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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学生时代最后一位老师，刘文孝。刘老师很年轻，中文系毕业，文静加白皙，乳白色的眼镜加少言寡语构成一个和数——白面生。南方的口音与矜持的神情，让你很难洞悉他内心深处的世界究竟都有些什么。但有一点他是难以掩饰的，刘老师积极要求进步。
我们班的王莲芝是我新民六中3年4班的同学，也是班级里为数不多的团员之一，她透露说：“刘老师一个学期要写十几篇入团申请和思想汇报，他以要求进步青年的名义，和我们班里的每个团员都谈过话……”他真诚地表示：“要很好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脱胎换骨，同自己地主家庭划清界限，早日加入团组织，干一番革命事业……”
韩安梅，学生会主席，学校团委副记，后来的共产党员，是一面鲜亮的政治旗子。在刘老师的眼睛里，她就是他要求进步能否成为现实的关键人物。你想，学校团委能不听取她的意见吗？可以说，对于刘老师，韩安梅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相反，刘老师得处处看韩安梅的眼色行事，时时刻刻在猜度韩安梅的心思心事，以博得她的欢心。
韩安梅所“担心”的就是我。我耿直，爱“直罗锅”，所以她对我小心翼翼又如鲠在喉。我学习好，夺去了许多对她的“偏爱”，淡化了她的色彩……于是，刘老师对韩安梅亦步亦趋，极尽讨好之能事。
韩安梅入党后不久，就以学生会的名义组织了一次全校性的学雷锋活动，去县城的各个街道修路。整整干了一个下午才收工，好多同学回到教室就趴在桌上睡着了。我触景生情就画了一幅漫画，贴在了“生活园地”里。主观上是提醒大家学雷锋和学习两不误才好，客观上这就闯了大祸，给人以口实。刘老师、韩安梅一唱一和，其实是一拍即合，我的毕业鉴定才有了那“反对学雷锋”的一条，为我高考亮起了红牌！
就在我放弃高考的不久，刘老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的接班人。对此，与其说是韩安梅对与她合作的回报，不如说是我的牺牲献给他的厚礼。这，就叫荣辱与共吗？反正都在其中。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已老矣，才不敢再有什么遗憾了，只是有个谜团恐怕今生今世都无法得到开释。因为我再也找不到刘老师了，他和他的前妻离婚了，回到了云南，不知他落脚何处。
我在想，毕业鉴定中，“打击进步”、“不靠近团组织”、“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些你还可以维持原判，其中那“对参加农业生产没有认识”你还要坚持吗？那么，最终的鉴定又是怎样的呢？
带着让我不能安心的疑问，“文革”前后我几次回到学校找有关的领导和老师“探讨”，结果一无所获，反而更加叫我迷雾重重。
张祖明老师没有教过我任何课程，但我和全校师生一样很敬重他。他是语文组的组长，党员。1964年张老师把他漂亮的妻妹介绍给刘老师为妻，他们成了实实在在的亲戚，也是那个年代“猫与老鼠”和平相处的典型，看来张老师失去了政治立场，刘老师得到了政治靠山。不然，即使有韩安梅为他摇旗呐喊，也难过张老师这道关，张老师可是响当当政治中坚，学科的骨干啊！
“文革”后的刘老师，再也用不着张老师这杆大旗为他遮风挡雨了，有了自己坚硬的翅膀可以扶摇直上。张老师“郎才女貌”的“自作多情”，难以抗拒“政治剪刀差”的切力，平衡终于被打破了，剪断了老实人办老实事的传统观念，隐隐作痛，悔之晚矣。
12年的寒窗苦读，受益匪浅，但所有教过我的30多位老师没有一个教我怎样去生活，更没有人告诉我怎样去当个农民。我心仪的无缘实现，没有想到的却向你款款而来，就好比刘老师的婚姻。
第三章 我的身份 1 地道的农民（不敢有病）（1）
第三章我的身份1地道的农民（不敢有病）（1）
行文中，我曾对这个题目“三易其稿”。开始叫“我的职业”，思来想去认为不妥。虽然有人开过这个先河，把“农民”也称为一种职业，但多少这有点幽默了吧，对农民和我自己这种“抬举”有贬损的嫌疑。接着改为“我的事业”，可又觉得与自己的身份不符，“事业”不是与我这等人为伍的，这会让人贻笑大方，只好作罢。还是用“我的身份”吧，原滋原味，朴实的自我。
1964年8月1日，我走进了生产队的大门，成为一名正式的农民了，没有考试就被正式录取了。
生产队的大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包括城里的、乡下的、男的女的，各个阶级、各种成份兼蓄并纳。我们生产队就有两户城里人落户了，被人家撵下乡来的，他们都是有“问题”的，被城市开除。后来的知识青年、“五七战士”、城里遣返到农村的各类人士更多了，这就证明了生产队的容量是多么的宽宏博大，不像党团的大门，也不像大专院校的大门那样的挑剔，容不下异己。
那时的农村只有大队部有手摇式电话，谁想和我联系就给我写信，只要写：新民县新兴公社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地址，我就收到了。这就是外界和我的联系方式，唯一的渠道。
8队虽然是我的“老家”，但因为我常年不在家，所以很多父老乡亲我都不熟悉，陌生得很，更何况我们是后搬到这来的。没上班之前，就有好多人风言风语说我的白念了，听后叫我很难为情，有点伤了自尊。说这话的人，有善意的惋惜，也有无意间的讥讽，讥讽我也讥讽那个残酷的社会现实。
他们对于我也是“只听其人，不见其形”，听说我今天真的要来上班了，一个个都端着架势要看看庐山真面目，其间自然少不了三三五五的一番议论。这议论，绝不比“辩论”容易接受，它会叫你无地自容，汗颜得很……
还好，我的堂哥哥李巨元走在前，我在其后，来到8队。他分散了众多注目者对我的视线，也遮挡了一些犀利的目光，但我还是感到浑身火辣辣的难熬。不管怎么说，也就是几分钟的过程吧，我必须接受这个洗礼。等到队长分配完劳动任务，各就各位去干活就好了，我可以舒一口气了。这时，有人开始和我搭话，大家边干活边聊天，终于完成了第一天的劳动和大家对我接触的考验，这比考试还要紧张。
这一年，新民县乃至整个辽河、柳河流域，雨水频频洪灾泛滥，辽河滩里的庄稼无不浸泡在水里。到了秋收，侥幸死里逃生的庄稼或被水围困着，或满地都是积水。8队的耕地绝大部分都在河滩，去那里秋收，社员们天天都要趟冰凉的水过去。天长日久好多人都得了皮肤病，腿上裂出了口子，流血流脓痒无比。我没有休息一天，咬着牙挺着。我不想逃避，也逃避不了上帝对我的安排。
尽人皆知，农事劳动没有一样是轻松的，人人都凭体力挣工分，凭拼体力生活。从学生到社员之间的变位，没有过渡的适应，我是在超越体力强度中踏上劳动这条路的。所以，无论干什么活，我总是最后一个到头，别人到地头休息了，我还没有干完。好不容易到头了，“打头的”歇好了又起来干活，我只好连续作战。一天下来，我几乎没有歇气的时间。
我很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可谁又有时间帮助我啊？大家所以急三火四地完成自己活计，图的就是挤出点时间打几捆柴禾，晚上好背回家去。那年月，最困扰人的就是两个字——“吃”和“烧”。为了“吃”，就得天天“拿人身子当地种”了，不能无故旷工。为了“烧”，生产队分到的柴禾不够用，就得天天地往家背。每天里我也不能空手回家，只好下班后割些柴禾，到家总比别人晚至少半个小时。天不等人，日头早就下山了。
晚上躺在炕上，浑身上下没有不酸痛的地方。刚刚入睡，四五点钟又骨碌出去，脸不洗，饭不吃，去应付新一天的劳动。母亲劝我请一天病假，歇歇乏，我摇摇头。我不甘心让人家说我“就会念，干什么也不行”这句最难听的话。那年秋天到初冬，我没歇一个工，也从来没迟到过。进这个门，就得挺过这顿“杀威棒”。
再说了，我也舍不得耽误一天的劳动。生产队对社员的管理很有章法，无故旷工，旷一罚一。每个月干够规定的劳动日数，还有满勤奖，奖励你全月10％的工分；超勤奖，超一天奖励半天，鼓励你天天出勤。这些土政策，队长说了算，社员无条件执行。有时候队长见上班的人少了，又是农忙季节，随时就加分，最多时干1天等于以前干5天。想一想，有谁愿意错过加分的机会，只好把自己买给生产队了。
庄稼上场了，上下班的时间也不那么紧张了。一天，下班前打头的告诉大家说晚上开会，也没说开什么会。
上班没有人敢迟到，开会就不同了，不计工分，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人还没有到齐。队长说“不等了”，就宣布开会的内容——给新社员平工分。
新社员一共有两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
社员的发言，比开会迟到还要迟到，队长的话说过半个小时了，也没有人表态，怕得罪人。一是怕得罪我们新社员，二是怕得罪其他人吧，给多给少都是得罪人，所以没有人吱声吧，我在想。队长一点也不着急，和社员一样叭嗒叭嗒地抽旱烟。也许队长要的就是这个劲儿，你不说，我就说，他终于开口了。
“他们俩干得不错，就记7分吧。”说完，会就结束了，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就成了“7分”社员。
7分就7分吧，权当我是预备社员，还没有转正。会上我什么也没有说，可心里犯琢磨：为什么一样的劳动，一点也没少干，队长还说我干得不错，怎么只给7成的工分呢？慢慢地，我明白了，这个“规定”是解放前留下来的——
庄稼一进场，就标志着秋收结束了，又一轮农事活动又开始了，那就是兴修水利工程。有的人背着行李去很远的地方“出工”，去干全县统一的水利工程，不管你那个地方受益不受益，年年都是如此，“全国一盘棋”嘛。社员们“出工”也出力，就是没有多大的防洪抗旱的效益可言。
家里的人也不闲着，在本地挖沟挖渠，男女老少齐上阵，还得红旗招展，口号漫天。社员很听话，叫干啥就干啥，磨坊的驴——“听喝”。上上下下也都心知肚明，这样的水利工程就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生产队损失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级领导得到了表扬赞扬，外加对这种精神的弘扬。所以，干多干少有时候队长也睁只眼闭只眼，和这样的形式主义对抗，我们就有轻松轻松的机会，就有“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闲聊胡侃。因为我对“7分”还是心有不甘，闲谈中就请教，就问那些开会不吱声的人，“你们开始干活也挣7分吗？”回答是肯定的。
在旧社会，给人家当长工的级别有三六九等。“整人”就是整劳力、大半拉子的工钱是“整人”的7成，小半拉子是“整人”的一半。这个等级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因为我的年龄相对大了，才没有履行“小半拉子”的程序，“7分”就是大半拉子，算是破格了的。由此看来，我很幸运了，也是队长对我的法外开恩了。
我们的队长也姓李，同性不同族，也叫“一姓隔户”。李队长，贫农，是大队三个党员中的一员。原来做大队会计，为了培养他做接班人，回我们队当了队长到基层锻炼，后来他真的当记了。
有这种身份，他说的话就永远代表贫下中农，这个理大家公认。他说给谁多少工分，是代表阶级利益的，一言九鼎，绝无异议。贫下中农听他的，就是听党的，剩下的社员就是地主富农的成份，没有他们说话的份。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上中农，大约占全队社员的三分之一。这些人即便说了也白说，干脆不说，所以给我评工分那天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各有各的道理啊。
从新民高中刚回来的时候，我认为我的身份是自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具有“革命”的色彩，会得到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后来我清楚了，我的身份根本不像石维记说的那样“革命”，我仅仅是个“7分”农民，上中农子弟！再后来的一天，我阴差阳错的“革命”了。
初冬时节，大地开始结冻，生产队不再“水利”了，又投入“脱粒送交”的紧张繁忙之中来。这天晚上，又是一个社员大会，我被队长“选为”记工员，在生产队也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干部了，身份有了质的飞跃。
记工员的职责，就是记录张三李四某某社员出勤情况和干了什么活计，一天记一次，月末张榜公布。记工员本来是有偿劳动的，生产队一天多给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