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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知道了“对战争来说，哭是没有用的”。所以，从那以后，在战争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哭过。那天和我手拉手的那个男孩子，后来怎么样了呢？冻得僵硬的两只手拉在一起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可是５０多年已经过去了，那个男孩子还记得那一天的事情吗？
站在掌声中，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
“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能够这么自然地站在人们面前？”
说来也许大多数人都不会相信，我从小最讨厌的就是站到大家面前干什么了，那样我会非常害羞。如果是在朋友们之间玩玩笑笑，或者站在地上比较高的地方说话，我是非常喜欢的，可是一旦让我站到学校礼堂的台子上之类的地方，哪怕只比平地高一点，让我“表演点什么”的时候，那我就绝对不行了。
有一天，巴学园的校长先生想出一个好主意，就是中午大家围成一圈在礼堂里吃饭的时候，让一个人站到正中间说些自己喜欢的话题。先生根据自己在国外生活的经验，认为今后孩子们有必要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自由地、毫不拘谨地表达出来，所以先生和孩子们商量：“我们来试试这个吧！”我们都觉得非常有趣，大家十分赞成。说是“大家”，其实全校学生总共也就５０人。我们班级有９个人。我决定要说《公主和王子》的故事。那时候，我觉得把自己喜欢的公主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并不是讨厌的事。无论是擅长表达的孩子，还是不善言辞的孩子，每天轮流站到大家面前说话。我很喜欢这样做，自己讲了好几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旦要我站到台子上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会紧张不安。校长先生有一天让我站到台子上，说：“来，唱一首歌怎么样？”我非常喜欢校长先生，想尽量顺应先生的意愿，所以就站到了台上。唱的歌就是当时大家都学过的那首《故乡》，开头就是：
“追逐小兔子的那座山啊……”
校长先生弹起了钢琴，我准备开口唱了。可是我只发出了“追——”这一声，无论先生怎样为我弹着前奏，努力使我容易开口唱，我都只能发出“追——”的声音。这个“追——”就是“追逐小兔子”的那个“追”。一连试了好几回，我拼尽全力却只能发出“追——”这一声，简直像是呻吟一般。终于，先生只好放弃了想让我唱歌的努力。
如果先生看到现在的我，他会说些什么呢？先生所见的我，是那个只会哼哼一声“追——”的可怜的小女孩。但是，先生的话一定会让我更加自信。先生对低年级的我每天都要说好几遍：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先生一直不断地对我说着这句话。那时候我还没有注意到“真是”这个词，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好孩子。先生的这句话让我拥有了自信，“因为老师说我是好孩子嘛”。
如果先生看到我站在如雪花般飞舞的彩屑中，被热烈的掌声所围绕着，我想，他一定会说：
“怎么样，我说过吧？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观众席上，伴随着掌声同时响起的是观众们的欢呼声，其中有男子响亮的声音，也有声音很小且有些拘谨，却饱含感情的女子的声音。
望着向观众席飘落的彩屑，我用力地挥手和季节剧院告别。
多亏了贝多芬
新年结束后，我去听了斯诺勃利先生指挥的德莱斯汀国立歌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非常喜欢第九交响曲，特别是每当听到《欢乐颂》，心中就充满了喜悦。（可能大家都是这样的吧。）“音乐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啊”，这句话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这一次我去听第九交响曲的时候，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２０年前，我用《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的版税创建了社会福利法人小豆豆基金会，用
于全方位地支持日本第一个专业聋哑人剧团。每当别人问起：“为什么要创建这个剧团呢？”我总是会说：“我出生在音乐家的家庭，从小就有很多机会去大厅或会堂参加音乐会，我自己成为演员以后，更是经常去看戏剧、歌剧和芭蕾等。大家都会发表‘那个不错，这个没意思’等个人意见，但是失聪的人却极少有机会真正感受到有趣，感受到理解的滋味。所以他们去剧院和音乐厅的机会就非常少了。因此，我希望能够有一种演出，使听得见的人和听不见的人都能感到同样的快乐。”我总是这样回答。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知名的美国聋哑人剧团，这是一个专业剧团，我从３０年前就和剧团的人成为了朋友。剧团在百老汇得过“托尼奖”的特别奖，被称为美国的国宝。我常想，在日本也能有这样的专业剧团就好了。特别是从１９７１年开始，我在美国住了一年，这段时间我经常去看演出。我从很早以前，就认识了很多日本的聋哑人士，当被问及：“想不想看一下美国的专业演员表演的戏剧呢？”大家都说：“一定要看看，一定要看看。”所以，我和美国聋哑人剧团的人计算了一下路费、住宿费和餐费，感觉还有能力邀请他们到日本来，所以就定了一个计划。特别凑巧的是，那时候日本文化财团对我说，如果我能够和美国聋哑人剧团一起演出，我将他们的话翻译成日本的手语，将英语台词用日语讲出来，一起去各地公演的话，那他们将负责邀请的费用。那是１９７９年的事情。我喜出望外，立即向剧团提出了邀请。这次公演在日本各地都得到很高评价，ＮＨＫ和很多电视台都作了转播，手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人们发现手语原来这么美好，这么富于感染力和表现力。那时候掀起了一股手语热。
那之后又过了两年，美国聋哑人剧团再一次在日本举行了公演，那次我也一起在各地参与了演出。节目有很多，最使来宾们感动的是美国的代表剧作家索恩顿·华尔达的《我的城市》。现在我所支持的日本聋哑人剧团的成员们，就是在看了那次公演的第一场演出之后才聚集起来的。大家都觉得：“如果聋哑人也能成为专业演员的话，我们想试一试。”现在剧团已经有大约２０名专业演员了。剧团很擅长用手语表演古典滑稽剧，１３年前因为创造了新的视觉艺术形式而获得艺术节奖。剧团也收到了很多来自国外的邀请，去年去了俄国、德国和匈牙利进行演出。古典滑稽剧是由我一向尊敬的大师三宅右近从开头手把手教的，每年都要在国立能乐堂举行春季手语古典滑稽剧大会。
我们在表演节目的时候，总是尽量使听力健全的人和失聪的人都能一起快乐地欣赏。除了古典滑稽剧，我们还尝试演出了新的戏剧。电视和电影中如果需要用手语，现在人们几乎都来请日本聋哑人剧团的演员们去教手语。就在近期，他们还参加了酒井法子的《星星的金币》和电影《我爱你》的制作。
由于我们的基金会获得了社会福利法人的资格，我们必须建一座办公大楼作为职业培训场所。我在品川区的大崎物色了一块地皮，建起了小豆豆文化馆。演员们也在那里排演戏剧，但主要的功能还是给残疾人士创造一个能够工作的环境。现在，在馆长的指导下，大约有２０人在从事印刷Ｔ恤衫和制造点心纸盒的工作。文化馆还开了教手语的学习班，由几位聋哑人演员进行指导。聋哑人演员所教的手语非常有趣，评价很高，学习班总是人满为患，人们甚至要排队等候，有很多主妇都成了手语翻译。有的年轻艺人也过来学习手语，每当我想起这些，心中就充满感激。长期以来，用手语说话总是让人感到难为情，但现在对大家来说，能够用手语交谈已是引以为自豪的事了。我身为基金会的理事长，得到了大家的很多帮助，同时也必须解决筹集资金等许多重要的问题。
另外，我发现手语是一种极好的交流工具，这是听力健全的人所无法想像的。用口头语言来进行对话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外国人，就会想：“这可怎么办呢？”但是美国聋哑人剧团的一位男演员曾经对我说：“无论对方使用的手语和我多么的不同，只要给我三个小时，我就能和他进行日常交流。如果给我一个星期，我甚至可以和他讨论哲学。”如果世上的人都使用手语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更快地和外国人交谈。人们经常问我：“手语难道不是各国都一样的吗？”因为手语也是来源于生活，不同国家的手语也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也是没有
办法的。
本来是谈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不知不觉就把话题扯远了。因为我很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创立的剧团，哪怕说上三言两语也好，就写了上面的话。这就是我创立聋哑人剧团的理由。
在听德莱斯汀乐团演奏第九交响曲的时候，我还想起了一件早已淡忘多年的事，那就是小时候爸爸曾经带我去看过电影《乐圣贝多芬》。那时候，从国外进口了许多描写乐圣的电影，比如像描写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看《乐圣贝多芬》是５０多年前的事了，电影的梗概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有一幕是，贝多芬的耳朵渐渐变聋，破旧的木百叶窗“啪嗒啪嗒”大声响着，但贝多芬完全听不到，真是非常可怜。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多芬最后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耳朵已经完全失聪，他躺在床上，这时音乐会上正在演奏着第九交响曲的乐章和《欢乐颂》。音乐声传入我们的耳中，但是从电影的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贝多芬无法听到这些。第九交响曲演奏完了，观众们热烈地鼓掌，可是镜头转到躺在床上的贝多芬的时候，立刻是一片沉寂，贝多芬就在这沉寂中悄然离世。贝多芬有一个品质恶劣的侄子，在贝多芬临死的时候，这个侄子还偷窃他的钱财。我还记得自己厌恶地看着那个侄子，心想：“他真是个坏蛋！”当时我就想，观众们虽然那么热烈地鼓掌，可只有贝多芬自己听不到，他以为自己失败了，临死之际心中充满了绝望，这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为他哭泣了很久。
听了德莱斯汀乐团的第九交响曲，我的重大发现就是：我之所以要创立聋哑人剧团，这其中还有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原因。我的前辈和同伴的很多演员说过：“由于观众掌声的鼓舞，我才得以坚持到现在。”可如果听不到掌声呢？我真想告诉那些听不到掌声的人：“他们在为你鼓掌呢。”贝多芬在一片沉寂的世界中，还写出了那样杰出的乐曲，他真是一个天才。可是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他心里该是多么痛苦啊！这真是太可怜了。只是因为他耳朵失聪，不管观众们的掌声有多么热烈，由于没有人告诉他，使他以为自己并没有为人们所认可，孤寂又凄凉地死去了。这真是令人叹惋不已！正由于我对此有了强烈的感触，才使得我日后与聋哑人交往，使得我创立了这个剧团。如今发现原因在此，连我自己都十分惊讶。也许有人会认为，贝多芬虽然听不到掌声，但是《欢乐颂》在他的心中回响着，这已经足够了。可我还是想告诉他，人们在为他鼓掌。
在小豆豆所在的巴学园里，有几个身有残疾的孩子。但是校长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要帮助他们”这样的话，先生说的只是“要一起做啊！大家要一起做啊”。所以无论干什么，我都和他们一起去做。但是，我如果不去听斯诺勃利先生指挥的德莱斯汀乐团的演出，也许我就不会想起自己是因为贝多芬的缘故而创立聋哑人剧团的吧。
另外，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和我还有一个因缘，那就是如果没有第九交响曲，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
我的父母就是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音乐会上相识的。当时父亲是新交响乐团（即现在的Ｎ交响乐团）音乐会的主办者，母亲则是东京音乐大学（那时称东洋音乐学校）声乐系的学生。再稍微扯远一点。人们经常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在日本总是到了１２月份，也就是年底的时候，音乐会上就要演奏第九交响曲呢？其实这一做法是由我父亲首倡的。我曾经问过他，原来竟是出于一个非常令人同情的理由，现在的音乐家可能都不愿意相信。简而言之，当时日本的音乐家都非常清贫，尤其到了年底，不得不买过年的年糕，身负债务的人也不能不还债，总之，很需要钱。那时候如果举办音乐会的话，演奏第九交响曲就一定能够卖得出门票。因为第九交响曲中有合唱的部分，这一点太重要了，当时只要对各个音乐学校的学生们说一声，他们就会免费来参加合唱。即便不是父亲他们那个时代，我在音乐学校上学的时候，也曾经被邀请去参加过好几次合唱，当然也是没有报酬的。据父亲说，学生们不仅不要报酬，他们还会对自己的父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