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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庇恶遂非，沮抑公议。”
至于曾公亮和赵概，他们俩的罪名是不作为。总而言之，这批宰执人员是“豺狼当路，奸邪在朝。”应该全体罢免，像欧阳修这样的首恶更应该扔进大狱，严重处理。
面对这样的指责，谁也没法再沉默了。连当初吕夷简、甚至丁谓都没得到过“豺狼”的封号，韩琦和欧阳修哪受得了。宰执集团立即反击，和言官们掐成了一片。
宋朝的官场乱到了庆历新政时的规模。
现在我们要站得高一些，先抛开吵架的热闹，来分析另一件事。臣子们闹到了这种地步，除了三五个宰执之外，没有任何人赞同赵允让的“皇考”身份，为什么赵曙还要继续搞下去，不达目的不罢休呢？
为什么这么的固执？！
这不能用什么为生父争名分，进孝道有什么不对之类的废话来解释，根本没有半点的说服力。赵曙这样的固执是别有原因的，那是他们父子两代一直深埋在心底里，不敢对外人透一点口风，越埋越深，越深越痛的一段心事。
赵曙父子有个共同点，赵曙的人生经历我们都知道了。他因为仁宗无子，在幼年时曾经入宫，以皇子身份教养。这在他的心灵深处，正在成长阶段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曾经是皇位的继承人！只要不出意外，以后这座花花世界锦绣的江山，就都是我的。
他等到了，果然没有意外，仁宗的三个亲生儿子都死了他的父亲赵允让就没他这么幸运，赵允让其实是赵曙命运的翻版，两人在开始阶段如出一辙。
赵允让在仁宗出生前，也曾经以皇子的身份进入皇宫寄养，只是千不该万不该，刘娥居然用一个宫女给真宗赵恒生出了亲生儿子！
美梦落空，多大的打击。再到后来，这样的悲剧在赵曙的身上重演。当年的张贵妃一心给仁宗生出皇子，怎么会留着赵曙这个祸胎在身边，把他给赶出来了。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赵允让父子一直活在热切地期盼和巨大的失落中。
每一个皇子的诞生都是他们的灾难，每一个皇子的死去都成了他们的节日。历史没能记载下来他们的具体表现，可赵曙被正式选为皇子时的玩命拒绝，和在即位当天的逃跑加呆傻，就证明了他是多么的在意。
当初我们迷惑他为什么认为当皇子是种灾祸，请参照中国老百姓得不到好东西时的惯常表现——福大祸也大，财去人安乐。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消停过日子最好了。
即位当天的逃跑加呆傻，强烈的话画音表现赵曙的心情——天哪，这是真的吗？真的死了？！赵祯终于死了？父亲您在天之灵看到了吗？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我是皇帝了就此流下了哈喇子。
再回想他在仁宗灵前狂呼疾走，来回乱蹿——你也有今天，赵祯有种你爬起来看看，我就在你面前，我是皇帝了耶——你能拿我怎么办？！爸爸你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他还是死了！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发病了精神失常，是他乐极了有点过于亢奋。类似于现在一个穷光蛋突然中了30个亿的超级彩票，天上掉下了纯金的林妹妹，换谁都得瞬间断电。
明白了这种心灵动态，才能理解为什么下面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皇家子弟，礼义廉耻天天挂在嘴边的三十年如一日的忠厚诚实的好孩子，会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贱人！
注意，在中书省和言官们吵成一片，眼看局面没法收拾时，突然间决定性的一击到来，把所有的争吵都一刀切了。
皇太后有旨——濮安懿王、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
晴天霹雳，谁能想到不久之前还和赵曙闹到痛哭流渧的曹太后居然会下这种命令，由她把一个外人提升到和自己死去的丈夫同等的地位上？这太不正常了！
可无论怎样诧异，黄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赵允让不仅是“皇考”，是皇帝死去的父亲，更得到了名正言顺的皇帝称号，他和仁宗赵祯平起平坐了！
那一天开封城沸腾了，除了五六个人如赵曙、韩琦、欧阳修一党之外，所有的人都在骂街，沉稳些的想到了里边肯定另有猫腻，脾气躁点的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曹太后。这个死老娘们，仁宗有哪点对不起你，居然关键时刻卖夫求不对，她到底求什么呢？搞不清楚，这女人肯定疯了。
同一天里，赵曙保持着空前的清醒，他一边借坡下驴“答应”了曹太后的命令，一方面非常谦恭地推让了些权益。他也下诏——“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他没有接受赵允让称皇，三位夫人称后的指令，但保留了称亲。
看着很得体，另有小动作。他把赵允让的坟升格为陵园，再以园立庙，考虑到后面宋朝的皇帝们都是他的子孙，从此后四时祭祀不断，已经和皇帝的规格一模一样。
赵曙终于如愿以偿了，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情没过两天，整个幕后经过就被吕诲查了出来，写成公文，大白天下。我们先不要管他用了什么手段，先看看是怎样的经过。
照例还是有正史版、真相版。先看官方的正史。
正史里说，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月二十一日这天，中书省官员们在垂拱殿向赵曙汇报工作，什么事不知道，规格很隆重。韩琦当时正在祭祠，特意把他叫了回来。这时全体宰执到场，由欧阳修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赵曙一份。另一份在中午时分，由一个太监送回了垂拱殿。
上面有曹太后的签押。
韩琦、欧阳修等人相视而笑，任命赵允让夫妇为皇为后的诏书就这样到手。正史部分就是这样，它把最重要的环节，即曹太后是怎样签字画押的都省力了，一个字都没提。
通过吕诲的公文，我们可以知道真相。
那是在事发的前一天，正月二十日，曹太后和赵曙在天章阁设宴款待群臣赏桃花。当时赵曙和宰执大臣们轮番进酒，大太监苏利涉、高居简推波助兴，曹太后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醉眼蒙眬中，赵曙走到她的榻前，手持一份诏书，请她签押。她真的醉了，没看诏书上写的内容，就画了押。
从始至终，她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她怎么会想到堂堂的皇帝、首相、宰执会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来蒙骗她一个寡妇人家！
这就是我一直在骂赵曙是个贱人的原因。一个人可以去杀，去偷，去抢，甚至去做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如朱温，那些虽然可恨，但不让人鄙视。那是阳刚式的犯罪，我做了，怎么着！可赵曙这种人渣是躲在阴影里，想做又不敢，不做又难受，只好鬼鬼祟祟地下软刀子，最可恶的是做了婊子还要立贞节牌坊，他后面的作为才更让人作呕。
面对吕诲把事情挑白，公之于众的做法，赵曙害怕了。他不是怕他老爸的皇考身份再起争议，毕竟他是皇帝，他在五天之后就宣布濮议到此结束，这件事定案了。他怕的是后世史书上他的名声，坏事做完了才想到毁尸灭迹。
他首先想到的是和稀泥，先去安抚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三位言官。这三个人自从曹太后的旨意生效之后，立即就交还了御史的敕告，回家抗议了。赵曙急忙派人把敕告送还，要求他们回来上班。三人说回来可以，但邪议必须废除，欧阳修等人必须法力。
“与修理不两立，修苟不黜，臣等终无就职之理。”
这就麻烦了，摆明了是和宰执集团势不两立。赵曙要做的就是把这两方面摆平，这时才真正显露了他的智慧。事情到了这一步了，他居然还想着和解。
赵曙把韩琦、欧阳修叫来，三人秘密面谈，核心问题就一句话——爱卿们，言官宁死不低头，你们怎么办？
韩琦的回答只有一句：“臣等是忠是邪，陛下自然知道。”
透过这一句，韩琦终于表达了自己的怒火。干嘛，卸磨要杀驴吗？这时想要的都得到了，开始想着挽回影响，就要顺着言官来糟蹋我们？！门儿都没有。
欧阳修身为大才子，说话就有条理温和得多。他这样说，“御史以为理难并立，那好办。如果臣等有罪，就留御史；若陛下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
取圣旨做什么？开除御史啊！
事到如今，赵曙终于明白了皇帝是怎么一回事。那名义上是手握乾坤，翻覆天地，像神灵一样无所不能，其实要比一介平民更加受制于势力。
没有势力，就没有支持，没有支持，就失去一切。做皇帝的人，更加没法背叛自己的标签。为此赵曙只能下令把吕诲等三人贬出京城。但他清楚，这三个人是无罪的，犹豫再三，他叮嘱欧阳修，“不宜责之太重。”
别太过分了。
欧阳修没听见，赵曙的战争已经胜利了，他和韩琦的战役才刚刚开始。一定要把言官们彻底打倒，不然倒霉的就会是他们自己。可是谈何容易，赵氏王朝的政府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相互制约，在理论上谁也别想坐大。具体到罢免御史，就得需要两制官的配合。
宋朝规定，台谏官的任职罢免和两府宰执一样，都要有知制诰的诰词。而一旦知制诰动用了封还词头的权力，吕诲等人的贬嫡就不成立。
有这个顾忌在，欧阳修还会听从赵曙的劝告，搞什么“不太过分”的事吗？那无异于自掘坟墓。当天他走出皇宫，在中书省里自己写了份贬御史出京的诏书，越过两制官，直接派人送到了吕诲等人的家里。他在赌博，赌的就是御史们的高傲。如果吕诲等人拉下脸来就是不走，一定要和他论个清楚明白的话，他就输定了。
可那时，高傲清廉的御史们也会蒙上一层灰尘，他们在留恋官位，赖在京城，贪图个人的享受。欧阳修赌赢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都很珍惜自己的名誉，没跟他废话，静悄悄地离开了开封。但这只是赢了上半场，欧阳修仍然不敢放心。
还有另外三位御史没回来，在辽国当使者呢。两个月后，三位御史回来了，他们是吕诲等人的翻版，知道事情始末之后，立即缴回敕诰，回家“待罪”。这年的三月十七日，赵曙给言官抗旨事件画上了句号，吕诲等六人每人都得到了不同的罪名头衔，戴着这种荣耀，离开了污浊的开封名利场。
这件事有两个余波。一个是台谏大换血，仁宗朝仅剩的六名言官都下放了，谁来顶替呢？无一例外，都是韩琦、欧阳修的亲信，以及在濮议事件中赞成赵曙的人。
第二个是司马光的命运。他是这次濮议反对派里唯一一个不受罚，反而升了官的人。前面说过，为了封上他的嘴，赵曙把他调离了知谏院，他很安静地去上班，直到尘埃落定，他才再次出现，要求把他和吕诲们一视同仁，都贬到外地。
很动人，很公义。回想他在整个事件里的作为，没有任何一点能挑到毛病，可结果就是截然不同。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说，这是赵曙累了，他再也不想折腾了，同时就算立一个正面的典型吧，也没必要再打压司马光。可仍然太片面，纵观北宋官场，司马光的官场生存技巧是首屈一指的，这不仅在仁宗朝、英宗朝如此，就算到了神宗朝、哲宗朝，仍然无人能及。
他是个现象，绝对值得深思。
回头再说赵曙。这时他虚岁36岁，正是一个男人风华正茂，精神体力都处于巅峰的年龄，可是临近年底时，他再一次病倒了。鉴于他此前一直得病，所以也没有谁特别紧张，没有谁预见到这是赵曙的最后一个冬天。
他垮了，濮议事件耗尽了他的心力，这个过程中大悲大喜，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跌宕起伏，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尤其是这些他都要深深地压抑在自己的心底里，谁也不能告诉，谁也不能分享。他太累了，也实在是太敏感了。
他病了，在完成了最大的心愿，终于可以为国家来做些事时，他倒在了床上，连说话的能力都丧失，与外界的沟通只能靠一枝不断颤抖的笔。
这种情况对外界严格保密，只有最高层的几个宰执才知道。其中以韩琦最敏感，他每天都以交送待批的公文为理由，进寝宫观察。
赵曙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他知道又一次危机到来了。之后史书中提到了一件事，被普遍认为是韩琦的耿耿忠心发作，为宋朝的下一代君王考虑。
他某天走出寝宫，迎面看到赵曙的长子，此时改名为赵顼的原赵仲鍼一脸忧色地站在殿门边。韩琦走了过去，说：“愿大王朝夕不离皇上左右。”
后来的神宗不解，随口说，“这是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