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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成立了，可是究竟调派什么样的僚属合适呢？对这个问题，宗像和川上目前都没有好主意。
例如，反间谍队或刑事侦查部使用的下级特工人员都是日本人。就这一伙人的技术和经验来说，留用他们倒是便当的；但是万一事情暴露了，那就更糟糕。再者，宗像反对由日本政府照样接办这种隶属于美军总司令部的谍报机关。根据他个人的想法，他也不赞成这样做。
诚然，调查部工作人员是由各省派来的官员组成的，可是他们并不能亲自进行活动。收集情报的工作还是得由隐蔽的成员到第一线去做。利用旧特高机关人员不合适，留用反间谍队等的下级特工人员又成问题，就连川上久一郎一时也想不出办法来。
经过几次磋商，川上久一郎会见了宗像，那正是他赴任之前到逗子私邸去谒见首相的第二天。
当时，川上久一郎的脑子里忽然浮现出在首相私邸的走廊里偶然见到的民宪党总务的那张面孔。他俩是在上海工作时期的旧相识。对方是运输省官员，川上则是内务省官员。
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两人都是同样饱经沧桑的。
然而，川上久一郎想到的并不是那个总务，而是他和自己当时都接近过的一个人。
“副首相！”他忽然振奋地说起来了。“他是个军人，在上海工作的时期曾经闻名一时，军阶是上校。现在一定在乡间隐居着呢。如果跟他商量，说不定会找到什么解决办法。”
副首相说，这个主意也许不错。其他部门的日美联合委员会已经开过好几次会了，就剩下情报部门还一点头绪也没有。这个问题需要赶快解决。
第二天，川上久一郎就驱车前往东京北郊。
那位老军人在望得见赛马场的跑场和赛艇场的红旗的地方租了一所房住着。天还很冷，寒风吹过这个农舍、住宅和树林交错的偏僻的地方。乌云低垂，跑马场的白色栅栏特别显眼。
上校名叫山田重三。几年不见了，这位军人往日的那种精干神情已经消失殆尽，变成了个温和的乡巴佬。在上海的时候，此人手腕高强，曾受到器重，东条政府和军部都信任他。提到上海“梅”机关的工作，有关方面至今还给予高度的评价。战争结束时，山田重三在大本营作战部任职，负责策略方面的工作。现在坐在川上久一郎面前的这个白发苍苍、面颊凹陷的老人就是“梅”机关的头子。
“听说你政猷甚盛啊。”老人对川上久一郎说。
与其说两人曾经作过同僚，还不如说他当年还是川上的上司呢。
“现在干什么哪？”
老人这么一问，川上久一郎就把自己的官职告诉了他。
“在这方面，我有些事情非向你请教一下不可，所以特来造访。”
“唔，什么事情呀？”
老人把家里人拿来的年糕放在火盆上烤起来。他说这年糕是过旧历年时打的。烧落叶似的香味扑鼻，随着青烟袅袅上升。
川上久一郎就此向老人说明了自己的来意。然后，要求当年“梅”机关的这位头子给斟酌办法。
山田上校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好容易想起了似的回答说：“如果是这样的事情，那末还是以前在我手下工作过的人合适吧。近来有个人怀念起往事，不时到我这里来。这个人叫冈野。他原是个共产党员，因为触犯了‘治安维持法’，给关进府中监狱，是我把他弄出来的。他会讲中国话，我当时想利用他做对付中共的工作。”
老上校喝了口酽茶。
“试了试他，倒还干得出些名堂。这个人准是赋闲着呢。我跟他谈谈怎么样？”
这样的人还不只冈野。山田上校还举荐了如今在日本的几个旧部下，其中还有朝鲜人。
“现在这伙人似乎暗中与卡比亚机关也有联系。可是决不至于泄露出来，所以尽可以放心使用。”
上久一郎听了山田上校的建议，很高兴。
山田上校还根据自己的经验，谈了谈今后总理厅特别调查部进行工作的办法。
“您这方面大概非得采用美国人的方式不可吧。”上校说，“可是光那样办是不符合日本的特殊情况的。咱们是咱们，我认为必须有独自的一套工作方法。”
川上久一郎回去后，向宗像副首相报告了上述经过。
“靠得住吗？”副首相那副悠然自得的脸上略微露出不放心的阴影。他原是个神色安详的人。“总之，最重要的是不使这次成立的总理厅特别调查部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使用那伙人倒也行，不过，川上君，请你要十分留神呀。”
“明白啦。”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但是副首相打发川上回去后，脸上依然显得不大高兴的样子。就这个人的性格来说，对刚才谈的事情是不大起劲的。按照他的意思，与其使这个机构具备谋略的性质，还不如将来另外设置更正式的情报机关呢。但是按照川上久一郎方才的说法，这个机构所具备的谋略的色彩反而更浓厚一些。副首相对这一点还不大放心。他眯缝着一对细眼睛，望着从口中喷出的香烟徐徐飘去。
另一方面，川上久一郎也有一些悬念的事。那就是山田上校追述往事时无意之中说的一番话。
“特别调查部由各省派出的工作人员组成，这种办法好吗？不瞒你说，官员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思想可强烈啦。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曾深受其苦。这一点要是搞得顺利就好了，不然的话，说不定你也会跟我吃一样的苦头呢。”
事实上，即使山田不提醒，这也正是川上久一郎目前所担心的一点。归他领导的各省官员之间如今已经露出了那种倾向。
官僚之间的争权夺势有多么激烈，川上久一郎是有深刻印象的。那还是他担任岩手县警察队长时的事情。
那时正当昭和二十三年（昭和二十三年是一九四八年。——译者注）年底，满洲落入中共手里。如果形势照那样发展下去，全中国势将被中共控制。曾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并在战时担任情报局总裁的伊东信夫，写了一封信给他在国际联盟任职时就认识的美国原驻国联代表。
信里说：“美国对华政策不彻底，应当以武力干涉内战。”这封信立即从华盛顿转到了东京。昭和二十四年初，伊东收到驻日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召见他的通知。
伊东当即前往，接见他的是情报局长威廉斯准将。威廉斯把伊东写给美国原驻国联大使的那封信拿给他看，问他提出这个忠告的根据是什么。
于是，伊东信夫力陈在目前形势下有必要加强收集中共和北朝鲜的情报。他在日内瓦任职期间曾在国际谍报网中心生活过，又由于担任过情报局总裁，
对情报工作有一定的见解。威廉斯对伊东信夫的陈述，一再点头称许，那是不难想象的。
当时，威廉斯问道：
“那未应当采取什么手段进行这项工作呢？”
伊东说等他考虑后再答复，就回去了。几天后他又在驻日美军总司令部出现，和威廉斯会晤，商谈了这样的事情：
“采取一般的手段是无法潜入北朝鲜或满洲的，可以用走私船把工作人员运送上岸。”
威廉斯部长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他立即把他的部下——负责反间谍队的一个机构的卡比亚中校介绍给伊东。卡比亚会见了伊东，对执行这项计划保证给予全面协助，并且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
伊东信夫同自己周围的人商量后，决定派曾在驻中国的特务机关工作过、战后又多次从事走私活动的釜木欣五郎干这件事。
釜木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又同战时和他一道在中国从事过谍报活动的两个朋友策划，通过某人物，向着名的精密仪器制造公司的常务董事提出对中共进行走私贸易的计划。
由于当时精密仪器制造公司已经在考虑将来如何开展对中共贸易，想到这件事可以成为对中共贸易的试探行动，就接受了釜木等人的要求。这位常务董事提供了资金和商品，同一系统的公司的前任董事调拨了船只。还决定由此人经手销售从那边载回的货物。
一切准备就绪后，昭和二十四年十月，这艘船就从和歌山县的胜浦开往大阪。船名三笠丸，重九十四吨，船长以下有船员七人。将约值九百万日元的精密仪器零件装上了船。这时，由于手续不清，曾发生被大阪海关传去的事件。总之，该船在十月九日晚从大阪启碇了。途中在博多有自称二世（二世是在美国定居的日本移民的后裔。他们出生在美国，有美国国籍。——译者注）的三个日本人，还有中国人以及朝鲜人上了船，该船在当月月底驶抵元山港。
在元山，只有三人上陆，用了三周时间收集了当时几乎占领了全中国的中共军队的实力、北朝鲜的军事及社会情况、以及与中共的军事关系等情报，尤其重要的是收集到一些文件。十一月二十一日，船装载了约值六百万日元的咸鳕鱼子和海胆，驶出元山港，陆上只留下一个人。
船就向富山县伏木港驶去，因为出发时已跟美军约好回程停靠该港。
但是中途由于台风，又决定不驶入伏木港，而径直穿过岛根县海面，沿山口县西海岸经关门海峡返回和歌山县的胜浦。
为了进行联络，这时在岛根县滨田港让一人先上岸。该船于十一月底驶抵胜浦港，文件和情报都由在大阪碰头的釜木交给了卡比亚机关。
可是次年一月，釜木等七人和精密仪器制造公司的常务董事，突然以走私嫌疑遭到逮捕，由大阪地方检察厅提起公诉。
伊东信夫闻讯，当即要求美方设法释放这一伙人。但是美军却说，当时本来派了六名宪兵在伏木港准备加以保护，而船却驶回胜浦，这是违背了约定，反而把前去请求释放的伊东信夫申斥了一顿。
以后，美军加强了监视，法庭公审时竟派特工人员前往旁听，并要求负责的副检察官向美军提出报告。被告釜木不但平素间受到监视，昭和二十五年四月，当他由大阪地方检察厅审讯后返回东京的时候，大白天就在银座被美军捉了去，落了个监禁在巢鸭附近的一所建筑物里的下场。美军曾一度把他释放，可是同年夏天，釜木又以与北朝鲜间谍事件同谋的罪名而被捕，仍关入巢鸭监狱。
大阪地方裁判所在开庭公审时，曾要求引渡，美军声称釜木患了病，竟干出把他送入美军的陆军医院里软禁一个月的事情。
这艘走私船是取得了美军的谅解才被派往北朝鲜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伊东甚至向卡比亚要了包括保障釜木等的人身安全的八项谅解的协议书。
伊东信夫方面没有什么差错。他曾和情报部长威廉斯面谈过，威廉斯把他介绍给卡比亚。当初美军方面连他们的人身安全都保障了，并且保证对该计划给予全面协助。如今却借口船没有靠伏木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违约之处，竟然指使当局以走私嫌疑对工作人员起诉，并且予以囚禁，这究竟原因何在呢？
问题就出在这项特殊工作的计划者是外务省官员伊东信夫。这使内务省官员们大为震怒，因为外人任意闯入他们的势力范围，把他们的工作打乱了，而且与美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关系良好的检察当局似乎也插有一手。情报部同民政局一向不和。可是这件事的真正毛病就出在伊东信夫不是内务省官员。伊东信夫象这样一个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前情报局总裁，竟落得这么个下场。
川上久一郎回忆起这件事，就想到官僚之间的争权夺势有多么激烈。
可是川上久一郎很自信。他大学毕业后一进内务省，就看出官僚这类人如何只知拚命保卫自身，对工作则颟顸无能。
川上久一郎对这种现象十分反感。或者勿宁说是由于相当自负，他才有这样的想法。他常常对心腹的部下说：
“我讨厌透了如今的官僚这种人。因此，我自己虽然也是官员，我却要干一些那帮家伙干不了的事。所以我是随时揣着辞呈在工作的。”
这是他对知心的部下讲的，而且是酒后之言，但是他确实有这样的决心。川上久一郎接受总理厅特别调查部首任部长这一任命时，决心就更大了。他自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近乎悲壮的决心。
现在，在他的调查部里，有从外务省、大藏省和通商产业省调来的官员。确切地说，他们代表各自机关的势力，官员们口头上说是效忠国家，其实他们效忠的是原机关。他们为原机关争预算。开支也是一样，与其说是为了国家，倒不如说是为了机关。效忠机关，就直接意味着自己的地位会上升。
当局曾在社会上扬言总理厅特别调查部做的是内阁的宣传工作。正因为人们怀疑它是战时情报局的改头换面，工作人员就需要更加慎重，表面上装成是安分守己的官员。而且必须就各自担当的范围，在本来的目的——情报活动方面取得成绩。
他们在总理厅的建筑物后面设立了调查部本部，在那里办公。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切实掌握各自的情报网，都必须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机关”。如果工作人员姓小林，就叫作“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