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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估计不懂什么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回去了还不安分，两天不折腾就闲得慌，于是成立了日后闻名遐迩的东林书院，还制定了院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培养愤青的书院。
相比之下，王守仁的龙泉山诗社就没有东林党那么大的影响力了，社员们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作赋，相互品评。偶尔游山玩水，下棋对弈，一派名士生活。
这段时期是王守仁文学创作的迸发期，他以诗言志，抒发苦闷，佳句迭出。比如：三月开花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醉酒）须五斗？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
9 左冲右突（2）
这种消极归隐的念头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打消了，在诗社后期写给诗友陈宗鲁（后拜入阳明门下）的诗中，王守仁积极追求内圣外王的意念再次显露：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这是先就明代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讨论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又转到成圣的话题上来。
弘治十年，王守仁26岁，回到北京。
这段时期，王守仁开始用心钻研兵法，四处寻觅兵书来研究，每遇宾宴，经常“聚果核列阵为戏”，显然是想成就一番统御之才。
可惜，弘治时期的明朝已不再具有主动出击的军事意志了。实力是一方面，意志是另一方面。休养生息得久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再打起来牵涉到方方面面，患得患失，投鼠忌器，最终自然也就文恬武嬉了。
明孝宗一度想建功立业，扫平北方，却遭到大臣们的阻止，于是他去问还算有些想法的的内阁大学士刘大夏：“太宗（朱棣）频出塞，今何不可？”老油条刘大夏答道：“陛下神武固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远不逮。度今上策惟守耳。”
至此，明朝的皇帝再没有挥师北伐的激情了（脑残志坚的朱厚照除外）。
但这丝毫不影响王守仁学习兵法的热情，因为即使不当军事家，兵法中蕴含的一些权谋思想也值得一个有追求的人把玩与借鉴。后来的事实证明，心学在制敌时其实就是兵道。
王守仁对《司马法》的点评颇具儒家的王道风范：“用兵之道，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
不要嘲笑王守仁的书生气，以儒术解释兵道是合理而正义的。兵者，国之大事，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帅必成凶器，王守仁站在“天下”这一高度看待战争，已不宥于一役之胜负。
而他评价《吴子》时又有点知行合一的意思：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这一段对孙武和吴起的对比太精准了，杀妻求将的吴起渴望出人头地，却一生坎坷，简直就是中国版的于连。性格决定了其带兵打仗追求实用的特点，包括他爱兵如子，亲自为生疮的士兵吸脓，目光如炬的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却很不厚道地通过士兵母亲的话暗指他收买人心。事实上，吴起这种死了都要找人垫背的实用主义者被人不爽是很正常的，但《吴子》的价值正在于其务实到极点的态度。《孙子兵法》喜欢谈理论，把里面的军事术语删去就是《老子》。《吴子》则不同，它绝不说任何大而无当的话，通篇只讲“山谷应该怎么布兵，森林应该怎么行军”，可以说《孙子》是战略，《吴子》是战术。
而在王守仁，兵者，就是用来以暴止暴的利器。这一点同心学一样：志者，帅也。同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朱熹曾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
心学也是如此，这是一门炼心的学问，不在正心上下力，不在立志上用功，只贪求权术，违背圣人之道，永远不可能达到随心所欲，运用自如的最高境界。
这年是王守仁的思想冲突融合最为激烈的一年，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的他在谈兵的同时还潜心佛老，又不知从哪找来一封朱熹上宋光宗的奏疏，老朱在奏折里教育皇帝说：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对朱熹已经有所怀疑的王守仁还是照着他开的“方子”修炼了一段时间，仍感一无所获，于是“益委圣贤有分”。
10 官场其实不好玩
弘治十二年，王守仁28岁，终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
二甲第七名相当于全国第十名。自此，属于王阳明的时代到来了。
简单介绍一下明朝官制。
内阁：起初由模范皇帝朱元璋设立，为自己处理文件的秘书机构。内阁大学士一般三到五人，官阶很低（正五品）。随着后面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懒，内阁大学士承担起处理政务的重任，内阁成了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三杨（仁宣时的三大名臣杨荣、杨溥、杨士奇。明称贤相，必首三杨）之后，内阁阁员一般兼任六部尚书，并且非翰林不得入阁，于是入阁拜相便成为每一个文官梦寐以求的事，而由此引发的掐架对骂，暗算谋杀等政治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成为明朝一道独特的风景。
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排名要分先后）。六部各设尚书一人（正二品），直接对皇帝负责，尚书之下有左右侍郎（副部长）、郎中（司长）、员外郎（副司长）和主事（处长）。
都察院：直属于皇帝的监察部门，下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再往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管每个省的监察工作（明朝有两京一十三省）。十三道监察御史与直属于皇帝的六科给事中统称“科道”，就是通常所说的言官。
六科：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都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与给事中（从七品）。给事中品级虽低，权力很大，皇帝交给各部办理的工作每五天要到六科那注销一次，如有脱拉或办事不力者，六科直接向皇帝报告。六科还参与官员的选拔，皇帝御前会议，审理有罪的官员。最重要的是六科有封还皇帝敕书的权利，皇帝的旨意如果六科认为不妥可以封还，不予执行。
翰林院：相当于中央党校。翰林院的首长叫翰林学士（正五品），下设侍读学士两人，侍讲学士两人（从五品），侍读、侍讲各两人（正六品）。修撰（从六品）考中状元后立即授予此职，编修（正七品）考中榜眼、探花立即授予此职。翰林虽无实权，但从翰林院出来的人大多成为高官，乃至内阁首辅。
此外还有大理寺（最高人民法院），与刑部，都察院构成三法司。
太常寺：主管祭祀。
光禄寺：主管宴享。
太仆寺：管马。
鸿胪寺：接待外宾。
回到工部，此部虽排六部之末，但上管皇家建设，下管植树造林，对想发财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肥缺美差。不过，王阳明一不缺钱，二不贪财，志不在此的他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即使只是实习，也热情似火、斗志昂扬。
但可惜，承平日久的大明朝早已失去了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土木堡之变更让后来者对北伐噤若寒蝉。目睹这茫茫一片的沉沉死气，王阳明愤怒了，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疏：
臣以为为今之大患，在于一些大臣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这帮人抑制大公刚正之气，专养怯懦因循之风。于是，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长此以往，衰耗颓靡，朝纲不振，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而近日的边陲之患正是上天在警省陛下，革故鼎新，改弦易辙的时机到了啊！
接着，他又提出八项措施供皇帝参考，内容涉及到经济、政治和军事，所虑甚深，所思甚广。
其实，历史学家对明孝宗朱佑樘的评价基本一致——弘治中兴。但问题是，历史上的“中兴”太多了，这个中兴到底掺没掺水？
朱佑樘童年不幸，常年遭受老女人万贞儿的*，命悬一线。作为一名*控的儿子，多年来，朱佑樘忍辱负重，寄人篱下，一年三百六十天，刀剑风霜严相逼，怎一个惨字了得！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朱佑樘噩梦般的童年比穷人家的孩子恶劣多了，这种生存环境都能抗到长大的，一般不是成为美国诸多B级恐怖片里的变态，就是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朱佑樘属于后者。
不过，朱佑樘的贤名主要是体现在与文官集团融洽的关系上，史书上关于他批复文官奏折记载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上嘉纳之”。
但“上嘉纳之”不能当饭吃，治国要的真才实干。即使弘治朝豪华的内阁阵容掩盖了朱佑樘能力上的平庸，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时人的记载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
比如弘治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东阳奉命去曲阜祭孔，一路上便见到了许多令人感慨的现象：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一带满路都是流民，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足十天，官员的工资拖欠已逾数年。东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若是今年秋天再歉收，如何承受？臣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李东阳作为一时文豪，将汇报写得煽情动人、直言不讳，一时间广为传颂。但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他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只反复提醒皇帝要“节用广储”。
客观地讲，朱佑樘还是很勤奋的，选用了大批才德兼备的名臣，比如徐溥、刘健、谢迁、马文升。
但制度不改，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李东阳笔下“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怨咨交作”的现状。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制度是有保质期的，只有不断地修补，革新，才能保证社会机器的良好运转。改革固然会伤及既得利益团体，固然会出现波折动荡，但不改则必死无疑，因此，一个立志进行改革的优秀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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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良知到底是个啥？
王阳明清楚此刻自己人微言轻，但他还是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内阁审议，酌情施行。然而奏折呈上去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没有抱怨是不可能的，以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漫漫仕途，多少人就这光阴虚度中步入耄耋之年，哪还有平治天下的精力和热情？
春花闻杜鹃，秋月看归雁。人情薄似云，风景疾如箭。
王阳明早就看透了官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特点，发牢骚道：就做官这项高风险的职业而言，皓首而无成者占绝大多数。幸而有成，能得其当盛之年者几人？这几人中，想做点事却又半途而废、垂成而毁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谓之难乎？
但王阳明跟普通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能全面地把握事物的两面性，在自己偏激的时候立刻将心态调整到中间状态。比如他对仕途偃蹇感到郁闷时，马上又说：“天下之事，其得之不难，则其失之必易；其积之不久，则其发之必不宏。”
王阳明看问题之所以这么独到深刻，皆因其务实到极点的思维方式。
心学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不要被自己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偏激永远是因为你看得还不够多。
那怎么才能达到这种中正平和境界？致良知。
不要去寻章摘句，咬文嚼字了，王阳明的良知很简单，就是他临死时的最后一句话。就跟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导演库布里克，在他最后一部电影《大开眼界》里让妮可饰演的女主角说出最后一句台词“Fuck”来作为其导演生涯的谢幕一样，王阳明临终前用了八个字来回顾他的一生以及对人生和世界的总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多么简单的八个字，多么深刻的道理！良知者，内心之光明也。
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怎么界定内心的光明？
我的答案是，符合自己真性情的想法就是光明。
这就跟孔子所说的“直”“礼”和“仁”一样，这是做人的三重境界。直是人的真性情，地球人都有，小孩表现得最多，大人一般情况不表现出来。礼是什么呢？孔子的礼不是礼教的礼，而是选择一种不伤害他人、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
那仁呢？仁就是“直”和于“礼”的自然流露，个体情感与理性原则的高度契合。
回到心学上来，光明与否不是外人说了算，是你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