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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之意是挺看重我，怕我被别的队抢走。资质优秀的队员有时会被其他球队的教练“截流”，这也是常有的事。
爸妈自然没什么不愿意的，教练看重我，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爸爸把行李码在自行车后架上，我迷迷糊糊地跟着他走进了业余体校的宿舍。那一年我8岁，是业余体校最小的网球学员。
我们的宿舍在一栋简易楼的二层楼上，这座楼离网球场很近，出了房间就可以看到球场。十几个小朋友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大家睡的是简易的双层床，每个人专业都不一样，除了网球班的，还有练击剑和田径的。我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个巨大的新家，多好啊，有这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耍。
爸爸妈妈把我安置好就离开了，我自己去球场上跟要好的队友们会合，兴高采烈地描述我搬进新家的感受，这种快乐一直持续到睡觉前。当我躺在床上才忽然惶恐起来——怎么，我是要自己睡了吗？爸爸妈妈都到哪里去啦？
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后要离开家独自生活了。
体校管理非常严格，我每天放了学就得马上回去训练，一天中只有晚上的时间是自由的，即使我家就在离体校四站路的地方，我每周也只能回一次家，一次只能回去一天的时间——那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制度，周六下午训练结束后，爸妈接我回去，周日晚上9点钟之前我必须归队。爸爸的工作老是出差，只有休息日才在家，爸爸几乎每个周六都来接我，我知道，他也很挂念我。当时我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的下午，训练完爸爸骑着自行车来接我回家，那个时候我可以对爸爸撒娇，说出训练时候的辛苦。
唯一的安慰是妈妈每天傍晚都会从家里坐公共汽车（大概20分钟左右）到体校来辅导我做家庭作业，风雨无阻。这是我一天中幸福感最强烈的时候。有时她来晚了，我就站在阳台上，牢牢望向大门口。妈妈不来，我就不下来。
妈妈每次来都带点我爱吃的零食，我吃东西，她就站在旁边帮我洗饭盒，收拾收拾床铺。等我吃完，她辅导我做作业，帮我洗衣服，我们母女俩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一直等到10点钟我上床睡觉，我妈才会回家。
那些分离对我和妈妈来说都是不那么轻松的，我记得自己在夜晚将近时是多么失望，但我不能赖着妈妈不让她走，我已经8岁了，我是大孩子了。我也知道我的哭泣会让她难受，而且什么结果都改变不了。
唯一体面的告别方式似乎就是闭起眼睛装睡，等妈妈走了，再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面偷偷低声啜泣——绝对不能大声哭，让室友听到很丢脸的。我妈很快就觉出了蹊跷：怎么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有一次她走出房间后，站在窗户旁边看了几分钟，才看到我钻出被子，面对墙壁，肩膀因为啜泣而轻轻抖动。很多年后，她告诉我说，当时她难过极了，很想带我回家。
但最后她也只能咬咬牙离开，想着周末要爸爸给我多做几个好菜。
日子长了，我逐渐适应了体校的生活。同学们全比我大，对我这个小丫头都很照顾，我的兴趣开始转移到了网球上，不再哭着入睡。这让家里人也比较放心。很多小朋友住在一起，每天可以听到很多很新鲜的事情，尽管当时可能有的听不懂，我还是觉得很快乐。就算我妈临时有事不能来，我也不那么难受了。
业余体校的生活是艰辛而快乐的，每天早上6点出早操，出完操在食堂吃早饭，然后7：30出发去上课，放学回来接着训练。对我来说，最痛苦的就是冬天从暖和的被子里爬出来出早操。我们要围着四片网球场跑步，冬天天亮得很晚，我们跑步的时候就偷懒，只顺着网子跑，还以为教练不知道。可是等天亮后，教练会去检查脚印，被检查到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时真的单纯得有点傻傻的，以为自己的小计谋可以得逞。
每天早上，出完早操，吃完早饭，我自己走到学校去上学。我记得从食堂走到学校要15分钟，体校的同学没有和我一个学校的，大家走着走着就散了，只有我匆匆忙忙地沿着马路往学校赶。马路两边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我认识梧桐树，一到秋天它们就掉我一脸毛毛。
放学后要赶紧回体校训练。体校的孩子们是没有假期的，别人放假的时间就是我们训练的时间。当时武汉市好像有个针对小学生的福利政策：每周四下午不用上课。但对我们来说，周四下午是个很重要的时段：那天我们要留在队里打循环赛。
刚开始训练的两年，我对网球热情很高，每天放学后恨不得跑步回去训练。90年代初打网球，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简陋，那时我们训练的网球场是露天的，没有硬地球场，当然更不可能有草地或是红土地，我们只有灰色的沙土地。练习前队员们要自己先下去做场地。
做场地也蛮好玩的：先用脚蹭出线的位置，然后再推着小车用石灰水画线。武汉的夏天气温40℃是常事，薄薄的“回力”鞋底在沙土地上画线，脚底板都热辣辣地烫。那时候的经济实力还支付不起 “耐克”，“回力”就是最好的装备了。
除了球鞋，拍子也是个问题。那个年代可没有为儿童特制的小号球拍，我们用的都是成人使用的木头拍子，沉甸甸的，非常坠手。木头拍把摩擦系数大，打不了半天手上就会磨出水泡，要等水泡变大、涨破，最后结成茧子，打起来才不会觉得疼。
我对痛感一直很迟钝，人家说我是那种“长颈鹿女孩”——周一被刺扎到脚，周日才会反应过来，因此对手上的水泡，我并不放在心上，我比较担心膝盖。
开始打对抗的时候我们还是孩子，重心不稳，沙土地很容易摔倒，孩子们几乎每天都把膝盖磕得鲜血淋漓。运动员摔摔打打是常事，我们也不会把这当回事。业余体校没有队医，都是教练带着我们去水龙头底下把伤口上粘的沙子冲一下，胡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就接着上场打球了。体校的小孩是不兴动不动就哭天抹泪的。再说大家都有伤，别个都忍着，就你一个人哭，怎么好意思哪？那时候我们如果第一次摔跤用的是红药水，下次就会选择紫药水，颜色不一样会感觉比较好玩。小时候真的单纯得可爱。
要说疼，最疼的是摔到旧伤口，之前的伤疤会裂开，疼得很。经常是受伤的部位还没有完全愈合就又摔到同样的部位。我记得有一次膝盖上面结的痂有一两厘米厚，裂开后，可以看到里面积了好多脓血和没剔干净的沙粒，那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结果。所以现在看到膝盖上的疤痕，我还是会在心里为当时自己的坚强而默默鼓掌。
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在中山公园。因为是在开放的公园里，导致每次训练都会有很多人来围观，对，就是围观。可能大家觉得很稀奇吧——那么多小朋友在场上狂奔，分不清男女，全部都是短头发而且晒得很黑（现在学名是古铜色）。特别是当有小朋友摔跤的时候，有的人会心疼，但有的人却是会捂着嘴大笑着看热闹。不过不管怎么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是很快乐的，有那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打球。
父母偶尔下班也会过来看，但大多数时间他们会刻意错过那个时间段，因为看着实在太心疼了。
父母看到我腿上的疤痕就脸色凝重，我倒是毫无感觉。小孩子完全没有“好看”“难看”这些概念，我一直到成年后才发现自己的腿上伤痕累累，很不好看。但在那时，几乎所有网球队的女孩子都不大看得出性别。为了打球方便，我们都把头发剃得短短的，穿着几乎所有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城市孩子们都穿过的类似式样的运动服。
由于常年在室外打球，我们的脸上、身上都晒得黑黝黝的，很容易被错认成男生。训练场外面就是公园，有时我们打完球去滑梯、跷跷板上玩，旁边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馋，上来说：“哥哥让我们玩一下撒。”我只好说：“我不是哥哥，我是姐姐哪！”
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开销可真不小。球拍和鞋子都消耗得很快，加上我个子长得飞快，运动服几个月就穿不下了，这些都是要自己花钱买的，再加上学费、定期交食堂的饭费，爸妈在我身上的投入真不小。我家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的家庭，这笔支出对我家不是小数字，但每次要换装备的时候，父母都表现得非常轻松，他们不愿意我有这方面的心理负担。 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不会让我觉得拮据。我的同学们家里很多是做生意的，比我家条件好很多，但当时，我一点儿差距都感觉不到。
打了两年网球，最初的新鲜劲儿渐渐过去，我开始在放学的路上磨蹭。从学校到中山公园的网球场中间的商场门口有时会有人耍猴，我就站在那里看猴戏看到散场，再看商场挂的大钟，训练时间都快要结束了，赶紧往训练场跑，赶在结束前挥两拍。
我对网球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但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它从我的生活中蓦然抽离时，我忽然感到空虚。有一年暑假，我和小朋友玩捉迷藏时躲在二楼的阳台外面，结果不小心掉下阳台，摔在一块石头上，软组织挫伤了。大夫要我好好休息，暂时停止训练。
这个结果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终于不用顶着太阳打球了！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家看电视、喝冰水了。
休息的第一天，我感到轻松愉快，还舒舒服服地睡了个懒觉。
第二天起，空虚就占领了我的心，我六神无主地在家里发呆，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
在家里“养伤”三天后，我向爸爸求饶，让他带我去队里看看。队里的小朋友们见我回来都很开心，我也不想走了，就跟爸爸说，让他一个人回去，我就先留在队里训练吧。
爸爸哈哈一笑：“那我怎么和你妈交代？”
最后我还是留在了队里，当天就恢复了训练。
即使是周末回家，爸爸也会带我去打球，不过不是在训练场打，而是在父母陪同下，去武汉市青少年宫的网球场打。我们三个人带着晾好的白开水和洗干净的水果赶到青少年宫。那里打网球的都是成年人，20多岁的小伙子居多，也有人陪练。陪练是要收钱的，一小时5块钱，这在那个年代是蛮贵的价格了，但爸爸毫不犹豫地说：“打。”
最初跟陪练打，我是有点吃力的，小姑娘和成年男子的力道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打起来很辛苦，但打着打着就慢慢适应了，也摸出了一点儿门道。渐渐地还在青少年宫打出了一点儿小名气，每次一去就有人主动邀请我打球，还蛮风光的。可能是因为我的架势挺专业，不像一个初学的小姑娘吧。
我很喜欢启蒙教练夏溪瑶，她性格温和，总和我们一起嘻嘻哈哈的，不像别的教练那么严肃，我小时候最喜欢她。考虑到我们都还是小学生，夏教练把训练时间安排得比较灵活，作业多的时候，她会让我们少训练一会儿，留出足够的时间把作业写完，等到作业少的时候再把运动量加上去。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数学尤其出色，还曾经被老师带去上过一段时间的奥林匹克班。数学考试的时候我习惯倒着做卷子——这也是优等生用来表示自信的一种方式，我信心满满地先做后面的大题，再做前面的填空选择。
在数学课上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障碍。
相比之下，语文就差多了，我讨厌语文课，我的语文卷子一般只有七八十分，比数学差远了。好在爸妈对我的教育一直比较宽松，每次考试卷子都要带回家给家长签字，爸妈看过就签了，印象中，他们从来不曾对我说过“别人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这种话。从这一点上说，我比很多同龄人都要幸运。
随着我年龄渐长，训练和学习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只是退个奥数班那么简单了。
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小升初”考试前，我在学校复习功课，整整一个月没去训练。老师和教练都对我意见很大。当时我在武汉单洞新村小学就读，班主任黄老师对我期望很大，一直劝说我父母让我专心升学，放弃网球。她说打网球如果打不出成绩，以后很难有出息，不如收心好好考个学校。而夏教练的意见则相反，她认为我网球前景不错，顺利的话，会有“打出来”的一天。
老师很希望我不再打球，教练则希望我全心训练。两边都是为我好，都苦口婆心，我爸妈被顶在磨盘中心左右为难。20世纪90年代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还占据了社会主流，大家对运动员有些成见，好像搞体育的就特别笨似的。我们自己心里也没什么底气——搞体育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就一定能“打出来”。当时湖北省队的余丽桥教练曾经是亚洲冠军，那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可是厉害得不行了，可我和同学一起坐公交车回家时问他：“余丽桥你认不认得？她是亚洲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