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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中书令，谥武襄。
那时人世间的焦点，是文人们一次旷世的盛典。
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一月，又一届科考开始。宋朝科考无数，中国历史上的科考无数，但论地位，这一届无与伦比。
前提是文学方面的。
中国文学史上盛称“唐宋八大家”，其中唐二宋六，宋朝所占的这六个人中，有四人在这一届的科考中汇聚，盛况可谓空前绝后，数遍中华历史，只此一份，再无后继。还有一位，其实当时也在京城中。只是他为人太特立独行了，不跟这些凡夫俗子们一起玩。
抛开这位“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神仙爷，去说这四个人。四人之中，以欧阳修在当时为首，他是主考官。这是历史的契机，以他从小就深深刻在脑海里的韩愈文集开始，一生至此已经整整50岁，他成熟了，对于文学，对于历史的掌握让他真正懂得了什么样的“体”，才足以截“道”。
这是个根本点，在这次科考之前，体和道之间，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浅显地说，就是全天下的文人墨客都以讲究辞藻为能事，谁会修饰，谁就是大家。这样文章中全都是些讲究到了极点的险韵、怪字，大家争奇斗艳，看谁能玩出前所未见的花活儿。
至于文章的宗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出现文章，这个终极问题，就没人在乎了。欧阳修身为当时的大方家，注意，还不是大宗师，他非常的愤怒。他一直在倡导要恢复古文，像古人那样，文章的第一要务是要把事儿说清楚。
得与国家有利，与民风有益，文章绝不是时装秀，科考也不是T型台，这是要传颂万代的，不是仅仅一时的敲门砖！
他抱着这样的想法走进了贡院，寻找着符合自己要求的举子，他找到了。这真是个异数，茫茫神州，幅员万里，宋朝开国已经百年，文教之盛，是自有文字以来前所未有的，可是能和他心灵相通的人，居然在辟远边陲的西鄙之地――四川境内。
四川在当时是地道的老少边穷地区，财富是这样，文化上更是。数遍整个四川，在这次科考之前，只出过两个进士。
一个在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是位姓孙的中举。另一位出在仁宗的天圣二年，他姓苏，叫苏焕，眉山人氏。就是在这一年，眉山当地欢庆新举人产生的时候，有一个17岁的少年变得沉默。他就是苏焕的三弟，苏洵。
苏洵是个快乐的青年，此前的岁月里玩就是他生活的全部。这时他被震撼了，二哥的荣耀，父亲的笑脸，让他的一些东西觉醒，功名，原来是这样好的东西吗？他开始重新读书了。注意，是重新。这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容置疑，但就是个玩心大，只此一点，就铸就了他一生的郁闷。
17岁时发奋读书，苏洵是真的努力了。三年之后，下一届科考开始，他一次性通过了乡试，沿着哥哥走过的道路，向传说中的繁华帝都前进。这时他深信，世界是他的，功名是他的，一切都是他的。但是结果他落榜了。
当时他只是觉得有点沮丧，或者有点惊讶，为什么没考上呢？动怒没有半点的悲哀。他知道自己还很年轻，这时不过才20岁，再考就是了，我这么聪明，肯定会成功的。于是他轻装返回家乡，回程的路上，顺便饱览了大地山川，湖海汪洋。他的眼界开阔了，胸襟变得宽广。
悲哀也在这时悄悄地降临。
他读书的本意是为了功名，这一点始终不变，贯穿了他一生。可他的性格却在另一条轨道上。他精力充沛，性格倔强，而且胆子超常的大。这几样素质凝结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注定了他不会乖乖地听话。尤其是不会听那些他认为不如自己的人的话。
这时他20岁了，此前只是个朦胧中的少年，他可以深信书本，去死记硬背，为了功名不顾一切。如果能在这一届考中，他就会沿着富贵之路顺利地往下走。可他没考中，重新回到了天地自然之间，这就不好说了，他的心灵在成长，学识在按着他的天性，在选择性的积累。
再不是别人教他怎样，他就怎样的局面了。
这是他个人的不幸，却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幸运。历史可以证明，每一个非凡人物的成长，都有他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过程。
没有任何伟人，是教室课堂里批量生产的。
苏洵一路漫步回川，他看到了剑门以外的世界，也有了人生的首次挫折，这些都让他的心灵起了变化，奇妙的是，这些变化是他本人事先都想不到的。他厌烦了书本，那些用来考功名的声律、默义等等“学问”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
他成了当地的一个怪人，年青轻轻，不务农、不经商，也不读书，有时一个人默默发呆不说话，有时候却和一大群的浪荡少年欢呼纵饮，旁若无人。更多的时候他游山玩水，登临湖海，若有所思，如果不是他在这段时间里结婚了的话，就真的像是个世外散仙了。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近4年，好日子终于到头了。他妈妈突发急病，医治无效。这时他才感觉到了悲哀。“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最大的伤痛，而苏洵的痛苦要更深一层。他根本就没想过母亲会走得这样早，所以还没有开始“养”！
他要给母亲以荣耀，他迫不及待地抓起了当年扔下的书本，功名，无论如何要快速得到功名！从这时起，他27岁，到39岁之间，共12年，他夜以继日，发奋苦读。就像《三字经》里所说的那样：“苏老洵，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12年间他两次进京赶考，每次都踌躇满志而去，失魂落魄而归。他实在是搞不懂，自己真的是那么笨吗？为什么他看不上的那些人都能高榜得中，自己却一再地蹉跎。39岁那年，科考再次不中，他抑郁满胸，无可排解，再次走向了山水之间。
历史的契机出现，福无双至，灾不单行，就在他走向江西庐山，寻求心灵的安慰时，他的老父亲终于故去。
苏洵千里奔丧，踉跄归家，细思量12年间双亲故去，自己将近40，居然一事无成！人生至此，恨不得自残才能稍微痛快点。
某一天，他万念俱灰，在父亲的灵前把自己这么多年以来写的文章一张张地扔进了火盆里。科考、功名，此生再也不想了奇迹就在这时出现，万念俱灰才能否极泰来，扔掉了以往的所有，一个新的天地豁然出现。苏洵在守孝期间，百无聊赖，把家中所藏的几千卷古书都博览一遍。
那些书，是中华民族自春秋战国以来一脉相承，从无间断的文明之光。这道光束，由孔子点燃，他死后百余年由孟子继承，之后数十年有荀子，再二百余年后有杨雄，后千余年出现韩愈。韩愈至宋，已经近三百余年了，此间战乱频繁，再没有哪位大家能够重振汉文声威。
三百余年的空白和期待，有些人在繁华世间声名显赫地追寻着，像欧阳修；也有人在西陲一隅默默地若有所思，像苏洵。
抛去功名的牵绊，他返璞归真，同样沿着这条路向前走，他注定了会和欧阳修殊途同归。但同文不同命，闻达各不同。他这条路走得太慢，太累，太沉默了。
39岁起，至46岁，他才盼到了人生的一线曙光。他不再想着进京，京城却终于有一位名人来到了西蜀。这是位有能力，有见识，办实事的人才。尤其难得的是，此人的成长经历与苏洵有些相似，这让他们有共同语言。
命运向他微笑了。
这时的苏洵和从前完全判若两人，年轻时的跳脱浮躁，变得深沉寡言，当时满腹的应试文体，换作了对世间万物的认识、见解以及解决的办法。
他成了一位大儒。所谓大儒，不仅要精通百典，更要自成一家，向内可以自省己身，向外可以为天下排忧解难。以这样的见识和胸怀所写出来的文章，才是自孔子始，至韩愈兴的中华儒家的正宗体系。
细思量，会发现苏洵的人生，就像宋朝的国运一样，是偶然还是必然呢？透出那么多的巧合，让人掩卷深思，摇头苦笑。
比如他的人生曙光。
在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前后，苏洵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篇文章都已经写成。但是地处边疆，无人问津，眼看着要老死乡里，默默无闻终生。别忙，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突然间刀兵四起，烽火连连。
侬智高叛变了。之后整个南方都传颂着鬼面元帅狄青的威名，一战成功，飞越天险，他的名字一直到南宋都让人怀念。打住，请问有谁能把这样的大事和一个眉山地区的乡巴佬联系起来呢？
事情就是这么的奇妙，这居然是苏洵的春天。侬智高逃到了大理，之后都有个传言，他会再打回来，其突破口就是与大理邻近的四川。
一传十，十传百，谣言可以杀人，更能轰动天下。最后连开封城里的大佬们都坐不住了，除了从陕西调重兵向四川集结外，还派去了一位能人，前三司使张方平。
张方平，字安道，河南人。这个人做官做到了两府之下的计相，却不是进士出身，要说学问从哪儿来，比苏洵可强了好多。据说两宋文人大排名，如果以聪明强记为标准，他名列第二。只比苏洵的那个儿子，不世出的大天才苏轼稍逊一点点。
他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曾经向人借“三史”，10天即归还，里边的每一句话都能牢牢记住。至于为什么这么强，也是迫不得已。他家太穷了，生活都成问题，想读书只能去借，现实逼得他必须又快又牢地记住。
简短地讲，张方平把四川的局势稳住，军政两手抓之后，还重视文化，是他发掘出了苏洵，并且替苏洵铺设了一条通往帝都开封的路。
张方平给欧阳修写了封信。这封信非同小可，据考证这是张与欧阳间仅有的几封信之一，他们俩人本是冤家死对头。
张方平当年是吕夷简的亲信，欧阳修是范仲淹的“朋党”，几十年间斗得手段用尽，你死我活，但是只要回归到文学上，他们就又变成了谦谦君子，古道热肠。这一点是后来的神宗、哲宗、徽宗年间的文臣们所不能比的。
从某些角度上来看，他们都是君子。
苏洵在两年后离开眉山，来到了京城。这是他第三次进京了，此番不比往常，他几乎是立即就变成了一个奇迹。在短时间内，他和京城里的顶级官员、名臣都建立了联系。比如欧阳修、余靖、田况、文彦博、韩琦、富弼等等人，都收到了他的文章和信件。
无一例外的，大家都喜欢他的文章，却对他的人微笑不语。
苏洵很纳闷，难道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吗？回头细想，他来京城是有目的，儒家是入世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看到了现实中宋朝的各种问题，想要为天下人实实在在地做些事，这些想法，甚至解决的办法都在文章里，和信件里表达清楚了。
那么为什么朝廷里的名人们不理他呢？
这就是他的命运，他来得不是时候。如果早15年的话，那时与西夏开战，宋朝打破一切陈规陋习，只要是有用的想法就都会采纳，他那时出现，不难博取功名；可是15年之后，不说现在皇帝都在病中，早些年的庆历新政里，已经有明文规定，不许越级提拔人才，从那之后等级制度牢不可破。
人人都在体制内，您得是什么样的圣贤，才能给您个例外？
何况他的具体做法也太彪悍了些。比如给韩琦的信里，他要求韩琦大开杀戒，狠狠地杀一批懒惰的士兵，军心士气立即就振作了。方法对不对，对，狄青就这么做的。可那是临敌，现在还是和平时期。并且今日之韩琦，再不是西北时的少年相公了。
杀人？韩琦高洁得像天空中飞翔的羽翼，凝练得像雪山之巅的冰雪，再也不做那些粗活儿了。
再比如给富弼的信，他开口就是指责，从庆历年间说起，直到这次上任毫无建树，一点情面都没留，怎么狠怎么讲，没给当朝宰相留半点面子。
是不是失心疯了？不，之所以这样做，是孟子教他的。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这是孟子一生的行动准则，比如他效法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到梁惠王时，除了言语不逊之外，转身就能说出：“望之不似人君。”的话。
看你就不像个当皇上的料。
可以说是胆大妄为，不把君王放在眼里，更可以说，他违背了儒家的最高宗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有序，不管他是不是圣人，绝对没有这样藐视上级的道理。
可他就是做了，说句到家话，这也是迫不得已。战国时，以及后来所有的战乱时期，只有用这样的手段，才能让当权者信服。例子就是诸葛亮怎样说服孙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