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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夫妇，纲常之大。今鬻子休妻，视同犬豕。虽有抑良买休之条，而转售者则易其名曰过房，受财者则易其名曰聘礼。今大都、上都有马市、羊市、牛市，兼有人市，致使人畜相等，极为可怜。宜严行禁绝，使各相保守，无弃天伦。此可厚俗之四也。
九品之官，定为九等，士农工商僧道定为六等，下而臧获定为一等，使服饰各安分，限贫富不得僭逾。此可厚俗之五也。
汉立常平仓，谷贱，增价而籴以利农；谷贵，减价而粜以利民。朱文公常行之，浙东最为得法。然不可行于今矣，何也？官吏为奸。若官入官出，民间未沾赈济之利，且先被克减计点之扰，适以重困耳。宜于各处验户口多寡，设立义仓，令百姓各输己粟，自掌出入之数。凡入一石之粟，自得一石之用。不费公钱，亦无损于私蓄。犹虑风俗不古，急义者少，则官为之立式。有地百亩者，限以一岁出粟一石，令本甲户执其纲领，择乡里廉干者掌其收支。岁添新粟，则旋广仓廪，每遇阙乏，如取诸寄。其中或有侵欺，则令司县官依窃盗例科断。或司县官因而挟势借贷，则令巡按官依枉法赃例定罪。若所在官司有能劝率成效，优加升赏，诚为安民定业之长策。至于目前所急，尤思先有以救之。虽官司贱价赈粜，以有限之粟，应未已之荒，所济无几。若勒令富家平粜，则大户纵贿而求免，小户力贫以奉行，流害滋甚。今被灾之处虽多，而江淮、湖广皆稔熟，及此秋成之余，急为立法，收米四百余万石，半运赴都，半留随省，以备明年之荒可也。或仿汉时输粟为郎，宋时官卖度牒之例。二者但费朝廷之一纸，不动声色，而数百万粮可立致矣。
国家立政，必以刑书为先。今天下所奉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并缘为欺。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格条多至数十。间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旋行比拟，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间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帙，名曰《断例条章》，曰《官民要览》，家置一本，以为淮绳。试阅二十年间之例，较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间之例，较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号令不常，初降随没，遂致民间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谣。京都为四方取则之地，法且不行，况四方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酝者比屋，禁牛而私间者盈市。奸盗杀人罪在不赦，而每岁放秀鲁麻婚姻聘财，明有官庶高下折钞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索财物，与估卖躯口无异。买卖田宅，旧有先亲后邻之条，而今民业多归势要。推此数端，天下概可知矣。今有司每视刑名为重，而户婚、钱价略不加意。殊不知民间争况之端，无不始于户婚、钱债而因之，以至于奸盗杀人者也。宪司巡按，每以赃罚为重，而一切民词，略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负冤，上无所诉，是开官吏以受赃之路也。更兼衙门纷杂，事不归一，正宫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隶金玉府，校尉自归拱卫司，军人自属枢密院，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内史府，僧则宣政院，道则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微政院、都护府、白云宗所管户计诸司，头目布满天下，彼此不相统摄。无法之弊，莫此为甚。昔先帝尝命修律，未及成书。近议大德律，所任非人，讹舛益甚。宜于台阁省部内，选择通经术、明治体、练达时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参以建元以来制敕命令，采以南北风土之宜，修为一代令典，使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庶政体归一，狱无久淹矣。
古者立刑，必先施于赃吏，盖赃吏为患甚于酷吏之肆虐。赃既不行，则刑自平矣。昔国家家为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则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并殿三年。制法虽明，而犯者未已，终莫能禁其万一。且如司县官困于正从七品、八品间，终老无受宣之望。吏员困于路县，终老无受敕之期。凡人之自爱其身，而重于犯法者，以清议之可畏，前程之尚远也。既无所畏，又无所慕，则仕而为贫耳，复何所惜。在昔有剌配籍没之法，文其面前则终身不齿于乡里，籍其资则全家不免于饥寒，治赃吏无出此法这善也。
贼吏固严其罪矣，而廉吏则未见赏，今省部置立过名簿，不闻有功绩簿；宪司岁报赃罚册，不闻有廉能册。朝廷虽有封赠之典，未见举行。嗣后内外大小官，有至廉无扰者，历一考，则封僧其父母，历再考，则封赠其妻妾。不过邀朝廷一命之恩光，而可收激劝人材之实效矣。
当今之弊，不在俸禄之薄，而在俸禄之未均。不患俸禄之未敷，而患设官之太滥。均有余以周不足，取滥设之米以给合设之官，则国无所损，而官有所利。议事这臣若能裒多益寡，截长补短，则职田所书自可敷用。今又额外多出俸米二十八万余石，徒损国储，无益官吏。且丞相职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锭有零，一日之俸不满十四两，若仿晋之何曾，日食万钱，虽竭私帑不能自给矣。天子立相，必须厚禄以优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从俭岂可先处以约，而薄其所养哉。今俸自三锭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贵贵之道。又如随朝大小官及各行省、宣慰司，皆枢要重臣，既无所取于民，又无职田可收，纵添俸米，保足养廉。宜尽取无拨职田，合计子粒，官为书贮，将中外人员差等而普及之。内外台察廉访司事烦而形神劳，官清而交往绝，比之有司，量加优厚，所以重风宪也。和林、上都、山后、河西诸路，不系产米之地，依本处时估折价，不拘以定数，所以重边鄙也。军民各色官吏，但请俸钱者，随所给钞数，按月支米，元无俸钱者，随所授品从，依例增支。交官书职田钱粮，先尽外任数足，其余尽令起运赴都，以给随朝官吏。计其所得，倍多于前，又可不费太仓之粟，此利国利官之要道也。
昔田千秋一言寤主，即登侯相，郑然明一言见知，便获赏识。古人际遇，往往皆然。若必待羔雁以为先容，币帛以将厚意，则千秋老死于郎官，然明终役于堂下耳。今之隶名儒籍者，不知壮行本于幼学，而谓借径可以得官，皆曰何必读书然后富贵。仕路既不出于儒，何须虚费日力，但厚赂翰林、集贤字，求一保文，或称茂异，或称故官，或称先贤子孙，其人即保教授。才入州选，便求升路，才历一任，便干提举，但求迁转之速。何问教养之事。学校遂成废弛，言者皆归咎于差役所致。不思唐宋盛时，儒人未尝免差，而士风甚盛，人材甚广，无他声名诱之于前，利禄引之于后也。使前数年不当差役，亦未见有一人成材者，果业儒而获用，则人自慕尚，虽当役不足以抑之。苟业儒而无用，则人皆厌弃，虽免役亦不足以励之也。比者，如编《一统志》、写金字经，非有追章琢句之巧，考古证今之难也，愚夫下流但能缮书者，皆可与选，给食赏钞已足以酬其劳，更与之升职减资，是朝廷开天下以奔竞之路也。
明诏：德行文学高出时辈者，有司保举，廉访司体覆相同，以备擢用。年来中外所举不为少矣，未见擢一才，拔一士，岂非虚文求人乎？明诏：上书陈言者，皆得实封进献。年来官庶所陈，不为少矣，未闻纳一谏，从一事，岂非虚文求言乎？格例：诸县尹以五事备者为上选，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俱不举者黜。今实备五事而无力者，止常调；虚称五事而有力者，则引例升等；岂非虚文考绩乎？国家立御史台及肃政廉访司纠弹诸人，无得沮坏。今所纠者仅可施之插官、下吏，所荐者呈省到部俾同故纸，而外任巡按书吏人等反借风宪这威，徇私纳贿，无所畏忌，其为民患，过于有司，岂非虚文重台察乎？《至元新格》：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今小事动经半年，大事辄以数岁，岂非虚文议狱乎？诏书累降停罢劳民不急之役，存恤鳏寡孤独之人，今之隶名官籍者皆坊正巷长，略举市井所知，以应故事，其实穷而无告者未尝登籍沾惠也，岂非虚文爱民乎？国家立司农司以敦农政，路县正官衔内加以兼劝农事，每岁仲春令亲行劝课。今官吏出郊，借此游宴，里正、社长科敛供给，岂非虚文务农乎？
国家仿古，立翰林院、集贤院、秘书监、太常司，可谓得彬彬文物之盛矣。今翰林多不识字之鄙夫，集贤为群不肖之渊蒌，编修、检阅皆归门馆富儿，秘监署丞半是庸医、缪卜。职奉常者，谁明乎五礼、六律？居成均者，谁通乎《诗》、《书》六艺？他如医学、儒学、蒙古学，各置提举司，尤为无益。国政岂非虚文设官乎？国家设立太史、司天，以明占测；崇奉国师、宗师，以严祈祷；可谓尽事天之诚矣。今日月薄蚀，则期集鼓奏以彰信；推历未尝克定其应验，星象失躔，但托辞禳度，以分受官物；未尝指称其变故，罄竭帑藏以供西僧好事；盛陈金帛，以副黄冠醮筵；岂非虚文对越乎？
圣朝定夺诸色户计，何尝一毫损民。如水、马站户与之除粮免差，粮资足以补办，祗应可抵里役。如金户办金，则就准本户合纳之税；匠户当工，则官支口粮以资赡养；灶户烧盐，则给以工本；银场炬煅，既给工本，又与口粮。计所入课程，正与买价无异，爱民之厚，于此可见。今各处巡尉司设弓手，各路县狱司设禁子，牧民官各衙门设祗候、曳剌，既免粮以优之，而有司不与开除，反令税户分任包约，于各输额粮之外，别立名项曰包米，诚古今所未见。且各户劳逸相悬，如站有消乏，金须本色，灶欲办课，匠不离局，设有不及，诃责踵至，所淮税粮，岂足供给？而弓手、祗候、曳剌、禁子等户，役甚优闲，无费于已，且可肥家，不知何自而与之免粮也？
古称侍卫禁、直左右前后之人，今谓之怯薛歹。以今信古，古者数多名繁，今视古颇简。《周礼？天官冢宰》曰膳夫、疱人，日内饔、外饔，日浆人，曰烹人、笾人，今之博儿赤也。曰幕人，曰司服、司丧，曰内宰，今之速古儿赤也。曰掌舍、掌次，今之阿察赤也。曰阍人，今之哈勒哈赤也。曰缝人、屦人，曰典妇功，今之玉烈赤也。曰宫人，今之煜剌赤也。古者分以职役，定以等差，用当其人，人当其任。是以人无觊觎，各守分义。今则不限以员，不责以职，但挟重资有梯，援投门下，便可报名请粮，获邀赏赐，皆名曰怯薛歹。是各官门下之怯薛，非天子御前之怯薛也。比者朝省严行分拣，如有职役定员，则挟资投入者无所容力，有出身定例，则别里哥选不禁自绝矣。
今国家财赋，半入西番，红帽禅衣者公然出入宫禁。道家以老子为宗，惟在清净无为，辟谷弃人间事，今张天师纵情姬爱，广置田园，招揽权势，凌烁官府，此江南一大豪霸也。朝廷前立宣政院、道教所，以其弃俗出家，非有司所宜统摄，而乃恃宠作威，公行贿赂，僧道词讼数倍。民间如奸盗杀人不法事，往往见告。各寺既有讲主、长老，各观既有知观、提举，足任管领之责。随路又滥设僧录司、道隶司，各县皆置僧纲，威仪反为僧、道之蠹，并宜革去。且僧道另设衙门，三代以下所未有。亡金弃人尚鬼，帮置二司与民民鼎立而三，岂谓圣朝踵其弊政。僧道既金免徭税，愚民多出财产托名诡寄，以求避役。驱国家之实利归无用之空门。视民间输税之外，又当里正、主首、和顾、和买，非惟弃本逐末，实且劳逸不均。今后寺观常住税粮，宜准古法，尽令输官。外有白云宗一派，既自别于俗人，又复异于僧道，朝廷不察其伪，特为另立衙门，亦宜革去，以除国蠹，以宽民力。
春秋二百二十四年之间，灾变迭出，地震者五。国家自十数年来，凡三见之。以今考古，未有若此之数数也。汉史翼奉言：“地变为阴气太盛，宜疏后党，亲同姓，出后宫，损阴气。”李寻曰：“地震有上中下，上位应后妃，中位应大臣，下位应庶民。宜弱外戚，强本支，崇阳抑阴，以救其咎。”或以言游畋土木，或以言宦官嬖幸，或以言小人党盛，各因时弊而指斥之耳。以今日人事观之，阃仪严肃，女谒不行，如吕韦之专，赵、杨之宠，无有也。后宫列陈，名不盈数。如三千、一万之充满，无有也。秉国爻者，皆色目，汉人未尝一官任舅后之族，如吕、霍、上官之僭奢，无有也。敷奏出纳，非台、省不得与闻，未尝一事出阉寺之口，如恭显鱼程之专擅，无有也。春秋出畋，循行故典，宫墙殿宇，一安旧规，如阿房、复阁之兴，楼船、锦缆之侈，无有也。然则致是变也，既皆非此之故，意当归之执政大臣乎？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末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