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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的故事》同时又是一支美丽的爱情梦幻曲。也许它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现实的反映，但它会成为一个时代某种阶层人物的。动态反映，他们想用自己的努力把世界变为一个纯净的爱的伊甸园。
虽然注定要失败，但这份努力是感人的，因为作为这一阶层的代表，亦舒以坦诚的态度诉说理想的人生。即使苍白，即使不深刻，她也心安理得。
倪匡就曾说，《玫瑰的故事》是一部“情爱宝鉴”，全书所写的，全是各种各样男女的情爱，各种不同性格的男女，对情爱的处理态度。
男女之间的情爱，是所有正常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要至极，是一个人的生活之必须，重要程度与人需要空气、食物和水相吉。一部写男男女女情爱的小说，也就是一部写人生的小说，切勿等闲视之。如果轻视情爱，就等于轻视生命。
但尽管爱情是生活中最普遍的现象，但它却并非是透明的字眼。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这是个包含多层意义的词汇。对于一对已婚的夫妇，有无爱情常常是衡量他们是否幸福的标准，在这个层次上，爱情取得了有别于婚姻的意义。
很奇怪，在这部作品里，亦舒写爱情总写得曲折跌宕，惊心动魄，可一写到婚姻，便让人感到索然无趣。
即便是玫瑰伪婚姻，也没有多少看头。
玫瑰的第一次婚姻，是在异国缔结的。那个时候，她遭遇了爱情的“滑铁卢”——她的初恋情人结婚去了，新娘不是她。
美丽的玫瑰在含苞待放的时刻便几乎凋谢。她在失恋之后，自暴自弃，不再为自己着想，随便抓住身边关心她的人，便结婚生女。
那时的玫瑰，因为心灵伤势太重，已毫不在意她选择的是什么人，反正都不是庄国栋，是谁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段婚姻维持了十年，玫瑰用一个女人十年最好的时光悼念她的初恋，其间的生活实在没有什么滋味。
她的第二次婚姻，是在四十岁之后，本以为无风无浪，生活平实可人，却又再重逢庄国栋，平淡的婚姻生活再起波澜。
婚姻越是平淡，才越显现出爱情的强烈。
与婚姻有别的爱情，是两性之间除婚姻这一生物性——社会性关系外，还必须具有的某种情感上的一致和契合。而真正的爱情无疑是指爱情中的一种理想状态。
玫瑰是在追求真正的爱情中才焕发出生命的最璀灿的光芒的。
生活中多的是平淡，美丽的玫瑰却很难平静地生活。
红颜并不是祸水，周士辉与庄国栋的沉沦与他人无关。
玫瑰说得好：“我不是破坏他们家庭的罪人，远在周士辉的眼光落在我身上之时，他们的婚姻已经破裂，即使周士辉以后若无其事活下去，他们的婚姻也名存实亡。”
她的爱情是在婚姻之外，甚至是在与婚姻的冲突中，超越了社会理性的约束，升华到自然的、性灵的境界，还原了爱情的独特精神：任性，自由，来去无踪。
如白朗宁夫人吟哦的：
如果你一心要爱我，那就别为了什么，只是为了爱才爱我。
不需要接触了解，不需要追求考验，玫瑰对庄国栋，对博家明，都没有像世俗般地一点点发展爱情，他们一开始就仿佛是被某种奇异的原始感情抓住：不是爱慕，不是喜欢，而是全身心地相互认同，通过所爱的人来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自身。
在西方传统中，男女之爱，大多含有精神之含义，把女性视为人格的补足者，灵魂赖以上升者，直至为形而上境界之一种象征。
杨周翰指出：“从但丁开始，西方就有一派爱情观，把男女之爱看作通向上帝爱的第一层阶梯。”爱具有某种神性。
在玫瑰身上，亦舒的爱情神性论显现无遗。她要爱就去爱，尽管这种爱有时候会伤害到别人，她甚至为了爱放弃了对女儿的抚养。但她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也是玫瑰和小玫瑰最不同的地方。
弗洛姆认为，爱主要的不是和具体对象相联系，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性格取向。爱决定了个体和整个世界的联系。“如果一个人爱的只是另一个人，而对其他人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的爱就不是爱，而只是一种共性依恋，或是一种放大了的自由主义。”
在这意义上，玫瑰的确是一种放大了的自由主义。但是，人的博爱并非生而具有或上帝所赋，没有对自我的深刻体验和焦灼关怀，没有对一个具体对象一片情深，对所有人的爱就无从谈起。爱首先是有一个你，一个对象。
因此，玫瑰并不相信爱会随死而结束，傅家明死了，她悲伤却不歇斯底里。
亦舒如此写道：
玫瑰似乎负起了安慰众人的责任，她对于死亡，毫无恐惧，她接受这项事实，就犹如接受她作为一个美丽的女人般。
玫瑰仍然令人心悸地美丽，并没有为家明穿孝服，她不在乎这种表面的世俗利法，照旧穿着彩色缤纷的时髦服装。
她就是这么一个至情至性的女子。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样不顾及一切的爱情也许是难以接受的，如同我们很难承受塞外草原强烈而又生机勃勃的大风一样。
然而，“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当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底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罗曼·罗兰语）
在玫瑰面前，其他人的爱情关系显得多么萎靡苍白软弱无力啊。
苏更生本来已是一个智商很高的女子。当傅家明单恋上玫瑰，感慨地说：原来世界上真有爱情这件事。她答得多好：“是。一种瘟疫，足以致命，别忘记罗密欧与梁山泊。”
她知道黄振华看中她，不外乎是她比一般的女郎略过精彩，因为黄振华是不能忍受2＋2＝4或3＋5＝8这类女人的。而她呢，她是（gA＋ SB－ ZA）＋ SB，他于是满意了，“他认为自己是微积分”。
这么一对夫妻，依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恋爱婚姻的典型版本，比较平静、稳定，大同小异，现实得很。苏更生的突然发难，要离开黄振华一段时间，除了有对着玫瑰和家明的爱惜自惭形秽的因素外，也不排除老夫老妻要要花枪的味道。
他们彼此相互了解得很，她舍弃了她，不会找到更好的，他也重新找过女友，但感到并不如原先的“那杯茶”，他们最终还是复合了，但也没什么戏唱了。像凡世一切普通的夫妻一样，很明显地缺乏那种回肠荡气的激情和自我超越的深度。
玫瑰是没有一种现实的考虑的，她是把爱情和生命的存在视为一体，甚至把爱情视为惟一的真实的存在。金钱富贵她有，并为此感到幸运；社会名声她没有，却毫无这方面的追求，她一心一意地恋爱，其他的事一概不理。
连她哥哥也说：“木是我说，玫瑰纵有千般不是，她也有个好处。她从来不与男人争论这些事。玫瑰的头脑最简就，爱就是爱，她又木计算付出多少，得回多少，她从来木把爱放在天平上量，你说是不是片
商业社会中的玫瑰，确实是独一无二的，碰到她，谁的心又能不温柔地绞痛，世上有几个玫瑰啊。
黄振华愤愤不平指出的“女人！没读过书的女人，像红番，读过书的女人，又要干革命。”
男人何尝又不是一样。
罗震中万念俱灰中，“捡”了小曼，到底不是心中所愿的，所以长期维持订婚的状态。
傅家敏也可恶，跟咪咪结了婚，变成一个标准的住家男人，回家脱了皮鞋就高声问：“拖鞋呢？”
因为他觉得与咪咪生活是一辈子的事，不把精力蓄藏起来，留等后用是不行的。明知生命实在是一个幻觉，仍让妻子把孩子一个个养下来。
“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只不过是苏轴作为一个敏感诗人的幻觉，突出爱情超世绝俗的灵性境界，历来不是中国人的特长。
亦舒的爱情况，在这个层面上，并不是不超前的，她所一再强调的爱情之为爱情，主要是指情感的真而非伦理的善。
是的，情海变幻莫测，情可载舟，亦可覆舟，可是请问谁又愿置身一地死水之中，永无波澜？
如此，在玫瑰这个具有“神格模式”的女子身上，石破天惊的不是她的美貌，她的温婉，而是她的至情。
她让我们想起这么一个颇有佛意仙心的故事：
三伏天，禅院的草地枯黄了一大片，“快撤点草籽吧！好难看哪。”小和尚说。
“等天凉吧。”师父挥挥手：
“随时。”
中秋，师父买了一包草籽，叫小和尚去播种。
秋风起，草籽边撒边飘。
“讲好了，好多草籽都被吹飞了。”，小和尚喊。
“没关系，吹走的多半是空的，撒下去也发不了芽。”师父说：
“随性。”
撒完草籽，跟着就飞来几只小鸟啄食。
“要命了！草籽都被乌吃了！”小和尚急得跳脚。
“没关系！草籽多，吃不完！”师父说：
“随遇。”
半夜一阵骤雨，一大早小和尚冲进禅房：
“师父！这回真完了！好多草籽被雨冲走了！”
“冲到哪儿，就在哪儿发芽！”师父说：
“随缘。”
半个多月过去了。
原本光秃的地面居然长出许多青翠的草苗，一些原来没有播种的角落也泛出了绿意。
小和尚高兴得直拍手。
师父点点头：
“随缘。”
亦舒传奇……暮霭
暮霭
这朵烟雨包含了孔雀蓝、艳红、鲜黄、银、金，以及电光紫好几种耀眼的色彩，使人眼睛都睁不开来。
然而只一刹那，金属粉便纷纷坠落，如星尘般，洒往海面，化为乌有。
亦舒《她比烟花寂寞》
《她比烟花寂寞》，故事的名字起得真好。
刹那芳华的感觉，形容姚晶是最恰当不过了。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对姚晶并不适用，她是渴望天长地久的。
为了这种渴望，她付出了许多，最后甚至付出了生命。
亦舒似乎很擅长写这一类人物，写他们在香港社会的沉浮荣辱，写他们的喜怒哀乐。
在《香雪海》、《曼陀罗》、《风信子》、《寂寞鸽子》等作品中，都有一批这样的人物，他们憧憬理想中的爱情，为心中所爱毁掉了自己的生活而不后悔。
在短篇中，她的一篇小说题目干脆就叫《憧憬》
主人公是一位富家女，且年轻貌美，为一家大机构的承继人，名叫李日虹，一时成为城中新贵。
她接受记者访问时却透露：
最大的遗憾是我所爱的人不爱我，爱我的人不是我所爱。
毕生的憧憬是拥有自然单纯，毫无矫情，绝无企图的男欢女爱。
但是，谁都知道，这种憧憬恐怕永无实现之日。因为如记者说的：
“你的身份太矜贵，生活太复杂，每一个接近你的人对你都有所企图，怎么可以得到单纯的感情。”
但李日虹毕竟是一个冰雪聪明的人，人生路上到处都是名与利，唾手可得，欢笑难寻，她终于舍弃阶级而取爱情。
《你比烟花寂寞》的姚晶，在很多方面和李日虹相似，但她却没有李日虹幸运。
所以亦舒对她很同情，不像对待香雪海、宁馨儿、贝秀月们那样不动声色甚至带着淡淡的拒斥。
她曾这样说：“我对姚晶，只有爱，没有恨。”这就决定了作品的基调是一种韶华已逝的忧伤，而不是讽刺和调侃。
作品一开始，就从姚晶的死写起。
以姚晶的生平为经，以记者徐佐子的追查为纬，在追溯中带出姚晶生命中的一个个人物，如同一个个跳动的画面，把姚晶的一生像电影一样重现出来。再配上苦涩幽默的对白，使我们明白了许多香港社会的人情冷暖，商业实利主义对心灵自由的冲击和束缚，以及“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的悲哀。
如撒韬说的：这使我们想起奥逊·威尔斯1941年拍摄的电影《公民凯恩》，同样以主人公的死为开始，同样以记者追查为线索。到最后，姚晶和凯恩一样，都是寂寞的化身，他们成功名就，但却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
也许正像凯恩怀念那童年雪橇上的字迹“玫瑰花蕾”一样，姚晶如果在天有灵，那么她也会怀念她进人电影圈前那段并不富裕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