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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事情和皇后有关，应该交给外廷的大臣来审理。现在由太监们定论，万一里边有猫腻，会让后世人笑话的。
哲宗气得一脑门子的黑线，怀疑这个公务员的忠诚性。你也知道这和皇后有关，相当于你老妈犯事了，你不说遮着盖着在家里处理，非得交到外面，大庭广众的随便人围观。你可真孝顺，可真聪明！
难道皇宫内部发生的事，交给皇宫专职防卫部门皇城司来处理，不合规矩吗？
何况还有一位御史同案笔录。
下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这位笔录。董敦逸在定案后一个月里连续写了两封奏折，说废孟氏时天上阴了，是老天不想废她；人都发愁，是人不想废她。现在废了，实在是不应该啊。
哲宗大怒，法官推翻自己的判罚，而且是连续推翻两次。你当国家法令是过家家？！
下令，把董敦逸罢免，贬到南方边远地区反省。这条命令一下，清静日子彻底不见了，朝廷里最大的大佬全涌了过来。
章惇、曾布、蔡卞、许将、李清臣等三省大臣全体到位，一起劝说。
中心议题是一点，当初让董敦逸参加审问就是为了取信于人，现在处罚他，不是公开承认审问中有错误吗？自乱阵脚的事不能干啊。
这是好话，可惜哲宗彻底气晕了，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最后面对喋喋不休的众多唐僧，他大叫一声：“三省与一知军！”
意思是把三省全体官员都罢免，去到边疆当军寨负责人。
很吓人，可惜对章惇没用，章惇像强迫型推销员那样对哲宗一通压迫式劝说，终于让皇帝回心转意了。这时先饶了董敦逸，过半年再收拾他如此这般，事情终于定案，孟氏住进了皇家道观里，成了一位清心寡欲的修行人。
在之后的10多年里，她真的是在不断地修炼着。等她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她彻底变样了，一个完美的政治生物出现，她让宋朝在最危难时因她而受益，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母太后。
这都是后话了，在她被废除时，留下的最后一点余波，是关于新党人，具体来说就是章惇的劣迹。宋朝官方的说法是，她是政治牺牲品，是章惇为了彻底抹杀高滔滔时期的印迹做的无数坏事中的一件。
这么说太荒谬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党曾经陷害过她，相反事后为她出面的全是新党首脑，不惜为她和皇帝吵翻了天。何况说实话，她的分量太轻了，章惇就算想害人，也轮不到她。在这个时段里，章惇有一个整体构思，要由微入渐，从浅到深，把旧党连根拔起，再留不下一丝一毫的存活率。
为了这个目标，章惇什么都不顾了，让空洞的正义、纯洁见鬼去。当年的王安石倒是纯洁，看他到底留下了什么，宋朝之所以到今天的局面，都是他对旧党斩草不除根的毛病！
章惇拟定的计划的第一步，是毁掉旧党的精神支柱司马光，在贬他的官、毁他的碑、收他的谥号、收回子弟恩荫之后，要进一步地挖他的坟、掘他的墓、鞭他的尸、晒他的骨！
第二十一章 同文馆之狱
天这个提议是三省宰执官共同向哲宗提出的，哲宗很心动，只是几次举手想拍板，可就是有点小犹豫。犹豫中他发现宰执队伍里有两个人表现得有点小消极。
散会。
哲宗遣走其他人，单独留下了他们。一个是许将，一个是曾布。从这时起，曾布的老毛病犯了。翻他的案底，当年王安石改革，他是最先倒戈的核心，从性质上说，他比吕惠卿更危险。
吕惠卿反的是王安石本人，于变法始终不渝；曾布反对的是改革法令，从根本上和新法划清了界限。可惜的是，在宋朝讲究的是“君子和而不同”，这种小叛变往往显得高大独立。
随着改革派复兴而重新登台的曾布，从这时起不断地和章惇唱反调，直到把北宋推向无底的深渊。
这时曾布、许将说：“发人之墓，非盛德事。”乍一听很有理，挖坟掘墓的事无论是官方干还是私人干，都很缺德，当然了，“考古”除外。
哲宗听了点头，对，你们说得对，“朕亦以为无益于公家。”这事儿到此为止，司马光的坟保住了。
所有的史书都称赞曾布说得对、宋哲宗做得对，章惇实在是太凶残太恶毒太小人了，连死人都不放过，实在过分。
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分析。挖坟的确不高雅，可要分对象。针对当时的形势，参考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旧党对北宋、对民族的危害。在北宋时，他们破坏了新党执政期间对异族的绝对上风，到了南宋时，旧党的思想成了宋朝官方的唯一准则，这些准则导致了汉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全境亡国。
追根溯源，司马光的影响巨大，甚至到了现代，他仍然在形象上光芒万丈。请问为什么，一来是宋朝官方对他的认可；二来是一本《资治通鉴》的作用巨大。中国人牢固的敬文人思维作怪，认为大作家必是圣贤，大文豪绝对不会是混蛋！
其实哪儿跟哪儿，无数的例子证明过，古今中外有才无德的人遍地都是。司马光算什么，人类历史上排得进前十的全才弗兰西斯·培根，大哲学家、思想家、作家、科学家，科学之光、法律之舌，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这人牛吧。
和他超全面的天分成正比，他的私德丑恶得一塌糊涂。
回到正题，要想防患于未然，把旧党彻底毁灭，司马光的光环必须磨灭，必须把他从人格到履历、从官方到私人，全方位地抹杀。
历史将证明，章惇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大公无私远见卓识的，对照宋朝后来的灾难，会发现之前他所做的每一件貌似恶毒、凶残的事，都是为了宋朝好。
早听他的，绝对没有靖康之乱，没有南渡之惨。
可惜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更悲哀的是，想让多数人理解都是件奢望的事，尤其是事发当时。章惇的提议被哲宗否决之后，他没有气馁，而是把精力投入到那个更大的、系统的打击计划里去。
这个计划起源于旧党的小内讧。
在旧党庞大的人脉关系里充满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派系网络。其中有两条非常重要的主流一直很敌对，文彦博系、韩琦系。
这两人都是超级大佬，都有自己的光辉事迹。只是文彦博显得更幸福些，他做得比韩琦少，收获比韩琦大，尤其是官位保持得超级长久，韩琦都死很久了，他仍然活跃在顶级官场里。这实在让韩琦系的官员们不爽，于是小报复开始。
朔党党魁刘挚就是韩琦系的，他在执政期间带动整个朔党跟文彦博为难，导致文大佬以超级资历仅仅得到平章军国事这种近似荣誉头衔的虚职。等文彦博死后，他再接再厉打压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
文及甫在老爹生前在京城当卫尉、光禄少卿，混得还行，老爹刚得病退休，他立即被调到外地，等老爹死了，服丧快结束后，文及甫深深地觉得前途黑暗，刘挚这匹夫一定会继续打压他的。在每天不断地担忧中，他想起了一个好朋友，把满腔的郁闷化成了一封信，寄了出去。
这个朋友叫邢恕没有意外了，邢恕身为纵横新、旧两党，唯恐天下不乱的持久型导火索，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呢？事隔多年，他仍然保留着信的原件。
上面写着，亲爱的邢哥，下个月俺服丧期就结束了，想了很久，进京当官的事没有把握，和你相见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现在朝里的当权派妒贤嫉能，党羽众多，加上“粉昆”两人，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必定会对皇上有莫测之心，实在是让人忧虑。
重点在“粉昆”、“司马昭”两词上。
粉昆，粉字指的是“粉侯”，这是历代对驸马都尉的别称。在文及甫写信时，宋朝的粉侯是韩琦的儿子韩嘉彦；昆，指哥哥。两字合在一起，特指韩嘉彦的哥哥、当时的次相韩忠彦。
司马昭，说的是元祐时期的大宰相吕大防，这人当首相的时间太长了，外界说他独揽大权。
前后联系起来，这封信里潜藏着可怕的内容。文及甫指证，吕大防为首，韩琦系官员刘挚、韩忠彦等人为爪牙，他们有司马昭之心。
何为司马昭之心？废除魏明帝是也。对照到宋朝，吕大防等人对宋哲宗不利。
这封信成了章惇全盘计划的基石，有了它，可以给全体旧党首脑安上弑君造反的罪名，名正言顺地抄家灭族。说干就干，章惇迅速把最关键的证人，文家的二世祖文及甫抓进了京城。
文少爷终于如愿以偿地返京了，只是下榻的地方不再是玉堂金马的堂皇大殿，而是摆满了刑具的同文馆。这个地方在后来非常有名，因为他在这里受审，整个过程被称为“同文馆之狱”。
文少爷慌了，谁想到当年一封发牢骚的信会突然间引出这么大的麻烦，虽然他作为文彦博的儿子，非常高兴看到韩琦系的人倒霉，可是万事有个限度，文、韩都是旧党的元老，他怎样都不能变成新党人手里的刀。
那会让他失去立身之本的。
但是章惇怎样应付？别说是他，旧党有多少名人现在还漂在江南生死不知，敢不合作，扒皮章随时能捏死他。思前想后，他决定有限度地合作。
文及甫玩起了文字游戏，把信里的关键字“粉昆”、“司马昭”重新解释了一下。司马昭不再指吕大防，而是刘挚；粉昆也不是韩忠彦，而是王岩叟。
粉，是因为王岩叟皮肤好，所谓面如敷粉；昆，指王岩叟的表字叫况之，况字如兄，可引申为昆。
平心而论，文少爷真是煞费苦心了，说文解字改得漂亮。经他这番解释，把德高望重的前首相、韩琦的大公子这两个最敏感的人剔除了，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朔党人身上。这不是很好吗，反正刘挚、梁焘他们现在都在流放中，死猪不怕开水烫，重点轻点都无所谓了。
就当是为党国又做了点贡献。
扒皮章看着这份口供有点小满意，又有点不满足。不满足是说打击面缩小了，没有预想的华丽；小满意呢，是事情还能继续下去，大的方向没变。
而且吕大防已经死了，韩忠彦和新党走得很近，这两人放过也就算了。
宋哲宗看着这份口供有点恍然大悟，有点迷惑不解。他一直对元祐年间大臣们对他的态度想不通，他是皇帝，早晚亲政，这是最浅显的道理，可为什么吕大防、刘挚等人就敢于漠视他呢？如果用一直想颠覆他、谋害他来解释就清楚了。
他们是敌人，自然不会尊重他。
可是万事讲证据，无论是文及甫最初写的那封信，还是这时的另类解释，都只是单方面指证，拿这个定罪还不如直接杀人让人心服，这一点让他很迷惑。
他找来了办案人问，这些元祐大臣真的谋反了吗？有没有证据？
回答是，他们确实有叛逆的打算，只是还没有表现出来微妙吧，这句话要看怎样去理解。大多数人会说，这根本是欲加之罪，没有表现出来的罪过，怎么可以定罪呢？这是个冤案，旧党是被冤枉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刘挚等人对宋哲宗的蔑视可以说是叛逆的前奏，至于没有实施具体行动，可以和带着炸药走进人群视为同例。
没爆炸就不算犯法吗？！
就算解释起来很牵强，但在君权时代、专制时代里，这理由足够了。宋哲宗下令，把刘挚、梁焘从南方流放地押回来，进京受审。命令没过长江，南方的消息传进了开封城。刘、梁两人在各自的流放地不约而同地死了。
死了死了也不算完，下令刘、梁的子孙全部迁过岭南，地方严格监管；王岩叟死得早，子孙勒停官职，南迁；命好的刘安世让他在南方尽情地旅游，带着他的老娘在“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最恶劣最恐怖死人最多的八个州挨个贬过去，看他能挺多久。
这些做完之后，旧党的元老们基本上都死翘翘了，旧党剩下的兵卒们在颤抖之余开始庆幸，章惇再狠全砍光了还能怎样，终于熬过了这道坎。
他们想错了，这一步只是章惇的铺垫，更大的目标在后面。
章惇提出了一个问题。问，从高滔滔得病到死，无法办公的这段时间里，宋哲宗并没有亲政，那么国家的事务是谁处理的？
这很尖锐，问到了要害。要知道高滔滔的命是相当硬的，不像仁宗那样突然死亡，而是拖了很久。这段时间里到底谁才是国家元首、谁在行使着天子权柄？
经过仔细查问，找到了两个人。一个叫陈衍，一个叫张士良，都是太监，具体的职务在御药院。御药院在北宋皇宫里很重要，当差的人地位很高，最高时它的主管在宫里当差，能遥领外界的团练使。
团练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