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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京身上，你看不到鲜明的政治立场，认势不认人，改革派、保守派哪一派得势他就跟谁，只效忠于势力较大的一方。只要能让他当官就成，而不管对方信奉什么哲学什么思想。本是拥护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人士，当旧党上台，司马光下令以五天的时间为限，撤消“募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其他官员都因时间短促，不能办到，只有开封蔡京如期完成，以至司马光呼吁旧党人士向蔡京看齐。八年后新党得势，又是蔡京，以最快的速度叛离旧党，投入新党，宣布旧主司马光是“奸党”，刻在石碑上，昭告全国。
在这么一张蛛结的大网中，蔡京、高俅各处一方，大肆搜刮钱财。梁中书送给蔡京的生辰纲，就让晁盖拥有了在水泊梁山安营扎寨的物质基础，可见那是多大一笔钱财。蔡京以采办花石纲为名大肆搜刮天下，直接导致方腊起义，可见给百姓造成多大的负担。
政治清明的治世是蔡京惧怕的，国家和政府政令不修，使他们有空子可钻；但他又不喜欢世乱，因为宋江这样的草莽就会起来造反，“替天行道”，所以，借着保卫皇家的理由，对宋江方腊的镇压从来是不遗余力。
《水浒》中蔡府宅院连戴宗都想像不出来，不过我们可以从蔡九知府的回忆中感觉出蔡府的气势宏大。蔡京的两处宅子占地几十亩，在家里天天饮宴，宴请宾客非常气派，要做一碗羹就杀死鹌鹑数百只。一次他留讲义官吃饭，单是蟹黄馒头一项，就用钱1300多贯。蔡京又给徽宗大办花石纲，奇花异石，熙宁变法积下的钱粮靡废一空。
一士大夫妾，自言曾在蔡府司厨。夫家一日请她做包子，却作不来，原来她是在蔡府包子厨师中专门负责切葱丝的，可见分工之细。蔡京晚年想找一个好老师教其孙子辈，请得新进士张先生，张先生跟蔡京的孙辈们说，你们只要学逃跑一项就行了，别的不必学，你们的父祖辈以奸佞和骄横败坏天下，不久天下将陷于大乱，那时你们只有抱头鼠窜，才可幸免一死。学其他还有什么意义？孙子们把老师的话传给蔡京，蔡京听了愀然不乐。命置酒以谢老师，并向他讨教救助之法。老师说，事到如今，没有办法了。最多不过起用人才，改往修来，以补万一，但已经晚了。尚有一丝良知和理性的蔡京听了，为之垂泪，知其所言皆实话。
蔡京儿子蔡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高八斗，深得徽宗喜爱，一日徽宗做上联“相公公相子”，小蔡立刻答到，“人主主人翁”。“主人翁”大概就是这么流传下来的。蔡京当了二十多年的太平宰相，中间三度罢相，却都东山再起，最后成为他对手的就是这个蔡攸。
宋江发配江州，“原来那江州知府，姓蔡，双名得章，是当朝蔡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因此江州人都叫他做蔡九知府。”据史，蔡京只有八个儿子，所谓蔡九属于杜撰，但这杜撰显然有针对性，按清人程穆衡《水浒传注略》等著述的说法，蔡九就是影射蔡京最小的儿子蔡绦。
“蔡九”后来进入中央，红火过一阵。宣和六年蔡京第四次被起用为宰相，已年近八十，老眼昏花，政务实际上都由蔡绦决定。蔡绦上朝时带数十名随从，百官和侍从都对他毕恭毕敬，“由是恣为奸利，窃弄威柄”，行贿的人挤破门槛。小说中的蔡九近乎痴呆，被黄文炳拨弄得团团转，历史上蔡绦肆无忌惮，专权蛮横，宰臣白时中、李邦彦变成跟班，与他不和的长兄蔡攸趁机揭发，徽宗将“蔡九”撤职。
江州劫法场时，蔡九知府毫发未损，蔡京下台后，蔡攸等伏诛，“蔡九”被流放到了白州（今广西博白），他写了一本书记述朝廷掌故和琐闻轶事，因白州境内有铁围山，就命名为《铁围山丛谈》，是宋代重要的史料笔记。但后世学者不以人废言，仍推《铁围山丛谈》为“说部中之佳本”。
【三】
温瑞安的《说英雄谁是英雄》中的蔡京，在朝廷上和江湖中都能覆手翻云，并可躲过无数次的刺杀，竟然让现在的年轻人怀疑他是不是武学高手。但是，结算的时刻还是在他有生之年来到了。金兵来了，赵桓登台，太学生陈东等人上书，认为将国家弄到现在这般地步的，就是以蔡京为首的六贼为恶，不杀蔡京，不足以平民愤。
蔡京终于走到头了，百姓虽然没有看到蔡京“脖子一凉，人头落地”，但他们有自己泄愤的方式，那就是在蔡京发配的一路上，“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王明清《挥尘后录》）
皇家还是能左右这个五朝重臣，蔡京到底是没有反骨，以他的眼光，足以看透当时国家的趋势。他是奸臣，奸在扰乱国家政体，贪图私欲，却从未有过揭竿而起的雄心，终不过是个奸诈的奴才罢了，于是，他的下场注定改变不了。《宣和遗事》载：蔡京“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当时，蔡京已经逃到毫州（今安徽毫县），他身边还带着三个宠姬，一个叫慕容，一个为邢氏，另一个为武氏。就在宋钦宗下诏流放蔡京之时，开封城披金兵团团围住，他们指名索要蔡京的三个宠姬，钦宗便下诏派人到毫州领人。奴才只会事前蒙骗，此时他没有刘邦项羽“取而代之”那大丈夫气概，也没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真情实感。政客仅仅是政客，如果蔡京有政治家的魄力，如曹操般狭天子以令诸侯，或仿效宋太祖那样黄袍家身，不是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临别之际，老态龙钟的蔡京老泪纵横，作诗云：
〖为爱桃花三树红，
年年岁岁惹春风。
如今去逐他人手，
谁复尊前念老翁。〗
蔡京到了潭州（今湖南长沙），住在城南的东明寺内，回想起往日的威势豪华，又看着眼下的凄凉无助，不由感慨万千，写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词。词云：
〖八十一年住世，
四千里外无家。
如今流落向天涯，
梦到瑶池阙下。
玉殿五回命相，
彤庭几度宣麻。
止因贪恋此荣华，
便有如今事也。〗
似乎感到后悔，后悔欲壑太深，还是后悔没有索性造反？但已经晚了。几天后，蔡京便一命归西。
据说，蔡京死后没有棺木，只好以当时人常用的“太师青”布裹尸，埋进专门收葬贫病无家可归者的漏泽园中，千万钱财丧失殆尽，给自己留下的是千古骂名。
蔚村之谜——明末清初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
〔文／草鱼子〕
最近在研读晚明史间隙，无意中翻到了一个叫“蔚村”的名字，同时出现的还有明清之际“娄东四友”中的陈瑚和陆世仪。
当年陆世仪和陈瑚有感于中国下层社会之“无治”，先后致力于经世。所谓下层社会之无治，主要指最基本的政府单位是郡县，行政指令终于县府，难以下达，这对当时日趋市场化的江南中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来说，是很不合时宜的。用老马的话说，上层建筑根基不牢固，几乎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旦有民变或兵变，社会立即处于崩溃的边缘（有趣的是，几百年后的老毛也持这样的观点）。
对于这一现象，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主张“封建”，他们认为战国时期，一郡即一国，故国可富足，而治郡后，郡由流官治理，人员流动太多，故各任官员均无法放手抓地方建设，乃至地方缺乏组织力，不如恢复些许封建之治（这对郭沫若的胡说八道倒是辛辣的讽刺）。
但比较陆世仪和陈瑚在此方面的见解，虽黄顾声誉卓著，却颇有不如。
陆和陈都主张，在村级单位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治，陆把这种自治称为“联社”，他在他的《思辨录辑要》中说，“治天下必自治一国始，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甚至进一步说到“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这就说到了“联社”的基本组织规模了。陆对于他的这一想法在《治乡三约》中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和系统化：
〖“乡约者约一乡之人共为社仓、保甲、社学也，社仓是足食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学是民信事。”〗
在此，陆对传统的乡约制度提出了大胆的革新建议，主张将乡约务实化、实事化，具体就是更关注民生，将过去那种以道德教化为主的乡约制度变成一个兼顾日常经济、社会及治安的实用型组织。关于陆世仪对乡约制度的其他革新见解在此就不详述了，最可惜的是陆本人没有机会实践这些想法，好在陈瑚似乎有足够的机会。因为陈瑚找到了蔚村。
据传，陈瑚在明朝败亡之后，逃到一个叫“蔚村”的小村落避难，“蔚村在昆（明）城东北三十里，地远而僻，水道纡折，无乡导则不得入焉”（陈瑚《蔚村八胜诗同石隐寒溪桴亭作》），可见这是个极佳的避难场所。
因为地处偏僻，陈瑚可以放心的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落中实践他和陆世仪的改革计划，时间大约是在1647年秋。此后不到半年时间，陈在蔚村建立了四会制度，关于这方面的史料现在只能从陆世仪的遗作中找到，“确庵（陈瑚）与蔚村结四大，大会之中又分四小会，一讲会，与同志讲《易》，一忏会，以合蔚村奉佛诸公，一乡约，以和村众，一莲社，以联诗文之友。”有趣的是，这里的“忏会”，其作用和西方社会的教堂极为相似。
总的来说，陈瑚在蔚村的作为以“孝悌、力田、为善”为主。“讲会”名义上是针对“同志”，实际上是完全开放式的，由陈瑚邀请同道中人在蔚村开坛结缘，讲经论道。时值1648年，江南初定，陈的不少好友被邀至蔚村讲学，于是“讲会”实际成了陈瑚实施启蒙运动的主要场所，陆续前来开始讲座的学者有王石隐、钱蕃侯、曹尊素等。
光听讲是不够的，为了让村民巩固所学，陈瑚还让村民记“日记”，通过日记考验村民们近期获得了多少进步。同时，陈瑚还编撰了一些道德标准，供村民自我审查。为了照顾文化程度较低的村民，陈瑚使用的文字非常浅白，几乎已经与现代白话文没什么两样，如：
〖“如何是孝……这个恩真是天高地厚，如何报答。只是随你力量，饥则奉食、寒则奉衣，早晚殷情服侍……倘或父母所行有不是处，须要委曲解劝，使父母心中感悟……这都是孝的是。今人做儿子多不知孝其父母，及至为父母便要责备儿子不孝，不知自己先不孝，儿子看好样学好样，自然习成不孝了。”〗
这一段话不但通俗易懂，而且其中的思想即使以今天的眼光衡量，也丝毫不见迂腐，其为孝之道，深得辩证法精髓，变通得很，由此明末社会风气也可见一斑。
每月初一，是村约大会，会中考察村民在“孝弟、力田、为善”三方面的进步。
陈瑚通过这种教化工作，劝导村民成为“乡中善人”，其作用究竟如何，因还未找到进一步的资料记载，目前还不得而知。
除了启蒙工作外，陈瑚还制定了一些细节化的制度解决日常民生问题，比如存粮保险制度。1648年夏，蔚村闹饥荒，为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陈瑚制定了“周急法”，平时在秋冬季存下五斗米，到春末如果粮食匮乏，就取存米供给。这就避免了村民因向富户借款而背下重债。除“周急法”外，陈瑚还建议村民平时尽可能节约用粮，节约下来的粮食妥善保存，以备在饥荒时可以食用。
在陈瑚的努力下，一些接受力强的村民渐渐脱颖而出，并成为陈的得力助手，如黄幼玉、钱中野、诸氏兄弟等，这些村民中的优秀分子在陈瑚因经济问题离开蔚村后，成为进行蔚村乡约改革试点事业的继承者。
陈瑚在蔚村三年，后因家庭原因及经济原因离开，此后陈又在其他地区做了些许类似的试点改革，但都没有在蔚村这么系统化。
由于史料的缺乏，蔚村的乡约试点改革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改革持续了多久，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多少辐射作用，现在还没有确切说法，甚至蔚村的具体地点现在也没有定论。从后世历史发展看，蔚村的改革终究未改变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治”状态，中国依然是“一盘散沙”。然而蔚村的意义依然未同凡响。
它至少说明中国未必一定要依赖外国输入的思想，获得自治的机会，中国依靠自己几千年来的智慧积累，同样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并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化之路。同时它也证明，中国拥有一条怎样辉煌的思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