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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谁指使的？为了什么目的？
这两问是极其致命的，直指当年最高权力核心的纷争。其中最敏感的，可以归为一句话——能把首相扳倒，只有职位比首相更高。高滔滔，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能办到。
言官直指要害，吕大防、刘挚、苏辙、王岩叟等人一个不落，统统落网。不管他们现在处在什么位置上，一律贬职。
贬制由林希执笔，文字风格向苏东坡看齐。比如贬刘挚——“始以傅会权臣，奉承风旨，既又密布私党，倡导邪谋，论议交通，踪迹诡秘。诬底圣考，愚视朕躬。”
说得挺狠，但句句属实。在朝廷里搞小集团，说他“密布私党，倡导邪谋，论议交通，踪迹诡秘”不亏他吧；帮着高滔滔废除神宗新法，说他“诬底圣考”没错吧；眼里只有高滔滔，小皇帝每天只能看见他的后背加屁股，说他“愚视朕躬”准确吧。
很解气，更痛快的是贬苏辙时的贬辞。
——“辙昔以贤良方正，对策于庭，专斥上躬，固有异志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乃以君父之仇，无复子之义。”
开头的几句是说苏辙的出身，他在考制科的时候和哥哥苏轼分工明确，苏轼捧、他贬，把仁宗时代的政府说得一钱不值，哪儿都是毛病。当时就犯了众怒，顶级高官都是千锤百炼的，什么手段没见过，严格地说谄媚是可耻，反其道以忠贞嘴脸出现，拼死邀名的人更让人烦。
立心不正。
后面的几句是重点，翻译成现代话，是说神宗死后，高滔滔垂帘听政，老不死的奸贼擅自篡夺国家政权（老奸擅国），把苏辙安排在言官的位置上，让他诋毁诬蔑神宗朝。
老奸擅国，这是明白无误地痛骂高滔滔，是新党第一次攻击这个误国误家既笨又狠不知所谓的死女人。面对这些，哲宗犹豫了。九年间的遭遇让他恨高滔滔，可是一来他不想刚开始亲政就手段暴戾，二来高滔滔终究是他的奶奶，家丑不可外扬，皇家的体面要紧。
看到哲宗犹豫，新党集团感到了危机。在封建君主时代，如果不能得到当权者百分之百的支持，无论什么样的能人都不可能施展才华。最近的例子就是宋神宗与王安石、高滔滔对司马光。
现在哲宗犹豫了，章惇等人再有想法也没咒念。这是危机，天大的危机。但是，难道能走到一个人的面前，对他说，你奶奶太操蛋了，我们联合起来做了她！
找踹吧。
但是新党就有人这么做了，还非常成功。张商英从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走出来，召集大臣去见哲宗。他说：“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
这句话像一团烈火烧进了加油站里，“轰”的一声所有人的愤怒都被点燃。
汝州、许昌、河阳分别是章惇等人最初时的贬官流放地，而元祐九年是哲宗的受难日，更是他的耻辱日。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毒瘤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再爆发。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把坏事做尽目无皇帝的旧党往死里整！这条最高指示出炉，被新党人迅速地执行了，只是在操作时稍微变了点形。他们做的是，连死了的也不放过。
七月，处理决定出台，先说活的。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第二次贬谪，分别是郢州、蕲州、筠州、鄂州、南安军。虽然还没过岭南，但全都到了长江两岸。
并且把这些人的差遣全都革了。差遣，是宋朝官员的实际工作位置，从这一刻起，这些曾经的顶级大佬无官一身轻，除了一点点仅存的荣誉头衔之外，实际上就是一群罪犯。
再说死的。
司马光、吕公著是旧党废新法时的两大领袖，两人虽然已经死了，可是追赠的爵位、谥号、给子孙的恩例赠官都还存在。这些都是他们的犯罪所得，必须都收回。
全收回了，司马光的“文正”谥号，那块“忠清粹德”碑等都收回官方宣布作废。
还没完，关于各罪臣的子孙考核也在进行中。比如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就被抓了典型，张商英在浩如烟海的文件堆里翻出来他给高滔滔族人写的诰词。里边有“昔我祖妣，正位宸极”一句，把高滔滔推到了高无可高的巅峰位置。
哲宗大为恼火，高滔滔活着你们借势猖狂，死了仍然大拍马屁，合着什么时候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贬职，滚得远远的。
到了这一步，相信大家的心里也有些发毛了。清算运动真痛快，可是这样搞下去，会不会把宋朝自残了？毕竟窝里反搞运动，实在是太伤元气了。
不仅大家这样想，历代的史学大家们也这样下了结论。他们说以章惇为首的新党搞复辟、搞清算，让宋朝在元祐更化事件之后雪上加霜，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可以很轻松地得出正确的结论。
讨论这一点，有件事是宋史里重要的论据。几乎每朝每代的宋史宗师们都要把它提出来议论一番，证明章惇他们是多么的过分。
我们先看下事情经过。
章惇进京前是杭州的洞霄宫提举，从江南赶赴开封时路过湖州（今浙江吴兴）、越州（今绍兴），在这两州之间，有一位名士等着他。
江南陈瓘。
陈名士是位德艺双馨的人，他走正统路线，考中了进士，当官之后主动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田，到穷困地区工作。之后更上一层楼，觉得当官本身就是污秽的，为了心灵的纯洁，他干脆辞职回了家。
圣洁到这种地步，没法不让人佩服。这样的人在江边站着专程等候，章惇也只好请他上船。
陈瓘是有所为而来的，作为一个名士，他有着崇高的追求。个人的名利是可以放弃的，天下的公益是必须维护的。他来就是为了指点章惇这次当首相，要怎样办公。
章惇没发火，请他畅所欲言。
陈瓘指着所坐的这条船，说章相公，天下的形势就像这条船啊。船行水面，如果一边偏重，船体侧倾，这条船能开走吗？
章惇静听。
陈瓘讲，很显然不能。而把左边的东西挪到了右边，就是造成侧倾的原因。
章惇沉默。
陈瓘也沉默。他的话非常清楚，他是以船的左右侧来比喻朝廷里的新、旧两党，左重则左倾，右重则右倾，两者只有各安其位，互不干涉，宋朝这条船才能开得平稳。
以章惇之才，完全听得懂，可他沉默，就是不表态。一般来说，高人交谈语不及三，多大的事儿都讲究点到即止。现在章惇不入戏，陈瓘就该告辞走人才对。可是事关重大，他想了想，决定继续往下说。
陈瓘主动问，现在章相进京主执天下大事，不知您先要做哪些事、后做哪些事呢？
章惇又沉默了很久，才终于回答。他说，司马光是个巨大的奸邪，揭露他、批判他、扭转他造成的损失是最重要的，必须最先做这件事。
陈瓘一听，五内俱焚，他大叫了一声：章相公，你错了！（相公误矣！）
章惇没打断他，让他说完。
陈瓘说，章相你错了，你这正是把左边的东西往右边搬，哪怕出发点是好的，也造成了船体偏重，早晚要翻。你真要这样做了，天下人都要失望。
听到这里，章惇终于大怒，他声色俱厉地质问：司马光放着合法皇帝不辅佐，却去投靠后党。他独断独行背叛先皇，肆意废除前朝成法。误国欺君到了这地步，他不是奸邪是什么？！
这样的质问只要稍微清楚往事，都会无言以对。因为章惇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可是不要急，在某些高人的嘴里，什么事都有新解释。
陈瓘很平静，他说：关于司马光的事，如果你不懂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出发点，而去怀疑他的行为的话，那么他或许真的有罪（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可是你把他定为奸邪，把他做的事都颠覆过来，那么你祸害国家的程度，比他还要严重。
接下来是重点，陈瓘给出了他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在当时阶段，只有取消朋党，不偏不倚，保持船体的中正平和，才是唯一的执政之道。
章惇听后大感惊奇，思考很久，表示有道理。他保证回京之后，要把元祐时期的政治也兼收并取一部分，当然更不会大面积地搞清算活动了。最后为了表示敬佩和感谢，他留陈瓘吃了顿饭。
陈瓘下船走了，事情还没结束，历代的史书总要提到章惇之后的表现。他回到京城之后把答应过的事扔到一边，对旧党赶尽杀绝，实在是既无信又凶残，是个反复无常型的暴徒加小人！
好了，事情的经过都介绍过了，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审视一下。
陈瓘说得有道理吗？看似有理，中国人一直不是“左倾”就是“右倾”，搞来搞去折腾几千年了。每一次都血肉横飞、自虐自残，实在是让人怀疑，这个民族的情绪内核到底怎么了？
所以，左右平衡最正确。
那么陈瓘就是对的了？见鬼，谁给他的权力，把新党归为“左倾”、旧党归为“右倾”的？谁说两个对立的团体必须是左右对称型的，为什么就不会是旧党是左或者右，而新党是船中央？！
船是国家，利国利民整顿官场打击豪强，谁做了对国家有利的，谁就站在了国家的中央。新党过往的行为，足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陈瓘这个所谓的平衡真理，根本谬不可言。
第二，他为司马光开脱的理由实在可笑。“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见了活鬼！纵观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有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定下的法律里规定过，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没有主动犯罪，就不需要处罚的条文？
犯了罪，造成的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损失，拿一句没有主观意愿就想彻底开脱？拜托脑残无耻也要有个界限。
第三点是最无厘头的，之所以我要着重地提出来，是发现它历久弥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1世纪都有市场，实在没法不重视它。
陈瓘说，不能颠覆司马光的作为，不然章惇犯的罪会比司马光更大，因为国家被再次折腾了。这个理论真让人抓狂。
和电影《英雄》里的理论多像啊，之所以不刺杀秦始皇，是因为“天下”。杀了始皇天下更加大乱，所以虽然嬴政残暴，也比大乱好，就让他去统一吧。
抛开屈辱谈实际，秦国以残暴得国，得国之后会变仁慈？它会变本加厉，逼着人民去推翻它。那时民众所受的苦，比当时与嬴政死战更大。
与此同理，依着陈瓘宋朝从此不折腾，哪怕司马光犯罪做错也忍着，像元祐九年间那样对外怯懦、对内凶残，国库空虚、百姓被富豪剥削等缺陷都不去理会，好日子就降临了？
脑子没被门挤过的，都知道后果是安乐死吧。
第四点是附议，一个与事实无关、与诚实有关的细节。在前面的事件记叙中，陈瓘忧国忧民大展爱心，章惇被折服了，他连佩服加请吃，表现得很学生。
保证回京后会按陈瓘说的办。
这是真实的吗？陈瓘的这番说辞与熙宁年间新党人吕惠卿、章惇与司马光等人的论战相比，是多么的浅薄。当年吕、章等人只是初入中枢的新进人才，都能与宗师级的司马光匹敌争论不休，这时过去了近20年，章惇的人生经历心灵厚度变得更加沉淀，居然会被这种不伦不类的小比喻折服？
奇哉怪也。
其实这是《宋史》里常见的卑鄙手段，目的无外乎是糟蹋改革派的人格。例子很多，比如在《宋史·吕惠卿列传》里，记载着王安石晚年回首往事，痛恨吕惠卿窝里反，搞垮了改革集团。郁闷难当，他往往书写“福建仔”三字，流露自己的懊悔心情。
这就是假的。
吕惠卿树自己的山头，与王安石分大小是真的，可两人从始至终没有口出恶言。吕惠卿如此，王安石更是这样。他是大宗师身份，怎么可能背地里骂人泄愤？如果不信这种推断，可以让事实说话。
吕惠卿贬职后曾经给王安石写过信，信里承认了错误，乞求王安石的原谅。王安石光风霁月，早就从政治圈里抽身了，他不怨恨不责备，以一个退休老人的身份勉励吕惠卿，要他努力工作，把以前的事都忘掉。
这是有据可查的，“福建仔”三字从何而出，谁是证人，有什么物证？可居然写进了宋史列传里，把王、吕两人的格调同时贬低。
这种事太多了，算是宋史的一大特色吧。尽信书不如无书，想了解宋史的真相，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回到绍圣年间的朝局上，在著名的七月清算之后，开封城渐渐恢复平静，可不要以为章惇心满意足了。在他想来，这只是以眼还眼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