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吹摹２恢痪踔校医肓嗣蜗搿�
那年月，做梦是最好的享受了，我常常梦见饕餮大鱼大肉，但醒来更是饥肠辘辘。睡觉是好事，只是担心永远地睡去。
睡梦中，一阵轻微的笛声和清脆的锣响由远而近。母亲在轻缓地挪动已经浮肿的双腿，开门出去叫来“一明一暗”一老一小两个算命先生。小的是明眼人，带路的。老者的是个盲人，能掐会算。然后母亲把我轻轻叫醒，说要给我算命。
我自小不信邪，但我依了。也许是人在极度的失望与困苦中，希望得到一些慰藉吧，希望火柴的火花烧尽所有的迷茫，才会去虚幻中寻找一丝曙光吧。
先生问过母亲我的生辰八字，拨了几下三弦，又闭了闭本来就睁不开的双眼。这时，似乎有什么东西让他惊厥：
“这孩子的命，我不能给算了！”
说着话，他又挪动一下已经前倾的身子，要走。母亲不敢再往下问，付了两元钱送他出门。
母亲心里在想什么，我清楚，是怕我有什么厄运，还是不说的好。
我从小就不信鬼神，何况是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话，我毫不在意，嗤之以鼻。
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时常和郭祥玉（已故）、曲良忠到乱葬岗子（郎家岗子）的新坟旧塚里乱蹿。那里大人都懒得去，有许多横死的人埋在那，有许多可怖的传说让人毛骨耸然。我只觉得那里新鲜，就去玩，被人告诉了母亲。母亲知道我犟，胆子又肥，只好听之任之。
1952年的腊月三十，天已经黑了，郭祥玉、曲良忠来会我玩。那咱我有一件很稀罕的东西，手电筒，是父亲的，他当老师，经常走黑路，用得着。过年了，手电筒就是我最好的玩具，他们就是奔手电筒来的，好玩。
我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去郎家岗子了，今天有手电筒，你们去不去？他俩害怕，说不去。我以不让他们摸我的手电筒相要挟，他俩无奈。最后我们互相妥协了，条件是：不去郎家岗子可以，但要做一件谁也不敢做的事，他俩只好同意了。
刚刚解放，我们家住在大孟家窝棚。那个堡子有一多半人家的房后有小庙，供奉着狐仙、黄仙、山神、土地。除夕晚上，有小庙的人家都要给狐仙、黄仙什么的上供烧香。远处望去，漆黑的夜空中，微弱的香火一闪一闪的，很是迷离。
父亲是教师，那时的教师就是干部，不许迷信，我也就享受不到那扑朔迷离的情趣，但却生出一股妒火来。于是，我们仨人就去和狐仙、黄仙作对，专门踢灭他们眼前的香火。他俩胆小，我先踢。我嘴里还叨念着，“你要是叫我脑袋疼，我就服你了。”
我们见一个踢一个，好不痛快，早把母亲的话忘了。
临出来的时候，母亲再三叮咛：“三十儿了，到哪玩都行，千万别去小庙那里玩，要是惹着老仙就不好了……”
玩够了，走到家门口我对他俩说：“怎么样，我脑袋是一点都不疼，什么狐狸黄皮子的……”
这话被出来找我的母亲听见了，母亲没有说什么，狠狠地打了我一下屁股。我挺委屈的，大仙都没把我怎样，你怎么打我啊……
后来我明白了，她打我的时候一定在向狐仙、黄仙道歉：
“二位大仙，孩子小，不懂事，大人不见小人怪……”
是的，一定是的，不然母亲不会使劲地打我的屁股，以表示她的忏悔和诚心，让大仙饶恕我。
不一会，母亲送走算命先生回了屋来。我似笑非笑地问母亲，方才那先生边走边和你嘀咕什么了。母亲说，他说我的命跟他犯相，算了对他没好处，所以就不算了。我很怪，我跟他犯什么相？我又不想去给人家算命，和他抢饭碗子。
过了几天后，我在听一帮老头闲聊中得知：有帝王相命的人，先生是不敢给你算的。
我和他犯相？我有帝王之相命？他也有了？这不是胡说又是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母亲是个很好说话的人，请进屋来抹不开不给他钱。他想趁早多走一家多赚一份钱，还省了嘴皮子和脑筋。
然而，我出于什么动机去预言呢？说起来还真得益于那次算命。
在如火如荼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前，是“三面红旗”猎猎作响的年代，那时我念初中。“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里有一句话是“力争上游”，小学升初中的考试题里就有这道政治题，我答对了。1958年夏我考上了新民六中（现在的罗家房中学），在1年2班里，我在60名同学中，我的学号是“3号”。学号是按年龄排列的，我的年龄小。
我是天生没长“爱人肉”的人，从上学开始，教过我的老师没有几个得意我的。我调皮，在老师那里“不得烟抽”，处处受老师和班干部的冷眼与夹持。但有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同学，对我另眼相看。直到如今，我依然感激她、尊敬她、想念她，寻她不着。她，就是班上的团支部记张柏芝。
张柏芝比我大三岁，温柔文静，善解人意，明就事理，从不在同学面前自持高尚，也不在老师那对同学搬弄是非。
一天晚上，他约几个班干部研究如何“力争上游”，把班级的学习成绩搞上去。在她的主持下，全班60名同学，按学习成绩排为上、中、下游，然后再“一帮一一对红”。
这个会开得极其的保密，神秘，不允许与会的班级大员向任何人披露半个字的内容。所以这样做，怕的就是那些“下游们”知道自己的难堪，而破罐子破摔。只有我，在会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知道个一清二楚，也叫我心潮澎湃，信心爆棚。
会后，张柏芝偷偷地把我叫出室外，凭借教室内的灯光，我看到我的名字排在全班的第一位，我不敢相信。
那时考试判卷是“五分制”，班级从来不排榜，没有办法细化。除了学习，我在老师的眼睛里一无是处，我的眼睛里也没有老师上好的脸色。就是那天，我以外地还得到张柏芝对我的肯定，从来没有过的“肯定”，于是我永铭于心：
“这是按成绩排列的，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这句话，绝非仅仅是绕梁三日，而是萦绕我心头30年、40年……至今犹存于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良好的感觉，也是第一次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赞誉，弥足珍贵。
读高中时，学校有过一次问卷式的调查：什么对你的影响最大？你得到什么启迪？我答非所问：和初中同学的一次谈话……
谈话那天，我几乎彻夜未眠，自然也想起了那次算命。
我果真不同凡响吗？我在问自己，也自问自答：试试看吧，反正算命先生和张记“黑白两道”说的如出一辙。然而，这和预言绝对成不了“婚配”。
现在的罗家房中学，成立于1956年，当时只有两个初一班。到1958年时，全校3个年级一共8个班，三年级两个班，二年级两个班，一年级四个班。且不说教学质量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新民六中的“劳务输出”可是在全县名列前茅的，我们的老师在抱怨中一不小心透露的。等我考进新民高中时，我才知道，六中的学苗个个矮人一头。录取成绩单上，我各科的平均分数是59分，比我班最高的差32分。这种“抵挡高就”的劣势，着实令我惴惴不安且忧心忡忡。
入学的第一天，校团委记赵恩海（文革后任校长）给新生讲话，其中一句至今记忆犹新，不能忘记：
“现在，大家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三年后看谁第一个冲刺！”
起跑线只有一条，而运动员的水平线何止一条两条？但我还是咬牙上线了，以不辜负张柏芝对我的鼓励与期望，此其一。那时她所以把秘密告诉给了我，就是给予我温暖与激励，因为我的周围环境让我很心寒，她一目了然。
其二，我也想成全那算命的先生，让别人少说他“瞎算”的闲话，盲人活得不容易。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咬牙”，我已由原来全班学习成绩第48名，上升到第14名。有得就有失，鱼和熊掌真的难以兼得。
我的“表现”实在是太糟糕了！思想上不要求进步，行动上不靠近团组织，从来没写过一份入团申请。
这绝对不能怨我啊！要命的是，我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比我的“表现”还一塌糊涂。谁不想入团啊，我没有希望入团！我的两个姑姑，一个是地主，一个是富农，两个舅舅都是富农成份。我家在土改时被定为上中农，即富裕中农。那年月，社会上刮起一股“敌视”、“仇视”富裕中农的狂风，富裕中农和地主富农已经没有区别了。土改时，地主富农被分了，富裕中农没有分他们包括土地在内的任何财产，成了解放后农村最富裕的阶层，存在“复辟”的危险，所以要严厉打击。而我的父亲又当过国兵、伪满警察……所有这些的“黑幕”，使得我入团的愿景一片漆黑。
实现自己的愿景，不辜负同学的期望，智取华山只有一条路可走。我坚信，只要是在学习上出类拔萃，考上大学还是有希望的，实现理想还是有路可走的。
也许是算命先生害了我吧。一想起他，我就拼命地钻本，如醉如痴。那时我更期待政治气候的温和，但政治空气却在不断地“恶化”，即使我张大嘴，也喘不过气来。
总不能让凝固的空气把我憋死吧？在“政治讨论”、班会发言中，我难免发一些“牢骚”，虽然我牢记“闲谈莫论国事”。
于是，在一次全校性的大会上，其实就是整饬生活纪律的大会，几乎叫我万念俱灰。
管理学生生活的王老师王常福，被学生赐号“特务”。他点名把我列为全校三个“个别生”之一。点名的时候，王老师声色俱厉，音调抑扬顿挫，俨然是对我们“罪行”的宣判。这个宣判，无疑是剥夺了我迈进高校门槛的权利，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结束语！
我“认罪”，我的某些言行已经和“地富反坏右”份子站在了一起。我沮丧，我害怕，因为王老师在大会上还说：
“大家知道吗？我们新民高中，在反右斗争中，曾经镇压过6名反动学生！现在仍然在监狱里服刑！”
会场上鸦雀无声，我真正的体验到什么叫做空气的凝固！我不敢抬头看四周，我想，一千多双眼睛都在死盯着我，老师也盯死了我。他们越是为我担心，我越感到压力的沉重；＇＇他们越是同情我，我越感到走进了最后一层地狱。
政治形势和王老师一样咄咄逼人，这绝不亚于后来的“文革”那种极度的恐怖。
从那时起，我一边加紧玩命地学习，以求有“一技之长”，以此来实现梦想。一方面，在王老师经营的绝地里，一颗“罪恶的种子”在萌动，开始孕育着我的“预言”。
我不是为了“泄私愤”，我和伟大的领袖没有私愤。我不是“咒骂”，我不迷信，这就是草民的伟大。我只是想，也期盼政治气候的转变。
那一天，校园里突然传来肯尼迪被暗杀的消息，令我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也就是后来，我和程德昌在那个僻静的地方，又谈论起暗杀的事件，我就说了我的预言。我想，也许毛主席逝世了，政治气候会有些改变，就像美国。那么，他会在那一天逝世呢？
我在想，想起了一句话，叫做“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我的生日是九月初九，于是，我就说出了“毛主席要死，就死在9月9日……”
那天，我是被程德昌约到那个地方的。
自从王老师点了我的名，心里就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整天里都是郁郁寡欢。程德昌是安慰我来的，对此他和我有同感，更同情我的遭遇。他的家庭成分和我一样，富裕中农，但他比我“安分”多了。那天我和他谈了很多的问题，都和政治有关。后来以预言结尾，因为再谈下去担心会有麻烦。
同学聚会的时候，程德昌是新民石化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深得领导的倚重，实权人物，写一首“好文章”。“好文章”就是各种各样的公文、材料什么的，就是现代的八股文。我也是个“材料”，给领导写材料的材料。哈哈，我们真是一师之徒，臭味相投啦。
聚会上，我借酒转移话题，没有公布我的下一个预言，是想把兴趣转移到陪齐齐哈尔老同学的身上，不能喧宾夺主。所以上次预言的背景，直到现在还是个秘密，程德昌也不清楚来龙去脉。我也不想让我高中时代的悲剧搅了欢天喜地。那么，第二个预言是什么？话，还得从高中那说起。
2 二次预言的历史背景（预言林彪）
2二次预言的历史背景（预言林彪）
1964年初夏，随着气温的日益飙升，高考复习也正在如火如荼紧张地进行着。而在这个时节，社会上“农业学大寨”的新闻也正向校园铺天盖地而来，报纸和电台的版面与时间，比备考显得更加紧张更加升温。“上山下乡”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