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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曰：“农桑学校，治法之大纲也，古之贤君，莫如尧、舜，贤臣莫如稷、契。亦不过播百谷以厚民生，敷五教以善民心，此教养之道，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可使盛，国势可使重，必然之理也。今国家徒知敛财之巧，而不知生财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养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难行，而不患法无可行之地。诚能优重农民，勿扰勿害，驱游惰之人归之南亩，课之种艺，恳喻而督行之，十年已后，仓廪之积，当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修己治人之要道，十年已后，人材之盛、风俗之美，又非今日之比矣。二纲既张，万目斯举，否则富强之效皆不可期也。
其五曰：天下所以一者，民志定，则士安于士，农安于农，工商安于为工商，而后在上之人始安如泰山。今民不安于白屋，必求禄仕；仕不安于卑位，必求尊荣。四方万里，辐辏并进，各怀无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为寒心哉！臣闻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让。各有其宜，不可不审。然欲民志之定者，必先定君志。君志之定，莫如慎喜怒，而修号令。古之帝王潜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发也，虽至近莫能知其发也，虽至亲莫能移，喜怒发必中节，是以号令简而无悔也。
书奏，帝嘉纳之，衡多病，帝听五日一至省，时赐尚方名药美酒。四年，乃听其归。五年，复召见。
六年，命与太常卿徐世隆定朝仪。又诏与太保刘秉忠、左丞张文定官制。衡历改古今分并统属之序，定为图。七年，奏上之。
未几，阿合马为中书省平章政事，领尚书闪部事，势倾朝野，一时在臣多附之。衡每与之议，必正言不少让，已而其子又有佥枢密院之命，衡独执议曰：“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巳。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彼虽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马面质衡曰：“汝何言吾反，汝实反耳。人所嗜好，权势、爵禄、声色，汝皆不好，惟欲得人心，非反而何？”衡曰：“王平章不好权势、爵禄耶？何以反？”阿合马衔之，亟荐稀宜在中书，欲中以事。俄除左丞，衡屡入辞，帝命左右掖出之。从幸上京，复论列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报。因谢病，请解机务，帝恻然，召其子师可入谕旨，且命举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论其贤否，则可。若授之以位，当断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渐。” 帝久欲开太学，会衡求罢益力，乃从其请。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使教之。衡闻命，喜曰：“此吾事也。国人子太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善类之中涵养数年，必为国用。”乃请征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燧、孙安、刘安中二十人为伴读，分处各斋，以为斋长。时所选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讲课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礼节。
十年，阿合马屡毁汉法，诸生禀食或不继，衡固请退。帝命诸老臣议其去留，窦默亦为衡请，乃听衡归，以选善王恂摄学事。刘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苏郁、白栋为助教，守衡规矩，从之。
十三年，诏王恂定新历。恂以为历家知历数而不知历理，宜得衡领之，乃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领太史院事，召至京。十七年，历成，奏上之，赐名曰《授时历》，颁行天下。语详《郭守敬传》。
六月，以疾请归。皇太子为请于帝，授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养之，且使东宫官谕衡曰：“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十八年，衡病革，逢家祭，扶起奠献如仪。既彻，馂而卒，年七十三。是日，雷电，大风拔木。怀孟人无贵贱少长，皆哭于门。四方学士，不远数千祭器墓下。
北方文学自衡开之，当时名公卿多出其门。丞相安童事以师礼，卒称贤相。惟值王文统、阿合马相继用事，未获大行其志，论者惜之。大德元年，赠司徒，谥文正。至大三年，加赠正学垂行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魏国公。皇庆二年，诏从孔子庙廷。延佑初，又诏立书院于京兆以祀文，给田奉祠事，赐名鲁斋书院。鲁斋，衡在大名时所署斋名也。
二子：师可，怀孟路总管。师敬，累官山东廉访使。泰定二年，奏请颁族葬制，禁用阴阳邪说，从之，入为中书参知政事，迁左丞，令与纽泽等编译《帝训》。书成，经筵进讲，仍令皇太子阅之。三年，帝幸上都，命师敬与兀伯都剌等居守。是年，译《帝训》成，更名皇图大训》，后卒于宫，孙从宣，河北河南道廉访使。无元统二年，录衡孙从宗为异珍库提点。
刘因，字梦吉，保定容城人。世为儒家。父述，邃于性理之学。中统初左三部尚书刘肃宣抚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辞归。年四十无子。因生之夕，述梦神人骑马载一儿至其家，曰：“善养之。”乃名曰固，字梦骥，后改今名及字。
因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甫弱冠，才器超迈，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圣解》。国子司业研弥坚教授真定。因从之游，同舍生皆不能及。初为经学，究训诂注疏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固早丧父，事继母孝。虽贫，非其义，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师道尊严，弟子造其门者，随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尝爱诸葛明静以修身之语，表所居日静修。
不忽木以因学行荐于朝。至元十九年，诏征因，擢右赞善大夫。初，裕宗建学宫中，命选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继之。未几，以母疾辞归。明年，丁内艰。二十八年，复遣使者以集贤学士征因，以疾固辞，且上书宰相曰：
因自幼读书，闻大人君子之馀论，虽他无所得，至如君臣之义，自谓见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春生聚之乐者，是谁之力与？皆君上之赐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给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势之必然，亘万古而不可易，庄周氏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
因生四十三年，未尝效尺寸之力，以报国家养生成之德，而恩命连至，因沿敢偃蹇不出，贪高尚之名以负我国家知遇之恩，而得罪于圣门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长，未尝一日敢为崖岸卓绝、甚高难继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传闻，不求其质，止于遗迹之近似者观之，是以有高人隐士之目，惟阁下亦知因之未尝以此自居也。
向者，先储皇以赞善之命来召，即与使者俱行，再奉令旨教学，亦即时应命。后以老母中风，请还家省视，不幸弥留，竟遭忧制，遂不复出，初岂有意于不仕邪，今圣天子选用贤良，一新时政，虽前日隐晦之人，亦将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隐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宠，处之以优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与心违，病臣空斋，惶恐待罪。
因素有羸疾，自去年丧子，扰患之余，继以疟疾，历夏及秋，后虽平复，然精神气血，已非旧矣。不图今岁五月二十八日，疟疾复作，至七月初二日，蒸发旧积，腹痛如剌，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叹旁无期功之说，家无纪纲之仆，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于容城先人墓侧，修营一舍，倘病势不退，当居外其中以待尽。遣人之际，未免感伤。由是病势益增，饮食极减。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闻之，惶怖无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窝谓供职虽未能扶病而行，而思命则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虚，若稍涉迟疑，则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踪迹高峻，已不近于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侯病势稍退，与之俱行。迁延至今，服疗百至，略无一效。乃请使者先行，仍令学生李道恒纳上铺马圣旨，待病退，自备气力以行。望阁下俯加矜悯，曲为保全。因实疏远微财之臣，与帷幄诸公不同，其进与退，非难处之事，惟阁长下始终成就之。
帝闻之，曰：“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
三十年夏四月卒，年四十五。无子。延佑中，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欧阳元赞因画像曰：“微点之狂，而有沂上风雩之乐；资由之勇，而无北鄙鼓瑟之声。于裕皇之仁，而见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两生。乌乎！麒麟凤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鸣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论者以为知言。吴澄于当时学者最慎许可，独推敬因，自谓不及云。
因所着有《四书精要》三十卷，诗文集二十二卷。门人新安人刘英、王纲、梁至刚，容城人梁师安，俱高尚不仕。
吴澄，字幼清，抚州崇仁人。幼颖异。五岁，日受千余言，夜读书达旦。母忧其过勤，不多与膏火，澄候母寝，燃膏复诵。九岁，日育《大学》二十过，次第读《论语》、《中庸》，如是者三年。
十九年，着论曰：“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泗、洙、邹、鲁其利也。濂、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乎。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周子其元也，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赠，未之闻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乎？”其以道统自任如此。
宋咸淳七年，试礼部不第。时宋亡征己见，澄以其学教授乡人，作草屋数间，题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程钜夫与澄为同学，知其意，题之曰草庐，学生遂称之曰草庐先生。
至元二十年，抚州内附。乐安丞蜀人黄西卿不肯降，遁于穷山中，招澄教其子。澄从之。乐县人郑松又招澄居布水谷，乃着《孝经章句》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二十三年，程钜夫奉诏求江南遣逸，强起澄至京师。未几，母老辞归。二十五年，钜夫白于执政，吴澄不欲仕，所着《诗》、《书》、《春秋》诸书，得圣贤之旨，可以教国子，传之天下。敕江西行省缮录其书以进，州县以时敦礼。
元贞二年，董士选为江西行省左丞，雅敬澄。及拜行台御吹中丞，入奏事，道以澄荐。未几，士选迁枢密副使，又荐之。一日，议事中书省，起立谓丞相完泽曰：“士选的荐吴澄，经明行修，大受之才。”平章政事不忽木曰：“枢密质实，所荐天下士也。”遂授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馆编修官。有司敦劝久之，乃至，而你者已到官，澄即日南归。明年，除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三月，以疾辞。
至大元年，召为国子监丞。先是，许衡为祭酒，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久之渐失其传。澄广以经义，各因其材质，反覆训诱其学，诚笃不及衡，而淹博过之。
皇庆元年，迁司业，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尝为学者言：“朱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情，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非稀尊信朱子本意云。澄一夕谢病南归，诸生有不谒告而从之者。俄拜集贤直学士，特授奉议大夫，稗乘驿至京师，次真州，疾作不果行。
英宗即位，超迁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先是，诏集善书者，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沼澄为序。澄曰：“主上写经，为民祈福，若用以追荐，臣所未知。盖福田利益，虽人所乐闻，而轮回之事，彼习其学者，犹或不言。不过谓为善之人，死则上通高明，其极上则与日月齐光；为恶之人，死则下沦污秽，其极下则与沙虫同类。其徒遂为荐拔之说，以惑世人。今列圣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荐拔！且国初以来，凡写经追荐，不知凡岂。若未效，是无佛法；若已效，是诬其祖也。撰为文辞，不可以未后世，请俟驾还奏之。”会帝崩而止。
泰定远年，初天经筵，道命澄与平章政事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先是，至治末，作太庙，议者习见同堂异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