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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年经济困难时期开始由谷底向上反弹，学校对我们这一届新生也给予很高的期望，学苗很好，教学上也抓得很紧。作为第一次当班主任的赵老师，他也是雄心勃勃信心百倍地就位了，决心和其他班级一争高下。
赵老师，赵焕廷，外乡人，黑脸膛，瘦高个，衣着简朴。他是体育教学组的组长，教我们的体育课。我们第一次目光相对的时候，他略微打量了我一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令我惊喜。那么多的新面孔，靠“按图索骥”谈何容易？对班级没有信心，对自己缺乏恒心，是难以做到的。也许因此，他成了我学生时代最值得我尊敬的老师了。
新生入学，除了在录取通知上写明的“伙食费”、“自带行李、牙具”等须知以外，最末一条至今记忆犹新——新生开学时必须带一把镰刀。
3年困难时期最后一年，人们看到了“复苏”的希望，刘少的“三自一包”在人们的心中荡起了一股春风。其中的“三自”就有自留地的内容，也允许农民自由开荒，填饱肚皮不再遥远，也不再是梦寐以求。
春光融融，但也乍暖还寒，学生的粮食定量仍然局限在每月30斤的低水平上。一个月9元钱的伙食费，柴米油盐都囊括其中，副食少得就像吃盐。诚然，比起初中的伙食来，到了新民高中有很大的改善了。这个改善，共有3个因素参与，好像三英战吕布对“饥饿”进行围攻。
其一是，定量由原来的每月27斤增加到30斤，多出来3斤，每天多了一两。虽然仅仅多出一两的粮食，但却使午饭多了一碗稀粥，代替了那碗没油少盐的清汤，天天都让你期盼它。期盼就是希望，希望就让你心里亮堂，好日子就不会阴霾雾瘴。
其二是，学校有个粮食基地——兰旗堡子农场，在沈山线巨流河车站东北的辽河东岸。每逢元旦、五一、十一等重要的节日，师生们会餐的主副食完全出自于这个不算太大的农场。也正是这个农场，我才懂得“会餐”这个词，以前没有听说过。
其三是，学生自己动手去“觅食”，镰刀就派上了用场。
开学不久，全校3个年级共一千多名学生进行了“五次东征”，全力以赴采集“落豆”（音lad）。“落豆”学名是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只知道它是野生的藤蔓豆科植物，草地里、树丛中随处可见，生存能力和适应性很强。每个豆荚里都结着三四颗像高粱米大小的豆粒，豆粒一副紫微微的花脸，很坚硬。把“落豆”磨成豆粉，或掺在窝头里，或掺些野菜做粥，比小根菜、“老鸹膀子”好吃得多，也有营养，只是窝头和粥都是紫色的。
所谓“东征”，就是步行到离学校20多里辽河西岸的巨流河地区，对“落豆”进行围剿，使其颗粒归仓。每次出征，赵老师既挂帅又当兵，身体力行，有“亮剑”中李云龙的风范。他不让我们这些小个子去冲锋陷阵，叫我们当侦察兵，寻找“落豆”又密又多，交通又方便的战场，然后迅速地向他报告行军的路线图。所以，每次出征我们1年2班都能攻城掠地，大获全胜，凯旋而归。
对于赵老师来说，叫做知人善任，指挥有方。对于我们身小力薄者来说，那是体贴入微，呵护有加。我们不会因此而心安理得地享受照顾，在完成侦察任务之后，就去协助同学们收割搬运。
那天，同学们满载而归返校了，我们几个继续寻求第二天的战场。等我们回到学校天就黑了下来，让老师和同学们十分担忧焦灼，被赵老师严厉地批评了。他越是严厉，我们越是感到温暖，怎么会有半点的怨言与不悦啊。打那以后，赵老师对我们真的生气了，不让我们离开他半步。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1962年的元旦来到静悄悄的校园。
怎样让同学们过一个困难时期的新年呢？赵老师始终没有想出一个最佳的方案来。元旦之夜，其他班级和校园一样，静谧的色彩涂抹着每一个角落。
县城内的走读生放假回家过节了，住宿生在教室里等待午夜的火车好启程。心早已回家，我们都无心翻，就闲聊。
1961年到1962年的冬天，西伯利亚的寒潮不断袭来，寒气逼人。此时此刻的中苏关系也骤然降到了有史以来的冰点，8篇“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相继出现在广播里、报纸上。严峻的国际风云，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给我们留下的恐惧，谁都猜测不到眼下会发生什么更为严重的事故来。那天，我们一边在教室里等火车，一边讲述着一则惊魂的传说。
这个传说，在新民、在沈阳，甚至在关内外几乎家喻户晓，让人惊慌不已，因为有人看见了那是事实。
说，在长白山逮住一条大蟒蛇。这蟒蛇比大缸还粗，有四五节车厢那么长，现正在运往北京的途中。有人亲眼看见了，说，路过新民停留的时候，大蟒蛇突然间苏醒了，还压死了两名给它打麻醉剂的护士……
这则十分叫人窒息的传闻，直到1963年后半年才告平息。然而，一时间的国际风云突变，自然灾害挥之不去的阴影，恐怖谣传的心理笼罩，使本来就很漫长的冬天更加让人感到不安与严寒。作为学校，自然也在审时度势中窥视着时局的发展，那还会有心思强打精神去谋划这等不和谐的元旦晚会呢。
同学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打发着令人难熬的时间，赵老师轻轻地推开了教室的门。有的同学来不及站起来，但也异口同声地道了句“老师好”。我们以为赵老师放假回家了，开学后他没有回过家。
赵老师走向讲台，也拿了一把椅子和我们“平起平坐”，显得很自然平静。教室里没有说话声，等待赵老师的“新年讲话”。可他没有讲所谓的“大好形势”和“当前的任务”，这是那个年代领导和老师讲话的习惯，也是原则。他说他要教我们一首歌，自己才学会的，先唱唱看，如果觉得好听在教我们。
那首歌今天我还会唱，歌词是：共产党号召把山治啊人民的力量大如山……
显然，这是大跃进年代的歌曲，抒情的曲调，人定胜天的主题。这首歌我们都没听过，所以它不流行，可能是因为没有铿锵的豪迈激情才不被流行的吧。随后，赵老师也要同学们自选歌曲唱给大家听。轮到我的时候，我想了想，就唱了小时候学会的一首歌，一首比赵老师更为不流行的歌曲——
毛泽东的旗子随风飘扬人民的欢呼声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帕米尔高原来自太平洋来自珠穆朗玛峰来自鸭绿江毛泽东的党领导新中国在胜利中成长万岁毛泽东万岁中国共产党……
唱过，教室里响起一片掌声。赵老师说他最爱唱这首歌，所以没有唱给我们，是他忘记了歌词。说完，他哈哈大笑……
这就是1961年12月31日的晚上，赵老师拍着我的肩膀：“你的记性比我好，有你的！”
是啊，赵老师的记性是不好，他忘记回家了，原计划他是要早车回家的，大家都知道，他自己亲口说的。是他不甘心把我们丢下，就潜心地学了那首歌吗？即使不是那样，但我们也真正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之夜，留下一个永久美好的回忆。
到了高二，赵老师回到他的家乡北镇，一别至今。
新的班主任同明朝的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的名字十分相似，他叫李珍实，教我们化学课程。
李老师教化学很有一套，他的前言与后语，也就是开场白和结束语和教科的内容竟然只字不差，教科好像是他编写似的。他很会开导我们，往往得力于启发式：“你自己好好想想，怎么要是问老师啊！”
他最讨厌烦琐的思维方式和程序繁杂的归纳法。所以同学们的分类在他那里只有两种，“好”和“坏”，中间没有过渡，一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都可以忽略不计，有“四舍”没有“五入”。或者叫，酸就是酸，碱就是碱，没有中和反应的生成物，“盐”！不知道是何时何地何种原因，我被他划为“坏学生”的范围之内，而从此就没有“好”过。我不会从“坏”往“好”过渡的，他也没有那个法则允许我过渡。
4 高中时代的老师（师生情仇）（2）
4高中时代的老师（师生情仇）（2）
从初中时起，班级教室后面的“生活园地”，还有教室外面墙上的黑板报就被我承包了，成了我耕耘的责任田。到了高中，我的承保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扩展，除了班级的黑板报，学校的好多块黑版报也纳入我的势力范围了。
板报组的成员很风光，因为你有才，彩色的粉笔经过你在黝黑底色上的涂鸦后，会吸引很多的眼球，我也为自己的奉献精神自我陶醉过。但是，换来的确是李老师对我的责难与罪过。
我喜欢绘画与法，虽然没有很深的造诣。初中的时候我是图画课代表，教图画的老师齐增发，几乎天天在课后领着我们各班级的课代表到街上去写标语画宣传画。记得初二的课代表有杨焕忠（病故），初一的有孟庆贵、陈云贵等所有的图画课代表，组成一个“白灰班子”。20世纪初，孟庆贵当上了沈阳市东陵区的区委记，他的名字就改为“孟庆桂”了。这倒不是他当了官，就要提升一下自己的形象而改名字，而是我也觉得他早就该改了。
自从我认识他，我就没听过有人叫他“孟庆贵”的，“孟庆贵”的后面总带个儿化韵，就成了“孟庆贵儿”。好多带“贵”的人名，我们那都是这个叫法，无论年老年少。改成了“桂”，音同字不同，“桂”的后面是没有人习惯给“儿化韵”的。一儿化韵，“贵儿”和“棍儿”同音，我们常常取笑他，让他去抬水，因为他是“棍儿”
写字画画这活很辛苦，抬着水桶和白灰，走街串巷，写“人民公社好”、“总路线万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腿遛酸了，胳膊写酸了，眼睛瞪酸了，衣服成了迷彩服，人人都是大花脸，我们就落个“白灰班子”的雅号。
我就是以这样的代价，换来了一技之长，却也成了我遭到李老师“误会”的一个原由。
写板报都是牺牲个人的自习时间来笔耕的，而且每个星期都要更换一次新的内容，这样黑板报才能日新月异茁壮成长。一个星期下来，至少要奉献出四节自习课，还得忍受酷暑严寒对你的考验与蹂躏。让我们难以忍受的是，“荒芜了课业，去搞副业”。到了高二，学习更紧张了，几个板报组的成员商定，利用星期六下午大扫除的时间写黑板报。
我们的一厢情愿得到好多班主任的爱心回应，唯独李老师看不见我们的秋波。他见我不在大扫除的现场，便不分青红皂白就下了定论：逃避劳动，并在全班面前给予我严肃的批评！虽然他后来知道我在写黑板报了，但我还是不能由“坏”变“好”，继续坚持“既定方针”——利用课余时间写黑板报，不能变相脱离集体活动！
什么是课余时间？早起晚睡，违反就寝制度，不行；不上课去写，相当于逃学，不可；饭后进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不能；劳动时间来完成，此路已经不通……思来想去，只有自习时间可以委屈自己，才不违师意。
农民说时间就是粮食，商人说时间就是金钱，医生说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说，时间就是知识。没有知识哪来的粮食、金钱、生命？至少会减产、破财、损寿吧。怎么才会弥补我损失的时间？我常在班会、校会、报告会、联欢会的时间里偷偷地看，看俄语单词……李老师发现后就给我戴上一顶顶大帽子，什么“不求进步”、“不问政治”、“白专道路”、“自我奋斗”，说我影响极坏……这就是我被学校定位“个别生”，他心中“坏学生”的资本。
我不怨恨世道的不公和命运的不济，只怪我没摊上一个将心比心，向善博爱，理解他人的老师，才因福得祸。
本来在板报组可以凭我的表现与“精神”一显身手，可以赢得学校和老师对我的好感与青睐，进入“好”的领地。可惜的是，再好的机遇，再好的东风，一到我这不是变味就是走形，就逆转。偷鸡不成反而蚀把米，没打住狐狸还惹了一屁股臊。事到如今，我不信命也信了。从我初二时“暑假放牛不讨好”，到“写板报有功也是过”，我就是那“噘嘴骡子”，从来都是驴价钱。
到了高三，学校终于有了恻隐之心，不再让我担任板报组的成员了，但不幸绝不会因此而止步。
他是我学生时代最后一位老师，刘文孝。刘老师很年轻，中文系毕业，文静加白皙，乳白色的眼镜加少言寡语构成一个和数——白面生。南方的口音与矜持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