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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我基本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比赛日程表可以提前一年左右订好，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都已经规划好，我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比赛时间调整状态。一场赛事结束后，我能够自己舒缓一下，在家里清净几天。只要条件允许，我还是尽量回到武汉去。那里有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有些是体校的同学，有些是运动队的队友，大家一起看看电影，泡泡吧，吃饭聊天。朋友们对我的看法不会因为我职业生涯的顺利与否而改变，在他们心里，我一直没有变。
除了比赛，我都是自己给自己挑衣服，我没有造型师。我是运动员，不是走时尚偶像路线的，关键时刻还是要靠成绩来说话的。我不想在形象问题上花太多精力。我对奢侈品不是很迷恋，买衣服经常把大牌和自己从小店淘来的宝贝搭配在一起，并为自己的创意扬扬自得。我也不大爱化妆，化完还得卸，多麻烦。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万一不小心摸一下脸，把妆摸花了，还得去补妆，太麻烦了。
有时候参加party或者出席一些重要场合，大家都精心装扮自己，你总不好穿双运动鞋到场，我只好请姜山开车把我送到门口，我在车里换好鞋，再充满自信地、美美地走进去。到签到簿上签个名，自己再溜达出来，假装很悠闲地摸到停车场，跳上车赶紧换鞋。
有一次穿高跟鞋参加party，坐车过去，但得走回来。那段路程平时大概得走10分钟，穿高跟鞋，至少要多花一倍时间，而且还是上坡。当时唯一的想法是赶紧把鞋脱了扔了。但还必须强忍着，因为一路上不停遇到其他的运动员去得晚，我觉得穿那么漂亮，走路如果不好看会很丢人，就还强忍着痛楚走得特挺。那天我一走进房门就赶紧将鞋子甩了下去，太疼了！
我现在尽量买那种跟特别低的鞋子来应付一些场面上的活动。偶尔也会买高跟的鞋，但也只是欣赏设计师的匠心，多半不会穿出来。
有一次我穿着同一件休闲服上了两回镜，经纪公司马上让我注意形象——“网友们已经发现这件衣服你穿了两次！”
哎呀，一件衣服穿两次又不会死人。
我和经纪公司的人说：我又不是影视明星，他们对我的要求也太高了。一件休闲服，又不是赛场上的运动服，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花了挺多钱买的衣服，只穿一次，我有点接受不了。我只是个运动员，大家喜欢我不是因为我天天换衣服。不过，我还是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一个设计师帮我处理这件事——穿过的衣服可以卖掉，然后把钱捐出去，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球迷们也会开心。我觉得这个办法还不错。
作为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你每天都要在网上申报你所在的位置，因为随时可能会被要求进行飞行药检，仅2010年我就进行了25——30次的尿检。频繁的检查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烦，但它保证了这项运动的清白不被玷污。按照国际网协的规定，如果我今天在慕尼黑，突然有事要回国内，第二天却没有在网上把我的位置改成中国，恰好第二天有关部门来慕尼黑没有找到我，这会被看成一次蓄意的逃脱。这样的错误发生三次后，球员就必须无条件停赛一年。所以球员每天都要在网上申报自己在哪里，每天至少登录一次。
有球员抗议说我们现在完全没有自由，没有隐私。因为在网上申报后，负责尿检的ITF国际组织会知道你这个人在哪里。包括休假时也要填表，为方便他们每天随时进行飞行检查。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遵从这项制度。在打四大公开赛时，不仅要频频尿检，还要进行血检。程序设计得十分严密。2011年我在澳网进入决赛时发现，四大公开赛只要进前八都会进行血检。
我现在是把我的所在地址发给经纪公司，由经纪公司去帮我做这件事情，如果我改地址，必须提前通知经纪公司。以前在国家队的时候，是由国家队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代理这些事情的。
有时参加公开赛或者大比赛，耐克中国就派石玲来陪着我，这算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体育圈与文艺圈不同，经纪人的影响力要小一些，而且主要以服务运动员为主，运动员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比赛上。
一般比赛结束后，照例会有新闻发布会，WTA的一名官员会来陪着运动员参加新闻发布会。之后，我就不会再接受任何采访，因为该说的话已经在会上说完了。经常跑网球的记者都知道我的性格，也不会贸然来访。有时会有人发短信到我手机上，我一般会将经纪人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让他们与经纪人联系，然后由经纪人安排。这样可能让媒体的朋友工作不大方便，但我也是被情势所迫，作为一个运动员，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或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我只想专心地训练、比赛。
24 第三次手术
桑普拉斯走出球场时，我恰好要进去，我们在通道相遇了，他非常主动地握手致意：“你好！我是桑普拉斯，恭喜你获得法网冠军！”
第二次手术后，我没有打2009年的澳网，2月份直接去打迪拜、多哈的比赛，成绩很差。赛后姜山找不到我，我一个人找了个角落大哭了一场。托马斯说了很多安慰鼓励的话，他告诉我这是刚做完第二次手术就出来打比赛，要我相信我自己。
打完迪拜、多哈后，我又回德国训练了一段时间，然后去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打球。这一年我一直在摸索，在伤病的状态中重新回到这个圈子。
2009年5月下旬，我在法网打进了罗兰·加洛斯十六强。这是我手术后的第一个起步。
这一年的6月5日，我和姜山一起拿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的毕业证书。姜山一门课不落地修完了所有课程，而我的后两年课程都是自学的，期末才回学校去考试或是交论文，结果两年的课程拖了四年才修完。老实讲，老师对我也算网开一面，我才顺利地拿到了毕业证。
姜山本该比我提早两年毕业的，但这个缺心眼儿毕业前才发现自己还差一个选修课的学分，为了陪我比赛，他陪我东奔西走了很久才回到校园补上了这个学分。这算是我们枯燥的网球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
拿到毕业证后好事连连，6月14日，我在伯明翰草地赛的半决赛上击败了老对手莎拉波娃闯入决赛，这是中国选手的首个草地决赛。同年9月，我打进了美网八强。世界排名又往前冲了5位。
我对自己的进步感到欣慰，但这一年的四处奔波也让我的旧伤复发了。打美网的时候，我非常辛苦，从德国飞中国，又从中国飞美国，美网打完，我的膝盖一天也撑不住了。这时我就去找国家队的人商量：能不能不打全运会？
2009年，我就因为伤病错过了当年的澳网，如果我赶在全运会期间做手术，康复顺利的话，正好可以去打2010年的澳网，我感到自己的兴奋度越来越高，正在渐入佳境，这次澳网发挥得好的话，我将有机会迈进世界前十！
但队里的领导显然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不像澳网，全运会在我们国家的体育机制内很受重视，因为它直接牵扯到各方面的很多利益。当时湖北省体育局的某领导找我谈话，他说了一句让我震惊不已的话：“李娜，相信我！我是过来人，世界前十没有全运会冠军重要。”
听完这话，我顿感无力，我跟姜山说：“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谈，根本谈不下去。”
中网比赛是在9月份，打完中网就是全运会。那时我已经准备做第三次膝盖手术了，我的想法比较简单，我想：做完手术我再回国，实在不行就残着一条腿上去，你们非让我打全运会，我就只能这么打。
姜山不同意，他说：我们不能这么做，虽然他们这么说话不合理，但我们做事情不能让人家指指点点。
姜山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他总是对的。
结果我又不得不放了医生一次鸽子。原本跟医生说好了第二天做手术，姜山打电话来，告诉我不要冲动，要回国跟队里全部说清楚以后再处理事情。我只好向医生道歉，说得先回国确定下情况。
幸好医生很善解人意，没有因为我打乱他的工作计划生气。
我匆忙赶回国，当时国家队全队在山东济南训练，我飞到济南，跟队里说明我的状况：我已经休息了两个星期，可水肿一直消不下去。
我们队的领导对我的腿伤表示关心，但他们也说：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希望你可以打进前八。
我说：不是我不愿意打，是我真的打不了。我要能打的话，我不会跟你一直在谈这些东西。
最后对方还是妥协了，说：好，那你就弃权吧。
迫于方方面面的压力，我不能直接明着弃权，还得先在场上打场比赛走个形式。记得当时碰到的是个广东女孩，我们打了一盘，我一局都没赢。
我终于能够去德国做第三次手术了，手术时间我记得很清楚：10月22日。
我做的三次手术都是艾瑞克主刀。第一次手术相对大一些，因为做了韧带松解。
我记得第一次手术费差不多一万到两万，是湖北省队出的，国家队没有出任何钱。后面两次都是我自己出的钱，因为奥运会后我单飞了。
国外的收费标准是这样的：假使一台手术应该收5000块钱，那么医生会拿大约2000左右，剩下的是医院和药品的费用。做第二次手术时，我刚刚单飞，经济上压力很大，艾瑞克没有要他自己的那部分手术费，我只需要付医院的钱和针剂、药品以及麻醉师的工资就可以。
虽然我们之前认识，但我们并没有熟悉到可以有“通财之义”的地步，艾瑞克是个德国人，这个德国人，很仗义——不过，艾瑞克应该不知道我们的“仗义”是什么意思。
他只说：“我希望你能回到赛场上。你属于那里。”
第三次手术后，哈纳斯照例帮我做康复训练。说起来我也是哈纳斯的老熟人了，从2007年肋骨受伤起，每隔几个月就得来麻烦他一次，一来就是两三个月。哈纳斯工作的这个地方，应该算是一个社区的运动中心，运动中心是公立的，对公众开放，很多老年人都会来这里做运动。后来艾瑞克也把工作室搬到了这里，就在运动中心四楼。2011年我法网夺冠后，哈纳斯还把我的大照片贴在墙上给大家看，上面还有我写给他的话：谢谢你帮助我成为冠军！
在哈纳斯这里，我还曾经见到过伟大的前辈：鲍里斯·贝克尔。2009年他在哈纳斯那里做治疗，我们曾有一面之缘。贝克尔年轻时曾拿到六个大满贯，与格拉芙并称为金童玉女，在德国很有威望。即使退役多年，他依然得到了人们的敬重和爱戴。当贝克尔开始训练时，大家都自发地安静下来，关注着他。
2011年，我拿到法网冠军后，哈纳斯在工作室挂了我的照片，贝克尔找到哈纳斯，说希望和我打个招呼。当时我正在训练，完全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前辈在外面，贝克尔没有让哈纳斯传话，说，他不想影响我训练，下次再打招呼好了。
哈纳斯告诉我时我有点吃惊，我没想到一个异国的年轻运动员，会得到这么多的重视和关爱。“贝克尔”这个名字以往我们只能从电视或是报纸上看到，他对我们而言，就像是武侠小说中退隐江湖的绝世高手，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引起他的关注。
2011年底，我又一次在哈纳斯的场地上见到了贝克尔，当时我正在场边玩。贝克尔说：“嗨，李娜。”
我扭过头去，立刻认出了这位传奇人物。
他问我：“你的脚怎么了？”
我们交谈了十几分钟，贝克尔虽然样子威严，人却十分亲切和蔼，那种感觉像是你在和一位关心你的长辈交谈。当他听到我之后参加的比赛还有桑普拉斯、莫亚等人参加时，他说：“这么多人去，真好，代我向他们问好。”
那感觉如此神奇。贝克尔离去后，我还在激动中沉浸了很久。就跟法网结束后，纳芙拉蒂诺娃主动过来和我交谈的感觉类似。2011年中网，桑普拉斯来打表演赛，当时我也在中网，桑普拉斯走出球场时，我恰好要进去，我们在通道相遇了，他非常主动地握手致意：“你好！我是桑普拉斯，恭喜你获得法网冠军！”那一刻我有点微微的战栗，桑普拉斯是一代球王，可此刻他就站在这里，主动向我问好！
尽管有一个大满贯奖杯在手，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与纳芙拉蒂诺娃、贝克尔、桑普拉斯这些前辈们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他们是站在网球神庙中的神祇，是全世界网球爱好者顶礼膜拜的偶像！
可他们却都是如此和善，如此温暖。
我猜想他们关心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是亚洲人、中国人。他们觉得一个中国女性能打到这个层次，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作为这个圈子里举足轻重的前辈，他们对待新人的态度如此友善、充满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