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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 作者:高天流云-第2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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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开始清醒了。历代史书说到这里,都要盛赞一下韩琦的公正,以及赵曙的及时改过。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很搞笑,请问30多岁号称爱书如命知识健全的赵曙居然要人来讲舜的典故、什么是孝,这是怎么回事?真是病了,神经错乱的话,那么请问神经错乱的第一征兆就是逻辑混乱,不会想事。
  他居然一说就通,马上能改,这是怎么回事?只能有一个解释,他根本就没病!
  下面的事更加证明了这一点。韩琦讲完,别的大臣并没有放心,他们利用一切机会给皇帝纠正思想作风问题。人很多,挑三个主要的。吕夷简之子吕公著、刘敞。这两人是赵曙的御用老师,一个讲《论语》一个讲《史记》,属于借题发挥,强调孝道,内容和韩琦差不多。重量级人物是司马光,这一次他没运用超强的历史知识来影射,而是直接说事。
  司马光说,古君子受人一饭之恩,必当回报。现在皇太后有三项莫大之恩,陛下想过怎样回报吗?第一,当年仁宗立你为皇太子,太后有居中之助;第二,仁宗驾崩之夜,太后紧闭宫门封锁消息,等你第二天早晨来即位;第三,太后垂帘听政,为你保证朝局稳定,等你病好上班。
  这三项,有其中一个,就值得“陛下子子孙孙报之不尽,何况兼此三德。”你是仁宗之子,太后就是你的母亲,奉养如果有丝毫差错,“四海之人将谓陛下为如何?天地鬼神其谓陛下为如何?!”
  这种质问何其严厉,弦外之音,只要不是皇帝,换作任何一个人,都是万众唾弃的不孝忤逆。在这种谴责式的劝告下赵曙终于有了悔改的意思,他的神智开始“好转”。新的一年开始之后,大臣们决定让他正式上班。这涉及到了一个很挠头的问题。
  怎样才能让曹太后下班呢?
  这在当时的宋朝100多年以来,都是没成功过的事。之前的刘娥实在太强悍了,差一点就穿着皇帝的制服进棺材,至死都没有放权。联想到当时的仁宗是多乖多孝顺,再看看现在两宫的对立,要想让曹太后放手,其难度基本上等于劝人自杀。
  为了达到目的,韩琦等人想了两个办法,先把外围工作做足。第一,春天将近,大臣们请皇帝出去祈雨,保佑这一年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理由很充分,也合乎以往的惯例,只是曹太后果然出面反对。新皇帝的病刚好一点,外出不大合适吧。
  韩琦不阴不阳地回复,皇帝自己觉得可以。
  曹太后习惯性地下滑,皇帝服孝中,外出的仪仗素服还没准备好呢。
  韩琦突然亲切微笑,那一点都不难。
  至此赵曙在公众面前露面,证明自己健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在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四月二十八日,宋英宗乘大辇出皇城,到相国天清寺、醴泉观祈雨。沿途百姓围观,人山人海,不时传出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激情呼声。
  效果非常的好,皇帝君临天下,得到了民众的认可。
  证明了健康还需要证明能力。祈雨归来,韩琦给赵曙准备了十多件紧急公文,要他在片刻之间就都做出批示。赵曙很争气,很快就都批完了。这些文件转到了太后的手里。
  按程序,要太后审阅,才能决定是否下发。
  这是历史给曹太后的最后一次反击机会。要知道政治问题,比如说黄河决堤,或者西夏和战,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才对,没有什么是具有唯一性的答案,更何况只是宋朝日常的一些工作。曹太后完全可以鸡蛋里边挑骨头,说这些文件的批示就是有错误的!
  咬住了这一点,才能阻止赵曙复位。可惜,没有资料能证明她是不是真的意识到了危险,曹太后的反应是逐一观看,频频点头。好,每件事都处理得很对韩琦得到了他想要的所有东西。
  逼太后撤帘的条件成熟了。


第四章 太后撤帘
  关于曹太后的撤帘,有正史和笔记共三种版本。先说笔记,最流行也最戏剧的一个说法出自《铁围山丛谈》,在里面韩琦成了两宋历史中最不可思议的强人,什么赵普、吕夷简、王安石、章惇、蔡京、秦桧、贾似道统统都是小蚂蚁,试问他们哪个敢假传圣旨,金殿逼宫,并且事先不跟任何大臣通气,敢说干就干?
  韩琦敢。
  某次朝会,宰执齐集曹太后垂帘外,韩琦突然到帘前说话:“皇太后圣德光大,许归政天子,今有诏书在此,请立即施行。”
  帘内的曹太后大惊,没来得及回话,韩琦已经站了起来,命令左右内侍:“撤帘!”这两个字是决定性的,古时候女性必须遮掩,就算是太后,也得有一块帘幕挡着才能见男人。这时曹太后就像条件反射一样跳了起来,往内宫躲。撤帘行动就此成功。
  其实她又错过了一次机会。当她向后躲时,她的救星已经出面了。枢密使富弼。富弼母丧结束,已经回朝,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官复原职,恢复首相。其中的理由,后面详细说。
  当韩琦喝令撤帘时,富弼已经登上台阶,正要说话。可是帏帘突然间卷起,只有赵曙一个人坐在殿上。富弼的反应是当即转身下殿,面对皇帝都没有任何表示。
  韩琦追了出来,赔笑解释:“事先未与富公通气,是怕意见不合,拖延了还政日期。”富弼根本不理他,怒气冲冲直接出殿离开。
  这个版本到此结束。其中有真也有假,真的方面是富弼对韩琦的怒火,他们两人早在仁宗去世前就水火不容变成了一对冤家,所以韩琦事先对富弼保密也在情理之中。
  假的一面嘛,就是太儿戏了。韩琦说的诏书是谁颁发的?只能是赵曙或者曹太后本人。如果是赵曙的,很抱歉,现在是垂帘期间,他的命令不生效。那么是曹太后的,也就是说自杀终于成功,彻底秀逗,那她还大惊个什么劲?
  尤其是富弼对韩琦早就忍无可忍,无论是服丧期间,还是马上要进行的朝局争斗,两人都斗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怎么会连嘴边上的一句话都不说,怒气冲冲直接下殿呢?他只需要向韩琦伸手要诏书,拿来我看,到底是谁写的,一切就都搞定了。
  所以这个版本不可信。
  再看笔记版的第二种,韩琦变成了一个小偷。这个版本比上一种要精明得多,它从开头就点出了问题的关键点——天子印玺。
  垂帘听政的太后们之所以能号令全国,是因为她们把御玺收为己有。在这个版本里韩琦左思右想,没法让太后主动交公。于是在祈雨的过程做了点手脚。他趁着太后和皇帝出宫之际,悄悄地把御玺搞到了手。至于怎么搞的,用词非常微妙,叫“留”。
  不知怎么个“留”法。
  御玺到手,韩琦胆子就大了,他在帘前对太后先是一顿赞美,话锋一转,拿御史台和知谏院说事,说是台谏官们集体要求太后撤帘。曹太后勃然大怒(终于怒了),说:“教做也是相公,不教做也是相公,你们这样逼迫,是不是太过分了!”
  韩琦没理会,命令仪鸾司撤帘。第二个版本就是这样,立意比较新,破绽更巨大。第一,祈雨时太后不在场,那是纯粹皇帝版出秀场,怎么能让敌对方去搅和?第二,天子御玺是很重要,曹太后更清楚。所以她一直留在身边,撤帘后都没交出去。
  所以才有后边的另一些故事。
  正史记载里的撤帘过程非常简单,充满了上流社会里的暗示和修养。首先韩琦选了个单独面对的机会,让一切进行得悄然无声。
  那是在某次例行工作汇报之后,其他大臣都走了,韩琦留了下来,向太后申请离开京城,到外地去做一个州官。
  曹太后一听就懂了,她说:“相公安可求退?退的该是我。老身合居深宫,每日在此,甚非得己,且容老身先退。”
  韩琦非常感动,他历数前代垂帘听政太后们的过失,盛赞当今太后的仁德,称赞了一次没尽兴,跪倒舞拜一番后,站来继续夸。直到太后在帘内站了起来,像是不想听了,准备回宫。韩琦抓紧机会,马上命令仪鸾司卷帘。
  动作很快,帏帘卷起,还能看到太后的衣影在屏风上一掠而过。
  这个过程是比较可信的,急事缓办,越是重大的问题越容易在轻松的氛围内达成。而曹太后的行为也比较适合她一贯的心性。她并不想揽权,垂帘是迫不得已,撤帘也不会大动干戈。唯一的举动是她留了个后手,把天子印玺留了下来。
  这一点很快就被证明是非常明智的。
  曹太后撤帘,赵曙亲政,这一刻是他一直都在等待的。宋朝官方历史里都明文记载,他显露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英气。至于这种英气起了什么作用嘛,比较遗憾,这是此人称帝三年半之间仅有的办公岁月,成绩呢,只是和大臣们的几句对话。
  他向富弼、吴奎、韩琦等人询问了些关于“国家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宽治如何?”“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之类老生常谈,毫无意义的话。除此之外,就是把唐介招回京城,让他做御史中丞,显示风气开明。
  其他的就都没有了,此人的精力开始转移,去做他最想做、此前又不敢做的事。
  赵曙命令仁宗的女儿们搬出宫去,把房子腾出来,给自己的女儿住。接着给自己的子女加官进爵,一次不够,连续叠加,直到闲散宗室的子女们变成了亲王和公主。至于曹太后,他就像没这个人一样,从来不去请安探望。
  这真让人郁闷,世上有很多不公、不正、不孝的劣行,但很少有人做得这样狭隘又阴暗。身为皇帝,他完全能让不孝进行得不为人知,或者人人都知道却拿他没办法,那才是个人物的做法。可他龌龊低劣,让人腻腻歪歪的发烦。
  试问天下名爵都出于他一念之间,为什么就不能施舍出去一点给仁宗的遗孤们,那会有很大的损失吗?还有曹太后,就算有千般怨恨,看在御玺的份上,看在他自己名誉的份上,也应该做点面子工程吧。
  他不,因为他太在乎了,一个人只有太在乎、太看重某些东西时,才能迫不及待,无所顾忌地去争抢。想想他当初进宫时百般的推让,逃跑式的拒绝,反差是多大呀。
  赵曙的真面目渐渐露了出来,被大臣们看清楚,他们分流了。有的人选择了支持,像韩琦、欧阳修,无条件地为领袖服务;更多人的变得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人渐行渐远,和他保持了距离,比如司马光。司马光深通历史,知道这样的人根本没法相处,非孝子不忠臣,这一点对皇帝同样适用,非孝子不明君!
  一个人连最起码的底线都没有,必须离远点。


第五章 公子绝迹
  更有人选择了对抗,公道自在人心,就算当了皇帝也别想一手遮天。这个人就是富弼。富弼一生都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从最初出使辽国,为宋朝保持尊严,到庆历新政,和范仲淹合作,再到重回东府成为帝国首相,他每一步都走在自己的意愿里。
  这样的人生让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让他每个时期都得到了最头疼的敌人。比如说吕夷简、夏竦,还有这时的韩琦。现在要说一下他和韩琦的恩怨了,必须得说清楚,不然大家就会误会他下面做的事,到底是忠于仁宗,还是忠于道义,或者是单纯地反对韩琦。
  在庆历新政中,富弼和韩琦是战友,到四真在朝时,韩琦先做枢密使,再升次相,一时人称“富、韩”,在印象里是好伙伴。其实这都是错的。
  一个守原则的人,永远别想和一个跋扈的人和平相处。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你想一切按章办事,保持公正,可总是会有些人跳出来拆台,妙的是这些人往往还是你的下级。韩琦就是这样,他在和富弼的争斗中不仅展示了办公室生存技巧里的高难动作——如何挤走领导,还完美地诠释了他在北宋官场里的唯一性。
  在文臣中,他是最强的武将;在武将里,他是正牌的文臣;在文臣和武将的大团体里,他永远靠皇上最近。这三点让所有人都头疼,尤其是这三点都正好是软肋的富弼。
  富弼是个好领导,好就好在文质彬彬,清廉守节,不欺负人。可他偏偏就遇上了韩琦。参照韩琦三大特点中的第一项,文臣中最强的武将,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具体表现就是他受不了一个兵痞式的同僚。
  韩琦在西北打过仗,可能是受传染了,他回到朝廷之后总是一嘴的行伍话,连带着平时办公都很“豪爽”。某天在政事堂里,为了一件事和富弼争个没完没了,按理说富弼是首相,天字第一号大领导,你多嘴本身就是错的。他可不,几次交流不成功后,突然间率先不耐烦:“你又絮叨起来。”
  富弼当场就变了脸色,絮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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