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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看见王珪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像是真被吓傻了，好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其实他是快气晕了，一种被恶搞的快感让他想跳起来骂街，也想仰天大笑，大叫真过瘾，太好玩了。
他本身拥立的就是皇子，现在蔡确和章惇拿刀子逼着他拥立皇子，而这个皇子早就确定好了只有皇六子赵佣一人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同样微笑的还有躲在窗外、带着数十把钢刀的蔡京。以为他真的傻吗？蔡确找到他时，他一瞬间就搞清了这个逻辑，所以才答应得那样痛快。带刀就带刀，进宫就进宫，无论如何这事儿都不会流血，乐得做这个人情，把忠心表得鲜血淋淋。
好半天之后，王珪终于缓缓地说出了一句话：“上自有子，复何议？”这句话出口，章惇立即长出了口气，神宗可以瞑目了，皇位没有旁落。
蔡确却勃然大怒，这等于向天下公开，皇位是自然传承，根本没什么拥立之人。这么半天都白忙活了？正想着再做点什么，章惇已经带着他走下一道程序了。
大臣们重新进宫，不管神宗还能不能准确地表达意识，得把由皇六子继位的诏书传下来。当天赵煦终于有了皇太子的名分，走出皇宫时，三位顶级大臣的脸色各自不同。
王珪神色灰败，油尽灯枯，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很快就将死亡；
蔡确咬牙切齿，意犹未尽，他怎么也没想到老得不能再老、懦弱得不能再窝囊的王珪会在关键时刻变得精明，一句话就毁了他的美梦；
章惇意气昂扬，他不管事件里有多少内幕，也不管谁有什么想法，重要的是目标达到了。就像是要让他更兴奋一些似的，出宫门时他迎头遇上了事件的死对头，雍亲王赵颢。
章惇对敌人下手，从来都表在明面上，要赢就赢得嚣张痛快。他迎了上去，大声说：“已得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你觉得怎样？”
赵颢马上低头：“天下幸甚。”
哈哈哈哈，章惇大笑离去，他相信这才是处理这类事件的最好方式。就是要摆在明面上，让赵颢当众低头，彻底打倒，以后少了别样的心思，不仅是对国家，对赵颢本人也是爱护。
在他的身后，蔡确仍然贼心不死，他不甘心。这时邢恕又出现了，他的主意真的是很多。他要蔡确向外界宣扬——延安郡王赵煦是他带人进宫逼着王珪同意册立的。不管过程怎样，不管真相怎样，哪怕是谎言，也要不断地重复。
只要造成了影响，就是功劳。
蔡确照办了，他真的想迈出最后那一步，跨过咫尺之遥的距离，从次相升到首相。为了这一步，他的脑子乱了。
这就是蠢人的悲哀，他忘了是怎样当上帝国宰相的。那不是他的能力、资历，而是宋神宗想亲自掌握朝政，不想被任何手下阻挠，才选了这一届的领导班子。
换句话说，他和王珪只是办事员、传达员，御用的秘书而已。从这一点上说，王珪真的比他强，至少明白自己的处境，老老实实地当“三旨相公”。
谣言传出去了，蔡确如愿以偿，成了当时的头条风云人物，把将死的王珪、强硬的章惇都盖了下去。这真的给他带来了好处，最直接的一点，就是他被一位深宫里的贵妇人注意到了。
高太后。
她觉得很好玩，外边的这些人在搞什么，好像他们能决定什么似的。按传说中的套路，应该是先从她这里得到指示，然后才去外面宣传吧，现在好像正相反。难道想来个既成事实，要她照办？
为此她仔细回想了下自己之前留给官场的印象，是不是做得不够好，让他们误解了什么。神宗死之前，她流传到外界的事情基本上有三件。
第一，她很节俭。
当宋英宗只是个闲散宗室时，家里除了藏书之外没什么钱，她过得很清苦。这对于出身名家的贵妇来说很不舒服，但她从不报怨，和丈夫的感情很好。
第二，她很贤惠。
中国的女孩儿嫁出去之后，最重要的一个人品标杆就是“贤惠”，具体表现在对娘家人怎样。当她成为皇太后时，一年过花灯节，她的娘家人来参拜，按礼她要打赏。而赏的东西居然是年长者每人绢两匹，小孩子每人赏两个乳糖狮子。
薄到了这个程度，她的贤惠名扬天下。
第三，她识大体。
这是宋朝的君子们最赞不绝口的。回想王安石改革时，高太后、曹太皇太后曾经在后花园劝神宗贬走王安石，那一幕虽然没有立即生效，可传到外界，立即就成了反对派的贴心人。
以上三条，足以在士大夫阶层建立起她的正面形象，可这远远不是她的真面目。不在她身边生活的人，是绝不会体验到那种非人的恐怖感觉的。
她最大的特色是“跋扈”。由于之前隐身在深宫内院里，外人都不知道。事实上她的婆婆曹太后、丈夫宋英宗、儿子宋神宗这些在名分、实权上都远远高于她的人，都得听她的。
很可惜这些信息在元丰八年之前只是在宫廷里面流传，不然蔡确的悲剧就不会上演了。他绝对想不到，之前的那些表演会给他带来什么，那是北宋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打击。
谁让他不知进退，敢和高太后抢功劳呢？
《宋史》里记载，真正给宋哲宗赵煦铺路的人是他的奶奶。高太后先是当众肯定了他的品德，说自从神宗病倒之后，这个10岁的孩子除了每天守在病床前给父亲端药之外，还默默地抄写了三卷佛经，为父亲祈福。
大臣们看到了佛经，上面的字迹端庄工整，可以看出抄写时的心情。
高太后还派人秘密地做了一套给孩子穿的小龙袍，只等神宗过世，立即给赵煦穿上。这些加在一起，是她拥立新皇帝的铁证。
事实上我们也要承认，她的确是一锤定音的人，赵煦能当上皇帝，最大的功劳就在她身上。可是不要因为这个就误解了她。她是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一代知识女性，她有太多的事要做，而立一个10岁的小娃娃，才是她施展抱负的先决条件。
立赵颢吗？那是个36岁的成年男人了，她用什么来控制？甚至后宫的最高名分都要转移出去，交给新皇后；说她立赵煦是因为对神宗的爱，更是莫名其妙的判断。
真要爱神宗，为什么立即就毁了神宗一生的事业？
归根结底一句话，她忍了快40年了。在她的心里，仁慈深邃的仁宗皇帝是软弱的，大度谦退的曹太后是懦弱可笑的，英宗一生和臣子们纠缠，累死了只给父亲争到个虚名头，实在让她受不了，至于长子神宗，完全是个颠三倒四的小糊涂整个世界都等着由她来拯救。
拯救的第一步是造谣。一定要给她心目中的最佳帮手找到最好的出山理由。于是她动用了刚刚死去的长子的名义。
在这段历史里有句非常重要的话，是宋神宗在死前一年说的。那是在一个宴会上，他对大臣们说，明年的春天立皇储，由司马光、吕公著做太子太傅。
但是，并没有指出要立的皇储是谁。
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吗？前面说得明明白白，在宋神宗马上就要死去，连话都说不出来时，众多大臣才紧急请示，要求立皇储。如果一年前神宗就明确安排好了，这时还折腾什么？
尤其是当时由中立派的王珪、改革派的蔡确当宰相，怎么会给未来的继任皇帝安排反对派师傅？成心拆自己的台？
这个谣言虽然拙劣可笑，但也是实在迫不得已，不这样做，她是请不出那几位传说中的君子的。以司马光为例，他隐居洛阳15年，看似完全退出了官场，可是地位更加超级，比15年前不知高出了多少。他和洛阳城里的老一辈君子大臣们的生活，早就成了一个传说。
在普遍的印象里，司马光这些年的日子很苦。比如他写书累得筋疲力尽全身是病，但仍然坚持，为了效率，他做了个醒枕。那是段圆木头，枕着非常不舒服，作用就是阻止他长时间睡眠，只要稍微动弹，木头就会移动，把他惊醒。
而富弼、文彦博、王拱辰等老派大臣都是被王安石逼出京城的，在洛阳应该是一幅凄凄惨惨的失意集中营景象。错了，正好相反，西京洛阳城里，是一段广为传唱，让历代文人学者流口水的神仙生活。
第十一章 物资基础
这些大佬们每个人都腰缠万贯、手眼通天，要什么样的材料没有，要什么样的地段没有，住的地方怎么能马虎呢？不要说他们自己的房子，易学家邵雍著名的安乐窝都只是他们一时兴起盖起来的。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的宅院。
西京洛阳城，官员宅第无数，光以宰相为论，就有五座。文相、富相、王相、二张相。文指文彦博，富就是富弼。
富弼的宅园一度是洛阳城中最奢华的，他不像一般的名园以前代隋唐名公的旧宅翻新，而是彻底新建，园中山水厅台湖榭楼台，每一处都体现着他数十年修身为官的品味。
富宅不轻易待客，史书中留下的珍贵资料是易学名家邵雍来访，才偶然得以一游而留下的。从富郑公的起居室出来，先穿过探春亭，上一座小山，山上有四景堂可俯览全园。下山后过河，经南渡过通津桥，桥上有方流亭。亭上远望，对面一片苍翠竹林，中间掩映着一座高堂，名叫紫筠堂。
紫筠堂向右是一片花海，名色名卉齐聚在百余步间，之后经荫樾亭、赏幽台，到重波轩。向北别有洞天，是富宅的一大特色。
北园从土筠洞转入，迎面一片竹林，里面的景物不再是砖瓦，而是全由竹子搭建。竹轩之下水声潺潺，竹石流水，幽人往来，里面共有四洞五亭。
出竹林向南是一处梅台，松、竹、梅岁寒三友，竹、梅之美兼得。再向南是天光台，此台高于竹林，遮住满院翠绿，外界只能看见山坡的绿草。
转向东，是卧云堂，此堂与起居处外的四景堂南北对望，堂外有水流环绕，水尽处又是一座小山，把富园隐藏在都市喧闹之中。
如此厅台，邵雍大为倾倒，他走遍西京名园，认定这座为洛阳之冠。他说得没错，富弼的宅第的确排名第一，这是因为王拱辰的那座一直没盖好。
状元宰执王拱辰一生好运，年仅19岁高中魁首，29岁成为三司使，成为大宋计相，连名字都是仁宗亲赐的。这样的显赫让他心灵极度膨胀，决定享受完美无缺的人生。
他从27岁在洛阳兴建自己的宅院，工程之大，台榭之美，达到了让人满身冒冷汗的程度。以北宋最繁荣阶段的顶级公务员工费，加上京城里各种各样官商勾结的庞大灰色收入，这座宅院直到王拱辰74岁死亡时居然还没建好。
一共历时48年这是什么程度的奢侈。到他死后，他的子孙们不仅无力继续兴建，连倒塌老坏的房屋都没钱维修。
王园里最著名的是盖好的一座中堂，名叫朝天阁。这座楼高达三层，雄丽巍峨，当时的洛阳城叫它“巢居”，意思是它是树顶的建筑，高到了云彩里。与之相对应的是司马光的地洞，他不爱盖高楼，宁可躲进地底下，安静地写书。
司马光的宅院是洛阳城顶级官员中最小的，他选的地是偏僻低矮的地方，大小不超过5亩，连苏轼四川老家的宅子都比它大，房屋的风格远看像是一座农家院。
院中有座小山，山上建有“采药圃”。山下有小河，盖了座“钓鱼庵”。其他的只是些竹篱茅舍，院中最值钱的是他近5000卷的藏书。
他把此院叫做“独乐院”，意思就是明确地告诉外界，他不与众人同乐，专心读书写史，院外的所有事都与他无关。至于那个地洞，因为他是西北人，窑洞冬暖夏凉，住起来是非常舒服实用的。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量司马光这个人，他是与众不同的，有太多的疑团让人看不清。其中之一就是他十五年的洛阳生活。为什么他要这样清苦，连住所都这样简陋？
说没钱是不对的，他写《资治通鉴》是官方投资，宋神宗给了他一笔超级庞大的专项资金，每年还有特别赏赐。那么是他一直简朴，受苦受罪习惯了吗？也不见得。
从他一生的事迹来看，他言行不一，不存在高深隆重的道德。要解释他在洛阳城中的生活表象，只有一个原因，这也是他与富弼、王拱辰等人截然不同的地方。
富、王等人是彻底的养老，在政治上、在恩怨上都抛开了。司马光的心里却有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一边写着书，一边关注着天下局势。王安石、宋神宗每做一件事都看在他的眼里，很快全世界都会知道，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唯有清苦、唯有严刻，才能让自己保持住足够的状态，去等。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可是前途却遥遥无期。王安石会倒台吗？七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