种个人的东西〃。他对莫非的死不无欣慰，因为她〃离开了这个肮脏的世界〃。在他几十遍声嘶力竭地呼喊〃莫非〃时，在场的画家，有的闭上了双眼，有的眼睛湿润。
问他为什么来北京，他回答：〃在南方没有观众，北京有观众，也就是说北京有好的市场，虽然北京也不是很好，但它是中国唯一搞先锋艺术的地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也许是迫不得已。没有朋友，没有爱情，没有依靠，但我喜欢这种生活，这对我来说很幸福，我不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吴hong金今年23岁。正是搞摇滚乐的最佳年龄。
第六章 〃北京东村〃 （７）
老大哥向唯光
大山庄的老大哥是45岁的向唯光，已经画了25年，原来是黑龙江双鸭山矿务局的美协主席。爱人和儿子在双鸭山，他和女儿住大山庄。女儿18岁，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环境艺术。就凭这父女流浪，也够震动的。
向唯光为参加《九十年代艺术展》画了一套《活物》系列，表现出他在前卫艺术造诣上的全面老到。画意是活人吃活物，人与〃生猛海鲜〃都是活的动物，画面呈现的造型是人像食物，食物也象人。形式是典型的涂鸦，在黑色的底板上用白色线条勾勒形象，再缀以一些红绿色块，完全是孩子在黑板上用粉笔画画的效果，但却是一幅幅用意用笔都大有讲究的艺术品。从石膏素描、架上绘画走出的向唯光，今天只剩下还在画布上作画这一丁点儿老底了。
〃我不主张女儿走我的老路。现在的美术教育，把孩子的天性归拢到一个道儿上来，集中到一个思路，把一些天才训练到麻木不仁然后毕业，以后谁想有出息谁就一个一个再从里往外蹦，脱离原来的路子，所以是作茧自缚。造就人才的根本路子应该是在练基本功时，就把儿童最天真最本质最有想象力的东西引发出来，让它更丰富。〃
向唯光好象有很多感慨憋了很久，一口气说了不少想法──
〃我认为美术学院强调的基础啊用材料那种东西太局限。谁创造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就是技术，并不是说美院的那种用色用笔就是基础，那只不过是技术的一个方面。基本功还应该包括艺术构思能力，抓住艺术本质的能力，想象力甚至创造力。应该说，想象力是艺术家的基本能力，有了想象力，能创造前人没有的形式，哪怕这创造大家都不承认，但只要是崭新的，就成了创作。
〃我愿走生路，不愿走熟路。我的同学都认为我跳跃太大，今天拿出来的和昨天的没有多少联系。实际上这些东西在脑子里原先杂七杂八都存在着，说不定哪天就跳出来一些。搞过的东西我就很厌烦，明天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个题材下去，观念会不会延续下去，都很难说。我的将来是什么样？我不知道。〃
第六章 〃北京东村〃 （８）
张炀：与孔夫子同乡同行
大山庄里5位来自中央美院油画系的同学也不都是完全不搞油画的。高阳和张炀二位就仍然坚持在架上作油画。高阳的画使用非常浓重的油画颜料，就像用泥在抹墙。画面完全由一块块厚实的油彩组成，只是隐约可见油彩的底里透出的人像。〃我想我还是要搞油画的。〃高阳这么向我宣告。
张炀以《执手电筒的人》一组系列油画参加《九十年代艺术展》，画幅很大，每幅都由两个不一样大的画框组成，房子里已展不开一幅画，要搬到院子里才能拼接而成。每幅画的主体都是一个弯腰曲背的打着手电筒的人，使人想到〃摸索前进〃这几个字。张炀说人物姿态得之于纤夫动作，执手电筒是一种符号，让人一看这个符号就知道出自一个画家之手。看来他还要继续〃打手电筒〃下去，但这画幅实在太大，半幅就是一人多高，光画框、画布、颜料这些材料费用就够他受的。我真为他担心，我知道他还有个女儿，上小学三年级，今年暑假来过大山庄，名叫丹丹，还需要抚养呢。
张炀说他并不拒绝〃画饭票〃，也就是画那种传统的装饰性油画去换柴米油盐。他说这种居室装饰用的油画只要几天就完成一幅，能换个千把块钱。〃这方面，我们都是熟练工了，高阳在美院传统油画上还得过奖呢。〃张炀对古典绘画和前卫艺术之间的区别的看法并不激烈。他认为古典绘画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前卫艺术是对现代生活的反映，反映的技法自然不一样，反映的方法更应当有本质区别，比如现在人们不说反映而说表现，但前卫艺术并不是超越现代生活的，至于人们不理解、看不懂，那是对新技法新方法还没接受的缘故。
张炀来自山东曲阜师范学院。这位孔夫子的同乡，原本也是孔夫子的后世同行，浪迹于北京东村时，还是文质彬彬，温良儒雅，外表看去与前卫艺术家的毛发森然完全不同，只是爱戴一顶大檐小帽，帽檐儿常使他发表全面而精到的议论时显不出目光的神采。
我在圆明园艺术村采访期间，前后遇到过３位〃村长〃，虽然那都是当时艺术家们戏称的，但在召集组织什么事时，〃村长〃们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大山庄没有戏称的村长，不过据我观察，张炀有那么点儿〃村长〃味儿。他经常做些联络性服务性的事儿，比如下馆子时点菜啦，合影时担任摄影啦等等。
〃我们的目的不是重新再搞一个圆明园艺术村，〃谈到他们几位同学当时怎么就到了大山庄，张炀说，〃大概是因为中央美院、工艺美院还有北京画院都在东城区、朝阳区，我们很偶然地撞进了这儿，这儿就成了聚居地。我们希望来的艺术家首先应该是有实力的，是追求创造的。所以我们愿意把这儿叫做北京东村，就象纽约的东村一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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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重回北京6年，我有两大收获。一个收获是采写了这么多的自由艺术家。第二个收获，就是出版了此书。
感谢栗宪庭先生，由于他热心地指教与〃联络〃，才使我有勇气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艰苦的采访。
感谢王干先生在《钟山》首发我的关于圆明园艺术村的纪实文学，督促了我写出本书的其他篇章。
感谢《太阳》杂志社主编祖光益先生，他在1994年拿出每期1万字的篇幅开办我的署名专栏，以使本书的许多内容得以产生。
感谢书中所有的被采访者，他们的热情与坦诚给了我力量、灵感与便利。
感谢为出版此书奔忙的张晓强、杨群先生。燕京多侠士，此话不假。
感谢佘悦、杨乐、周子扬、陈玲为此书录入付出的劳动。
感谢出版社。感谢所有的朋友。
汪继芳
1995年12月28日
【附录】到北京去
这是一个户口在外地的普通三口之家在北京的生活实录。丈夫原是武汉某大学讲师，妻子为湖北某新闻单位编辑。1990年初，他们离开原单位，带着5岁的女儿前往北京……
这是他们分别谈论这段生活的〃口述实录〃。我们为什么到北京？
1989年夏天，我们一家三口来到北京做探亲访友式的旅行。这个机会是用一部电视片的撰稿换取的──旅费全程报销。这一年，我们为湖北电视台策划、撰写一部6集电视专题片《中国酒文化》，当时台里的稿酬标准很低，120分钟长度的片子、几万字的稿子只有750元钱，编导为此很不好意思，于是就为我们安排了这一次旅行作为补偿。
这一次北京之行距我们上一次离开北京已整整6年。6年前，我们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但这一次对北京的印象与那时大不一样。
在北京读书的4年间，北京给我们的感受是一个北方的荒凉的都市。它绝对没有南方的小桥流水细雨霏霏红花绿草。北京的老百姓差不多可以用缺吃少穿来描绘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吃不上生猛海鲜，穿不出鲜艳色彩的服装，仅有的能露露胳膊腿的夏季又是那么短暂。记得我当时的一位北京同学在戴上羊剪绒皮帽时跟我说了那么一句话──穷人怕冬。北方的老百姓实在是希望夏天能长一些。
这还仅仅是就内陆的比较。如果把上海这样的老殖民地以及广州这样的海外风潮的新滋润地算上，从前的北京就更不能一比了。上海外滩夜里的灯火，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那么明亮，而广州在80年代初已开始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这一切，在同时的北京到哪儿去寻呢？
但是，1989年的北京，在我们的眼中今非昔比。地铁开始环行城中，一幢幢高楼树立，东城的星级宾馆已在大陆首屈一指。我们乘坐的火车进入北京，从丰台起就有很多戴着钢盔的战士守护着铁路沿线，来接站的同学被挡在进入月台的地道口，直到火车停下我们走上月台才被允许放进接人。
我们在北京度过了兴奋的一星期。其间，由于同学关系，我们拜望了文艺界的一位领导。他是个大忙人，但在这时却富有闲情逸致地设了家宴招待我们。这般轻松的接待我们这以后再也没有在他那里领受过第二回。
享受过了还得好好干活。1989年深秋，我个人为了《中国酒文化》这部片子的最后工作──主题歌和艺术顾问等事务──又一次来到北京。我们想请范曾担任艺术顾问，夏天拜访过的那位文艺界领导帮我联系范曾，但作为交换条件，我必须去他兼任总编辑的一家音像出版公司看一看。后来这位领导对我说，他不了解我多少情况，只是看到我背着一个牛仔包，风尘仆仆毫无顾忌地忙于拍电视，觉得我大概会是他办音像公司的一个帮手。
1990年春节里的年初三，我结束了连续几天几夜的麻将大战，还是背着一个牛仔包，应那位领导之邀，利用学校的寒假，一个人去了北京那家音像公司帮助工作。一个月之后，我必须回校，这时那位领导给我开了借调函，要我回校办理借调手续。
拿着借调函，我回到了武汉，跟妻子商量。我的意思是如果要换一种生活，这就到了赌一把的时侯；但是我对这家公司的体制和运作方式充满着不信任，准备给我的职务只是总编辑助理，无力回天；工资和生活待遇只能说够活着，而且还不能解决妻子的工作问题。我把这些想法和盘托出，请妻子定夺。我以为她会知难而退，没想到她根本不把我的这些顾忌放在心上，只是一味地说：到北京去，到北京去。妻子一直在做着作家梦，但她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平淡经历是她的致命伤。这就使她总想出去闯荡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