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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差的人。
这个办法好不好?它形成了一个循环——百姓们通过交一定数额的钱,可以得到从前想像不到的空余时间,用这些时间,可以去生财养家;国家得钱,去招募人员当差,可以扩大就业人数,减少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不仅使国家正常运转,还把各种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是总原则,我们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是的,没错,这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像。众所周知,我们每天工作,只干自己负责的一摊,每月按照收入的多少交税。这些税,由国家统一管理,招募各种公务员来运营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原则没有错。下面我们看它的细节。
王安石时期的免役法有两大特色。第一,他把上等户加进来了,管你是豪门大族,进士高官,从此别想高人一等。想逍遥,拿钱来————
第二,以前没有负担的下五等户,以及单丁户、女户、僧道户、官户、坊郭户,也要交钱。只是视家产多少,与同级别家庭的交税量减半。这叫做“助役钱”。
除了这两大特色外,还有一点最具有争议的规定,就是每年的免役钱、助役钱和夏、秋两季的税一起交纳外,还要多收20%的钱,用来防备水旱灾荒,以及突发性的战争。这叫做“免役宽剩钱”。
这两大特色让王安石变成了全体特权集团的死敌,尤其是以前上四等户不管实际由谁来当差,都能隔年喘口气,可以轮换下由别人接替。这回可好,每年两次没完没了,这实在让他们没法适应。
更别说从前不管国家怎样,是不是闹灾了打仗了发大水了,都一直逍遥自在职业享受的高门大阀们。这把他们的美梦彻底击碎,并且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伤害了他们的“尊严”。
我们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凭什么让泥腿子、下九流一样和我们一样待遇!我们就是要逍、遥、法、外!好玩的是,最先提出反对免役法,成为反对派里最经典言论的,居然是刚刚进入特权阶级的两个四川人。
苏轼、苏辙两兄弟。
我们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先说的是小苏——“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好,以他这话,看来人生来就是有种族高下的,他不是生活在宋朝,而是在隋唐以前。那时候不管个人能力怎样,一切以出身论。你是侯门大家,那么生来就是官,不是,那么很遗憾,国家最多有个“九品中正制”,可以豪门推豪门,好官你我当。
想要说什么读书科考,鱼跃龙门,根本是白日做梦。那么以此为例,你苏辙现在会是个什么人生?
再看大苏。宋史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说得声情并茂——自古以来,役人必须得用乡户,就像吃饭一定得要五谷,穿衣一定要用丝麻,过河一定要用船只,走路一定要牛马。就算暂时用别的替换,终究不会长久,还是会回到最正确的路上。
截止到这里,还和他弟弟差不多。最精彩、最经典的在后面。
——我们士大夫阶层,离开亲友,拜别祖坟,到四处当官,工作之余,是一定要娱乐的。这是人之常情,自古一样。如果不用乡户人家来当差,我们怎么乐得起来?那肯定要弄到“厨傅萧然”,满眼所见,凌乱沧桑,和别的下等国家的劣等习俗一样(危邦之陋风),不是俺们中央华贵大国的太平盛况
让人不禁要问他们哥俩一声,请问兄台才脱贫致富几年,农转非之后就忘本了是不是?一时得意的小人嘴脸!
苏轼兄弟的话让人很烦,不过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这时还只是两个小毛孩子,对士大夫一族是什么还一知半解,对下面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也知之甚少。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还没吃过苦。
十几年之后,神宗死了,他们也颠沛流离过了,甚至苏轼本人还被关在牢里胖揍过,用他那四川口音浓郁的官调嚎叫过,那时他们才懂得人为刀俎,他为鱼肉,暗无天日,生死两难是什么滋味。
那时,苏轼说出来的话,就和这时截然相反了。因为那时,他已经叫苏东坡。现在抛开这两个缺斤少两,成色不足的士大夫,去看看正牌资深的人物是怎么说的。
免役法推行的过程非常谨慎,它最初只在京城附近试行,要一年之后,看效果成绩,才决定是否向全国推广。这就给了反对派一线生机。留在京城里的那位硕果仅存的庆历名臣终于走上了前台。
文彦博。
他的风格变了,也许是比他还要强硬独裁的韩琦的官场走势给了他教训,纵然强绝一时,可也时光短暂。瞧,才三五年之间就回乡养老去了。由此,文彦博变得温和了起来。可是别误会,当某些一贯霸道的人学会谈心了,他的破坏力就会成倍的增长。
在以后,神宗年轻的心灵里时刻都被他的碎碎念纠缠着,终于在几年之后崩溃了。
说这时,文彦博随意找了些经常和皇帝见面的大臣,就像平时聊天那样(宋朝君臣间很随意,经常聊),说起了免役法到底怎样。
这一点就比司马光高,阿光和吕惠卿较量时聚众开讲剑拔弩张,弄得会场气氛随时爆炸,搞得皇帝也紧张,就算为了朝廷表面上的和谐,神宗都不会当场决定谁对谁错。
这时文彦博非常温馨家常的聊天,以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形象,对24岁的神宗劝说:“祖宗法令具在,各项完善,擅自改变,小心失去民心。”
神宗很警觉,瞬间抓住了重点,问出来他和王安石一直愤愤不平的疑问焦点:“更改法制,的确让士大夫阶层不高兴,可是对老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
这时的宋神宗一定以为戳中了反对派的要害,等待他的是胜利。满朝皆是孔孟之徒,那么“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都懂吧?
在百姓和江山社稷面前,连皇帝都得退居三线,你们这些士大夫算什么?
却不料真正吃惊的是宋神宗自己,听完了他的话之后,文彦博根本就没像他想像中的那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乃至于羞惭满面重新做人。文彦博的感受是极度的郁闷。
您是皇帝耶,是官场的领袖,是权力漩涡的暴风眼,怎么能说出这样幼稚,这样理想化的话呢?看来真是初期教育不好,民间散养的,就是和真宗、仁宗那样从小受皇家训练的明君不一样。
他说出了官场的真谛——陛下,您得清楚,您是和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不是和平民百姓管理国家!
千真万确,这才是统治阶级万年不变的本质。我们就算站在现代人民权平等的大原则上,也没法否认,至少在满清灭亡之前,这就是中国官场上的真理。
听完这句话,神宗沉默了。这是和王安石一直告诉他的那些管理国家、均富济弱等理论截然相反的东西,到底哪个对?
宋神宗可以混乱,他身在封建体制内,尤其是活在宋朝中叶,相对平静的时代里,基本上不会知道,历代国家灭亡,原因尽管更自不同,但都有个大的共同点——官僚腐败。
也就是士大夫阶层腐败。
身处国家的头、尾两端的皇帝和百姓,他们中皇帝是绝对不想改朝换代的,百姓们有口饭吃,也没有脑子一热就杀人放火造反起义的。从宏观角度来说,坏事就坏在继续变坏,最后集体腐烂的贪官污吏身上。
所以身为士大夫代表的文彦博,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这样大言不惭地说出来他们天生就是当官,天生就高高在上的话来。
于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就没有资格混乱了。千年之间,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里有无数的官方人士厌恶王安石,批判熙宁变法,他们有理由这样骂。
因为人家是士大夫。
如果身为新中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平等,官职不世袭的现代人,还动不动就说司马光是对的,王安石是错的,文彦博英明,宋神宗糊涂等等等等言论请出门之后上街随便左右转,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铁盖子,揭开,跳进去。
醒醒神。
第十四章 东明县事件
一个多月之后,大概是宋熙宁四年五月间,发生了一件事,让宋神宗、王安石都惊醒了一下。那就是著名的东明县事件。
这件事很乱,在官方就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事发原因,也就是到底是谁做了什么,把这件事给闹出来了。现在我们综合一下,先从双方公认的开头部分说起。
话说五月间的某个早晨,阳光明媚,春风拂面,远处的花也开了,草也绿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开封城的城门在清晨时打开了,突然间生意兴隆,涌进来1000多个人。
这些人直奔市长办公室——开封府大衙。可惜这时包拯已经死了很多年了,工作习惯早已恢复成原样,这些人被两扇厚重冰冷的大门挡在外面,只能小心翼翼地把来的原因报告给门房。
他们是开封府辖区内的东明县居民,因为免役法让他们活不下去了,才来告状。
暂停,事发到这里,应该说一切都在控制范围之内。国家的政策法令在实行中出现问题了,老百姓有些不理解,他们不管是来告状,还是来请教,用的办法找的部门都非常正确。
开封府尹,东京市长,这就是他的职责。
就算他是新法的反对派,不想、也不能对免役法的对错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至少有责任把局势稳定住,让这1000多人在开封府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老实呆着,然后请示上级怎样处理。
他不,他选择的做法真的很牛。开封府那天大门紧闭,放出话去,三个字“不受理”。你们去找负责新法的人吧。
这是事发之后的第一个大转折点。事隔一千多年了,没有书面证据留下来,我们不好胡乱猜测,是不是有什么人在里边推波助澜,出了些高明的点子,这些老百姓离开开封府之后,第一时间冲进了(突入)王安石的私宅。
写匿名检举信的见过,到政府办公楼前静坐示威的见过,有谁见过在太平年月里,1000多个老百姓冲进总理家里去的吗?
这事就发生在公元1071年的宋朝里。
那天王安石还没有上朝,出了这样的事,可以肯定地说,王安石虽然贵为首相,但他家里绝对没有能随时对抗1000多人的机动力量,这时他选择的不是逃跑,而是亲自站了出来。
他向这些人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这么闹是为什么。乡民们回答,免役法实行到他们县里,他们的户口等级变了。
本来是第五等的穷苦农民,全都变成了第三等的富户。这样他们所要交的钱,就变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根本就交不起,要逼死人了!
王安石很震惊,相信那天早晨,他刚刚听到这回答的一瞬间,能气得咬牙切齿,但也怕得浑身冰冷。很简单,东明县就在开封城边,在这个距离里,新法的实施都有人敢做手脚,想想九州之大,中国之广,离开了皇帝和他本人的视线,他的新法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
那天他稳住神,告诉乡民们,这件事“相府不知”,但很快就会着手调查。接着他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来,东明县的知县知道吗?
这是个原则问题,东明县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是谁改了户级先不说,这么多人上访,县官至少得先期通报上级。
可回答是,县官不知道。这就比较郁闷了,让身为首长的王安石怎么发力呢?民众自发行为,1000多个,就算有什么罪名,大家分一下,还剩下什么?
王安石清楚,他必须得离开家,去上朝了。官场经验告诉他,这件事肯定已经轰动整个开封都城,消息瞬间就会传进皇宫里,在那里,才是他真正的战场。
他告诉这些乡民,事情还是要走法律程序,去找开封府的上一级单位御史台,让那里受理追查。这件事就从这里形成了两个版本,分为王安石版,以及御史台版。
当时的御史中丞名叫杨绘,他的做法比开封府还要帅,面对捧着状纸的乡民,他直接声明本衙门只受理官员纠纷,你们这些平头百姓根本不够资格让我们操心。立即散了!这回乡民们很听话,都走了。可是人走了之后,杨绘才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他立即派出大批手下,去调查到底怎么回事。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是因为王安石的手下,不根据官府原有的户籍账本去划分等级,私自先划分好了,直接分配到下面县里去执行。才造成了东明县里下五等变成上三等的闹剧。
所以结论得出,新法集团完全是瞎胡闹,并且存心恶毒,变着法儿的剥削小民。必须及早废除,才能恢复天朝上国的祥和秩序!
可是王安石那边很快也有了自己的说法。东明县的县官名叫贾藩,查履历他是现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的前部属,是他擅自修改了东明县里户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