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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起坐公交车回家时问他：“余丽桥你认不认得？她是亚洲冠军！”同学老实回答：“不认得。”这让我很震惊：网球这么不受关注！亚洲冠军这么厉害，可说出名字来，大家都不知道，这让我非常有挫败感。
许多同学都在那时陆陆续续放弃了网球，但爸爸最终还是为我选择了继续打球这条路。回家后他没有提到老师在家长会上的抱怨，而是让我继续专心练球。尽管如此，我还是能感受到教练和老师之间的竞争和对彼此的不屑。
老实说，在后来的若干年中，我曾经多次怀疑自己是否该踏上网球这条路。但当时的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孩子都在做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事，许多人不喜欢数学奥赛班，但他们的父母喜欢说“我的孩子在奥数班”，于是他们就得坐在教室里，挖空心思地考虑“已知笼子里共有鸡和兔15只，共有40条腿，那么鸡和兔各有几只”的问题。我对网球说不上多热爱（有时简直就是痛恨），但我还是坚持练下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我坚持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坚持下去。
当我坐在教室里试图为枯燥的课文分段，并总结归纳段落大意的时候，我偶尔会思念网球场上明媚的阳光，以及网球撞击在拍子上的响声。但当同学们尽情享受着寒暑假，或是聚在一起讨论昨天晚上看的电视剧剧情时，我就只能木着脸走开——我没有寒暑假，他们说的电视剧我都没看过，我没有时间看电视。
11岁那年，我和业余体校的另外几个队友进了省队的集训队，我们的指导教练就是大名鼎鼎的前亚洲冠军余丽桥。从11岁开始，她就是我的教练，一直带了我9年，到我第一次退役。
余教练告诉我们，进省队的名额只有一个，想要从集训队进入专业队，就要更加努力地训练。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竞争”两个字的含义。我们几个人都住在一间宿舍里面，每天一起吃饭，一起训练，都是亲如手足的好朋友。和好朋友“竞争”，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加上我在这些队员里年龄最小，家里经济条件也很一般，虽然成绩算是比较不错的，但也没有胜出的信心。
正在患得患失的时候，一个新的机会忽然出现在眼前——作为集训队的队员，我有时可以代表湖北队出去打一些锦标赛或者业余赛，在某场比赛中火车头队的教练相中了我，并和我爸爸取得了联系，表示希望我能到火车头队打球。
爸爸很犹豫，因为对我能否加入湖北省队没把握，但又不甘心让我去火车头队——当时的湖北是网球强省，连续出了好几个全国冠军，火车头队虽然实力也很强劲，但比湖北队还是略逊一筹。
爸爸在反复思索后，最终婉转地谢绝了火车头队的教练。爸爸一直希望我能成为全国冠军，湖北队作为网球传统强队，无疑是培养冠军的最佳土壤。
爸爸和我那时都没想过日后会有“大满贯”这类比赛，我们的梦想止步于全国冠军，能打到国内第一，已经觉得是莫大的荣耀。另外，爸爸也有一些更现实的顾虑——湖北队离我家的距离不过三站路，如果我去了火车头队，想多见我几面就很难了。
这些事情，我当时一无所知，直到爸爸走后，妈妈才告诉我当时爸爸有多焦虑。
爸爸的病时好时坏，在他意识清醒的时候，他给我的教练余丽桥写了一封信，语气非常诚恳谦恭。大意是感谢教练对我的栽培和指导，自己身患重病，时日无多，只能把我的未来托付给教练了，希望教练多多帮助我，不要客气，该批评就批评该教育就教育……这封信余教练留了很长时间，还叮嘱队里的同事“万一李娜家出了什么事情，随时准假” 。
这时候爸爸的身体已经很糟糕了。
爸爸的病起源于一根小小的血管。最初爸爸觉得胃疼，没当回事，以为是常年奔波得了胃病，调理一下就会好。1992年，忽然高烧不退，他才去做了彩色B超检查，检查结果是：先天性血管狭窄——一根位于肝脏与心脏之间的血管因为太过狭窄而堵塞，血流不畅通引起了高烧。医生说，这种病在全世界都很罕见。
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将血管切除，换成人造的塑料血管。当时医学还不是很发达，人造血管也都是国产的，最多使用4年。
我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爸爸不准任何人和我谈论他的病情。这根细细的人造血管像一个恶毒的诅咒，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一样深深埋入他的腹腔。1996年，人造血管如同先前说的一样，只工作了4年就开始萎缩了，血液无法通过，形成了肝腹水，严重时，爸爸连呼吸都无法进行。
这时我正在北京集训，为之后在深圳的青少年赛作准备，爸爸反复叮嘱大家不要让我分心，妈妈也不敢告诉我爸爸的真实病情。最后一次见爸爸是在火车站，当时很多小朋友一起在北京训练，我和小队员一起从北京坐火车去深圳时，火车经过武汉，爸爸让我下车，我们父女俩在站台上见了一面，见面不到5分钟。之前的三个月我一直没见到爸爸，这次见面，看到爸爸拖着臃肿的身体艰难地迈着步伐时，我大吃一惊，爸爸怎么憔悴成这样，跟变了个人似的？不过爸爸一直跟我说不要担心他，病况已经开始好转了，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陪着我到现场看我比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谎言，直到现在我还在自我欺骗地坚信会有实现的那一天。
如果那个时候我聪明一点不会没有想到爸爸的病，不会见不到爸爸的最后一面，不会直到现在想起爸爸时还会心痛。
在深圳的每一天，我都会跟妈妈通电话，妈妈说爸爸身体恢复得很快，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了，我心中纳闷，爸爸病了好几年了，怎么好起来这么快？不过妈妈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就一定是真的。我还叮嘱妈妈让她看好爸爸，大病初愈，不要走动太多。后来才知道，妈妈接电话的时候，爸爸正在手术室里抢救。
我家的经济条件原本就算不上好，爸爸生病后就更加拮据。爸爸的单位效益不好，虽然有医保，大多数医药费还是得我们自己想办法。那段时间，妈妈最受煎熬，以前家里大事小情有爸爸做主，她也习惯了凡事由爸爸操办，现在爸爸病得卧床不起，妈妈只能自己去亲友家走动借钱。刚开始还能筹到一些，后来就只能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债主们也有他们的顾虑：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这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呢？
妈妈忧虑得连哭都不会哭了，她自幼衣食无忧，从没这样四处求告过。爸爸有一段时间经常陷入昏迷中，妈妈一看到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抢救，第一次抢救过来后，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爸爸的身体没出现过突发状况，第二次抢救后，他只有20天左右的时间是清醒的，第三次他维持了10天……最后就完全意识模糊了。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一封一封地发，我们却没有能力送爸爸去好一点的医院。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爸爸说他不想去了。就在妈妈单位隔壁五医院的分院打了一针氨基酸，然后在妈妈单位休息，妈妈一边照顾爸爸一边上晚班。那段时间爸爸试图自杀过一次，他说想吃包子，支开了妈妈，妈妈提着包子和菜走到楼下时，隔壁的朱师傅把头探出窗户大喊：“小李！小李快上来！你家出事了！”妈妈进门就看到满地的血，赶紧和叔叔一起把爸爸送到了六医院抢救。
此时的妈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人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话是对的，人到了这般田地，才会真正看清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最让我和妈妈心寒的是奶奶很早就表示了放弃，爸爸生病时，奶奶当着我的面说了一句：“死马当做活马医吧。”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他们有五个儿子，漫不经心地养活着他们，即使一个不在了，后面也还有四个。可是我只有一个爸爸。
后来妈妈跟奶奶借钱付医药费，奶奶很直接地说：“我借不到。”转天就带着家人去买新衣服了。小叔叔只比我大7岁，当时还在念大学，奶奶二话没说就拿出钱来给叔叔交学费。
父亲去世后，我和爷爷奶奶加起来见面不超过三次。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立场和苦衷，但是我没办法忘记，没办法原谅，起码现在还不能。我不愿意见他们，见到他们就会想起那些痛苦的往事。
爸爸去世是在1996年11月14日。他是1957年出生的，离世的时候，连40岁都不到。
不久后，我就在湖北省队注册，成为湖北队的正式队员，朋友们都祝贺我，但我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进入省队，成为全国冠军，是爸爸一直希望看到的结果，可他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一切，就早早地离去了。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余指导那里看到了爸爸当年留给余指导的一封信。
万箭穿心。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何其真实，又何其残酷。
05 小鬼当家
有时候我真想穿越回去，告诉那个在陌生人群中茫然无助的中国女孩儿：振作点儿，一切都会好的。但有时又觉得不必。那些小磨难和小障碍，最后都被证明是命运指派给我的催熟剂，它们让我学会勇敢和承担。
父亲去世以后，妈妈比年少的我更六神无主。爸爸生病欠下的债没有着落，操办丧事又要花钱，妈妈拿不准怎么办好，索性凡事都和我商量。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强大，强大到可以撑起这个家，可以保护妈妈。
小时候，我对钱完全没有概念，需要换拍子、换鞋子的时候，就和爸妈开口要。稍大一点开始打比赛，队里发了奖金也全交给爸妈处理。真正开始意识到钱的重要，是从爸爸去世才开始的。为了还清给爸爸治病欠下的债，妈妈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搬回武昌娘家住。有一次她踌躇再三，犹犹豫豫着问我打全运会的奖金什么时候发，她一个人的工资不够还债。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多打几场比赛。我多打一场比赛，奖金就多一点，就能早一点把家里的债还清。
那一年我15岁。
进省队的日子没我开始想象的那么快活。
从我1991年进湖北省的集训队起，带我的教练就是余丽桥，她一直带我到2002年我第一次退役的时候。她是湖北队教练，后来进国家队也是她一直在带。这9年时间里，我与她一起相处时间最长，受她的影响也最多。
余教练是位相当敬业的好教练，但是脾气火暴、风格强硬。她以对球员要求高、纪律严而闻名。如果一件事情她说了两三次以后你还改正不了，她就会很急地冲着你说“教猪都教会了，你怎么这么笨还没学会”，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小孩肯定会有逆反心理。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就会想，你教猪都能教会，那你就教一个给我看看啊。
女孩受委屈时多少会哭一哭，余教练最看不得别人哭，“哭什么？还好意思哭？”可如果你不哭了，她又会说：“你到底有没有脑子，这么说你都没感觉。” 刚开始被这样说，心里相当难受和委屈，甚至会影响练习的情绪。后来她再说这些话时，已经伤害不了我了。我已经麻木了，习惯了。
我的感觉就是自己怎么做都不对。那时我和李婷都是余教练带，李婷比我大一些，那时候我们还是在沙土地上打球，她给我们喂球，我和李婷一起打。如果我们谁有一个正拍的球失误了，她就会大发雷霆，巴拉巴拉说一大堆。如果我们连续失误，她会不耐烦地一把把我们推下去，劈头盖脸地一通“滚滚滚”！
我在跟余教练的9年当中，几乎没有得到过表扬，甚至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一次觉得自己是聪明的，一直觉得自己是那种傻傻的，可能当时的影响太深了。
后来有人说我“内心强大”。我不由得苦笑：任何人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都会内心强大，不是吗？
这不是说余教练人不好，她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教练、非常刚正的人。她是1957年出生的，丈夫英年早逝，留下她独自抚养刚刚两岁的孩子。现在想来，一个年轻女人带着孩子，还得肩负沉重的工作超负荷运转，也挺不容易的。每次她带我们出去打比赛，就得让孩子的舅舅过来带孩子。从集训队到专业队，那么多队员里选一个。我的家庭环境几乎是队里最差的，还是选了我。有的时候，她还要自己出钱带我们打比赛。这些都说明她的人品是刚正、无私的。
只是余教练脾气太火暴，印象里她从来没有轻言细语地说过话。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她说一遍我没改，她立马就爆炸了。我们一起训练的队员，从来没有比如“今天起床感觉天气很好或者很高兴”这种感觉，每天一起床就想“马上又要训练了，又要挨骂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犯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教练会突然罚你跑步。所有队员都惶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