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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把他即位以来所有的事情都解释得一清二楚。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反常事？
从他被选为皇太子时的玩命拒绝，到他即位当天的逃跑失神，再到仁宗葬礼上的不孝行为，直到现在大封亲信，还有即将到来的英宗朝第一大事。这一系列事情的幕后原因，就是一切事务的原发点。它马上就要揭晓了，从赵曙的终极心愿开始。
大封亲信之后，赵曙想到了自己最亲最近的那个人——他的亲生父亲赵允让。现在他是皇帝了，天下万邦，名爵封号，都由他随心所欲。一个区区的王爵，濮安懿王，怎么能够表达他对生父的敬爱和留恋呢？
他下旨命礼部，及待制以上所有官员集体讨论他的父亲、两位正夫人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以及他的生母仙游县君任氏的名分。
首先要肯定，这个命令本身是没错的，身份水涨船高，他成了皇帝，他的生父母们自然也都要有个说法。问题的矛盾点集中在到底要怎样拔高，拔高到什么地步。
简短节说，群臣们的讨论结果，第一次是为赵允让追封高官，三位夫人并封为太夫人。持这个观点的是翰林学士王珪。他被驳回了，宰相们挑出了毛病，官职只是官职，真正要议论的是赵允让与皇帝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
直指要害，的确这才最关键。从血缘关系上说，赵曙是赵允让的儿子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可如果在官方文件上承认了这一点，就会造成赵允让是赵曙的“皇考”，即现任皇帝已经死了的皇帝老爹。
赵允让和仁宗赵祯并列了，宋朝凭空多出来了一个皇帝！
这事儿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太明显了，没有什么能隐藏的机密和必要，可每一个人又都遮遮掩掩，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口是心非。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说了就有天大的后果。
王珪选择简单性接招，要名分，那么只给出名分。他根据血缘关系，赵允让是仁宗的哥哥，那么于赵曙而言，就叫他为“皇伯”。这样准确又贴切，咬定了两点，第一，赵曙是仁宗之子，赵允让只能是“伯父”；第二，皇伯不是皇考，宋朝算赵曙在内，仍然只有五位皇帝。
韩琦一见就怒了，耍小聪明，想蒙混过关？他指示欧阳修出面，把内定的最高指示露一点口风，好让下边做事的人有个方向。
欧阳修根据《礼记》说了一段话——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都称父母。以前汉朝的皇帝就有过例子，比如汉宣帝刘病己。现在王珪提出的“皇伯”说根本毫无根据，依“礼”驳回，重新讨论。
中书省第一次露出了真实意图，这不许那不许，明摆着只有皇考、皇帝才是唯一的目标。这激怒了当时绝大多数大臣的愤怒。因为仁宗尸骨未寒，刚刚入土，就有人跳出来篡夺他的名分，是可忍孰不可忍，无君无父，乱臣贼子！
这时要说明一点，身为千年之后的现代人，我们对“名分”、“名节”这种词汇已经相当地不感冒了，只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类实际问题才能让我们敏感。对此我们要辩证地来审视，因为什么都是相对的。对我们来说，宋朝的名节等事很幼稚，对100年后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现在的观点也肯定不合时宜。
所以我们不能嘲笑宋朝人当时的激动，而应该承认他们对是非对错的认知、坚持，这是一个长久存在力图振作的民族所必不可少的素质，是应该赞扬的。
更何况公道自在人心，赵曙、韩琦等一伙儿人做得实在过分。当时的台谏官们基本上还都是仁宗朝所遗留下来的，比如知谏院司马光，还有御史中丞贾黯。贾黯是一位值得我们尊重的人。他在宋史中默默无闻，可他在当时的影响却不在司马光之下。
他是一位状元。宋史里状元多如牛毛，贾黯有他特立独行的地方。
贾黯是司马光和范镇的结合体。司马光为了刺勇的事进中书省和韩琦当面辩论，贾黯为了更加敏感，谁都知道是事关现任皇帝的老爸的皇帝名位的事进中书省和全体宰执辩论。
和韩琦争吵，和欧阳修辩论，和曾公亮、赵概这样不作为玩沉默的大臣较劲。这样的事他三番五次不停地做，摆明了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其结果从长远里看，是给他自己挖坑，更给子孙后代招祸。从近处看，就是他把自己气病了。
那是真的、很大很重的病，远比范镇当年为了立太子的事百日愁白头严重。这时是五六月时，到了九月份，贾黯就病死了回到当时，欧阳修的“皇考”暗示出炉之后，大臣们的反对声此起彼伏大有争先恐后的架势。大事不妙，韩琦们想出现新的一招。
你们不是能吵吗，那就都别吵了。由赵曙下令，前一个指令作废，也就是要待制以上所有官员集体讨论的命令作废，命令由专门机构，负责朝廷礼仪的太常寺出面决定赵允让的名分。
这个命令实在是英明，当时反对派的大臣们都面露悲愤——真是太卑鄙了，一来太常寺只是个小部门，中书省的话不敢不听；二来看一看其部门领导，大家就会知道其中的玄妙。
是给赵曙争来太子位的范镇，铁打的保皇党！
不过事后证明，严重失望的恰恰是赵曙等人。范镇接到命令之后非常认真，他先是给出了答案，既尊仁宗为皇考，那么对濮王而言，不论是称帝、称皇、称考，立寝庙、论昭穆等等所有的皇帝规格都是错的。而且还找出《仪礼》中的有关章节来反驳欧阳修的《礼记》，把“皇考”说彻底否决。
最要命的一点，是他还把事情曝光了。范镇根本没给韩琦等人任何斡旋的机会，把上面的结论直接写成公文，上报给赵曙。你要太常寺的讨论是吗？这个就是！
韩琦气得目瞪口呆，这群该死的书呆子真是又臭又硬，不识抬举。他把范镇叫进中书省，满腔怒火化作大批口水，要喷得范镇满头满脸。不过真见了面，他张了几次嘴，只骂出了一句话：“范镇你搞什么，诏书是要你们资材料找根据，谁让你们这么快就递交公文的？”
天公地道，他只能挑出这个错。
范镇不阴不阳地回答，做臣子接到诏书，只能尽力去办。难道做得快了还是罪吗？
韩琦哑口无言。
韩琦没话说了，台谏官们憋了一肚子的话。御史台方面的吕诲站了出来，他指出现在的圣旨就跟做游戏一样，先让百官议论，没有结果就下放给部门定名，诏令反复，宋朝100多年以来从没有这样的事。皇帝，你不觉得脸红吗？
司马光的资历比他强，说的话更尖锐，第一次把濮议事件上升到了两派对立的层面。他说经过集体讨论，除了宰执之外，全体一致通过“皇伯”说。现在举朝之臣，除了“挟奸佞之心”附会两府蛊惑陛下的人之外，都知道称濮王为“皇考”不妥，您应该很容易就分清谁忠谁奸。
到此为止，矛盾还没有真正升级，只是要分出来谁对谁错而已，真正让矛盾激化的不是哪个人，而是无所不能的老天爷。
一个月之后，开封城大雨，雨大到了什么程度，以北宋为限，从所未见。先从民宅说起，只见大街就是黄河，小巷就是渭水，整个开封城就像个寨门清晰，规划合理的水军大营。街道上漂满了无边无际的家什杂物，牲畜尸体，而最多的就是人的尸体。
过百万的居民，能查出姓名的尸体就有1588具，没名没姓的可想而知。在这场劫难中，我们的赵曙先生仍然是最耀眼最闪亮的那颗明星，做得比每一个人都出色不，是出格。
外面阴云密布，暴雨如注，他不说去找诺亚方舟，反而派人通知官员们照样上班。当天他坐在崇政殿里等着，快中午了，连宰相在内只到了十几位。他很不满意，正准备发脾气，有人来报告，皇宫也进水了，现在水位越来越高，您看怎么办？
简直是火上浇油，这种小事也来麻烦我？赵曙一怒之下说出了最常识的答案——开闸放水。把西华门打开，把水排出去。
这个命令真是太英明了，充分地显示出他是当时宋朝空前庞大的衙内集团中的精英分子的本色。他不想想，历朝历代所有的皇帝都会把自己的宫殿建在本地区最高最好的地段，哪有在坑里睡觉的大爷？这时皇宫进水了，皇宫外面的情况只有更恶劣，居然要打开城门往外“排”水？
西华门打开的一瞬间，大水巨浪排空，奔涌而进。我没有半点的夸张，看一下后果吧。大水直奔东殿，沿途把一长排的侍卫营房冲垮，连士卒带马匹淹死了一大批。这真是创了纪录了，赵曙以登基不过两年的时光就让北宋的皇宫内部一次性死了最多数量的人。
空前绝后，除了金兵灭宋那次。
这次灾难也有个好处，就是让赵曙害怕了，这位公子哥猛然反省，是不是上帝在跟他说话，用水灾来提醒他私心杂念不要太多，不孝忤逆也要有个限度？想到这个头皮发麻，他写了一份罪己诏，说下大雨都是我犯的错，各位员工，你们不要客气，把我错在哪儿都列出来吧。
司马光第一个响应，他列出了三点。一，听信谗言，对太后不恭；二，对两府弄权不查；三，不听台谏善言。
御史台方面由新任的监察御史吕大防出面，总结了八句话。由于内容基本雷同，为了节约篇幅就不赘述了。我们看的是结果。
结果是随着大雨的消退，赵曙他不怕了。罪己诏墨迹未干，他就使了些小手段，让对他说过话挑过错的人统统地消失不见。比如说前面提过的贾黯，这是自己病死的；他手下的御史台人员，派出三个出使辽国，远远地支开；知谏院这边是给司马光升官。
司马光升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从今以后陪皇上谈天说地增进学识，至于烦人的公务嘛，那太俗了，以后你就不要再管了。对于这个安排，司马光接受了。前面说过，他为国家利益只尽80％左右的努力，这时已经到了他的极限。
这一系列动作做下来后，宋朝的台谏官基本上就没人了。回顾一下，在仁宗朝，御史台方面大概经常保持在二十人左右，后期时减员也能有十多人，现在御史中丞病死了，没有新任官，下面的御史只剩下了五人，除去出使辽国的三个，只存活下来两个。
知谏院方面更惨，司马光走了，新任官也是空缺，他手下原来只有别害怕，到了英宗朝只有一个官员，现在还被派去了辽国也当了使者。堂堂的大宋知谏院名存实亡。
整个台谏部门，只剩下了三个人，他们的名字叫吕诲、范纯仁、吕大防。
这三个人以后都是威名赫赫的大佬，不过这时还只是官场上小苍蝇，名义上是能弹劾宰相的言官，实际上没有资历说话都没分量。
分量都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个过程与所面对的敌人有关。有什么样的敌人就有什么样的成就。比如韩琦，与韩琦为敌，注定了火花四射，你死我活。
三个言官以吕诲为首，他在年底时抓到了一个机会，冬至日大朝会，他当众要求再次召集两府、两制官合议濮王名分。这个要求又被忽略。减少言官数量为的就是削弱声音，小小的一个吕诲正是被忽略的最佳对象。只是没想到吕诲做出了司马光、贾黯都不敢做的事。
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韩琦，没有半点含糊，我说的就是你，当朝的首相。吕诲把韩琦上位以来的所作所为总结了一下，最后归纳成一个对比。
“观韩琦之才，未如霍光、李德裕、丁谓、曹利用，而骄恣之色过之。”
上面列出的这四个人名，都是各个朝代里废过皇上，欺过太后，迫害同僚，人神共愤的角色。韩琦做出的贡献远远不如他们，讨厌的程度却大大超过。他建议罢免韩琦的首相职位，贬出京城到外地当官。
弹劾奏章交上去了，再次石沉大海。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来看，赵允让的皇考身份正在一天天地生成，各种消息像暗流一样四处浮动，声势一天天地变大。吕诲越来越不安，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继续斗下去，在其位谋其政，要对得起言官的责任；另一方面他完全可以放弃，此时大宋朝共有官员两万多人，他们这三个小言官宛如沧海一粟，要他们来对付整个两府宰执外加皇帝本人，就算放弃也没人笑话。
可是他选择了坚持。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月间，他和范纯仁、吕大防联名弹劾全体宰执，把中书省里每一个大佬的错误都公开罗列出来。
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
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庇恶遂非，沮抑公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