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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历经3个月的时间，整理出6万多字的材料，还有近百条的天气谚语。一时间，李大舅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动，多家新闻单位纷至沓来，对李大舅进行采访。气象台站也前来考察，并聘请他为“气象顾问”。
这本“天”很是珍贵，填补了沈阳地区气象资料的缺失与遗憾。
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沈阳中心气象台因为战乱停止了观测，资料中断。李大舅的“天”，为气象专家分析气候演变提供了客观的真实的史料，“天”的价值不菲。
沈阳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李大舅的事迹，我把这份报纸远寄到西安他的外甥李葆元那里。他回信说，为舅舅骄傲，舅舅的心血没有白费。
是的，李大舅写“天”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他的天气记录，是写在农家历中日期的上面。眉很狭窄，只能写得下蝇头小字，耗工费时且不间断，持之以恒的意志令人赞叹。多年来，李大舅一年一本，到那时一共写了63本，还在继续。有时风很微弱，看不准风向，李大舅就让老伴在灶坑里点火，他去屋外看炊烟被风吹的方向，一丝不苟。即使是兵燹战乱的岁月，也没有停止对天气的观测。有一次，枪声四起，村子里上的人都躲了起来，李大舅冒着风险，把头探出菜窖看来天气，险些被流弹击中，他还是把记录完成了。这种“业余”又不业余的精神，实在是可敬可佩。
李大舅痴心不悔的追求，给予我太多太多的感叹，激励我一辈子都不会向困难低头示弱，鞭策我一定要从“天”中找到“天条”——天气变化的规律，以谢前辈。
3 草根的干部（解读天）（2）
3草根的干部（解读天）（2）
1975年2月4日，强烈的7。3级海城地震，至今依旧让人在回忆中惊心动魄。震灾虽然早已被人们渐渐地抚平，但那时它的余波从未在我的心中消失，也让“天”在震撼中揭开它的神秘的一角。
惊魂的地震期间，为了家人的安全，我整夜地值守在灯下，不敢怠惰。只有看来打发漫漫的黑夜，我就看有关地震的籍，就了解了什么叫“固体潮”，就懂得了月亮对地震的引发作用。
月球和地球的相互吸引，能使固态的地壳和液态的海洋产生潮汐现象，可见对比它们质量更轻的大气的影响更为强烈。这就是地震给予我的启示，“天”的秘密昭然若揭了。
有句天气谚语，叫做“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说的就是天气变化的周期。那么，这个周期和“天”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八月十五到正月十五，相距是五个月的农历时间，这就证明了月球的运行对大气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制约机制。那么，公历和农历，太阳和地球月球又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天气周期”呢？经过我的计算（具体计算过程从略），这个周期应该是“889”天。也就是说，每逢889天后，日、地、月的相位就有一次重复，就会左右一次天气变化，就会有一个阴雨的天气过程。
这是一个假说与推理，是不是“真理”，需要实际的天气实况去验证，“天”就成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参照，它的珍贵就在于此。
经过反复的核实，889天的天气变化周期，其准确率达到78％。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周期，一个很实用的天气预报工具。即使是当今气象科学已经进入相对高科技、高水准的现在，它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它的价值也不可低估。
889天，是个大周期，接近2。5年，对于长期天气预报，其意义可想而知。它可以根据冬雪的多少，来预报两年后的夏雨，对于防汛抗洪不是能做到未卜先知吗？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李气象”，自然就会有很多关心气象的人向我问天气，因为农民最盼望的就是下雨，最讨厌的也是下雨。我们是辽河沿岸的人，每逢伏雨连绵，谁不担心辽河滩的庄稼被水淹啊。
那一天，雨下得正大，要是再继续下下去，辽河就要出潮了，春种就难得秋收，人们愁眉不展，聚在一起唉声叹气。
透过窗户，我向外看了看，满天的阴云漆黑一片，雨依然下个不停。就在这时，电台的预报说明天还有大雨，个个焦急万分。突然，我看见了一片黑云压得很低，从东天边向西疾驰。我笑了：“放心吧，天马上就会晴了！”
大家不信，都说气象台刚才还说有大雨呢，你怎么说要晴天啊？
我的根据有两条——
气象台汛期的天气预报，水分太大！他们害怕担责任，往往阴天就报有雨，小雨报称大雨……目的是提醒人们大意，“未雨绸缪”。这就是天气预报为政治服务特征，其实就是为领导的意志服务的惯例。此其一。
其二，经过我多年的观测与积累，总结出一些观天测风雨的“谚语”，很管用，基本是100％的准确。其中的一条则是“云向西，扔蓑衣”。
这种云叫碎雨云，当它向西的时候，标示着低压已经过境，高压正在控制本地区，天晴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下雨，或者很大，那也是强弩之末，垂死挣扎而已。
久雨不晴，你又看不到碎雨云，那就听听鸟鸣吧。假如你听见一群麻雀聚在大树上一起吵吵闹闹的叫，就可以判断阴晴了。这条谚语叫做“晴吵雨，雨吵晴”是也。意思是：久旱不雨，麻雀在一起“吵”，24小时之内必雨。请注意，是一起“吵”，而不是几只麻雀在叫，大家齐心协力想要开锅。反之，不超过两小时阴雨必晴。
就在我痴心于气象，又小有斩获的时候，风云突变，又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不知是福还是祸！
3 草根的干部（躲过一劫）（3）
3草根的干部（躲过一劫）（3）
从延安时起，“精兵简政”这个词汇差不多每隔几年就要出现一次，意思是要“精简机构”，裁剪冗员。但最后的效果如何呢？我们的精简机构，往往是像举刀砍桌子的角，砍掉1个角，4个角的桌子就变成了5个角的桌子了，又多出来一个角。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的各级党政群团组织机构、编制，越来越庞大了，四边形变成了多边形。例外的是，唯独有用的气象哨，可以服务于当地生活生产的事业单位，却像砍白菜一样，砍一棵少一棵，不会重生，很难再生，最后绝迹了。
气象哨遍地开花不到一年后的深秋时节，沈阳市气象台为了提高气象站、气象哨的观测能力与水平，在新城子区举办了气象学习班。这次学习班的背景是，国家气象局出台了一套新的气象观测规范。所以，学习班学员的主要对象是全市各气象站的气象观测员，少有气象哨的气象员参加，我是“少有的”其中之一。那咱的气象哨，已经由原来全县的27个“砍掉”了23个，只剩下4个“中心气象哨”了。4个中心气象哨的经费，由县财政拨款。其他的气象哨因为“经费自筹”这把软刀子，而惨遭屠戮，从此销声匿迹了。换言之，与其说“惨遭屠戮”，不如说是“自杀”，被逼自杀吧。
学习班让我们参加，感到中心气象哨在沈阳市气象台的眼睛里还是有一定的位子的，是可以被保护的，是能够继续生存下来的，我们都这么想。都这么想，就都想把学习学好，那是我们生存的饭碗子，谁都不想砸自己的饭碗子。
一个月的学习班就要结束了，进入紧张的综合考试阶段。考试很严肃，每个人一张桌，相距很远，难以交头接耳。市气象台的领导都来现场督查，把“严肃”升格了。监考也很严格，几乎达到一个监考监考一个学员了。考试不及格，要重新学习，还要通知单位不给你报销任何费用……看来还真把我们当回事，那就认真地对待好了，我们都梦想靠这个饭碗子吃一生的气象饭。
还好，所有学员没有考不及格的，但得高分的不多，我得到99分的好成绩，名列所有学员的第二名，第一名是气象专业人员。喜悦之情不必细说，“喜极而泣”却真的要泣了。
好成绩不是好前程的必然结果。到了1981年，“气象哨热”热到了极点之后，开始迅速降温，从沸点降到了冰点，一个将气象哨彻底地从历史碑文中熔化掉的程序，正一步步加热升温。
这个时候，也正是公社机构大刀阔斧精兵简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非正式公社干部全都被清除出局。我是惟一一个幸免者，成了一名身兼二职的临时干部，那年是1981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沉冤昭雪，大快人心，“罪有应得”的也难逃侥幸了，公社广播站的任老师也“引咎还乡”了。
“文革”期间，任老师任小韩大队党支部记，因造反派打人致死而难逃操纵的责任。公社党委作出调离现岗位，回原大队学校任民办教师的决定，同时任命我接替他的广播站编辑的工作，我身兼二职了。
也许是阴差阳错吧，我来到新的岗位的同时，中心气象哨即宣告在全县“崩盘”！乡里不再有气象哨了，对此新民气象站感到很惋惜。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民县有了一个新生事物——成立家庭气象哨，那就是我家。
家庭气象哨得到县财政的支持，把每年不到100元的“观测费”拨到公社，再由公社发到我的手里。我没有时间观测，所有的工作完全由我的爱人和孩子们来完成，我成了李华春式的顾问，也是她们的老师。不管怎么说，气象还是没有离开我，气象情感还在延续，我很欣慰。于是，借用我的笔，写了一篇报道，刊发在《辽宁日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上，赞扬了不起的改革举措，唱了一回改革的赞歌。而对于曾经轰轰烈烈的气象哨来说，无疑是一曲哀凄的挽歌和告别辞。
新闻的轰动效应，给某些领导的脸上大增光彩，我也得到了8元钱的稿费。后来，县财政不再支持了，家庭气象哨就像高空中的探测气球，达到一定的极限高度后，因经不起内压的膨胀，像肥皂泡似的终其使命，融进浩瀚的太空中，没有了踪影。
老婆要吃饭，孩子要念，我要工作，哪还有那么高境界和时间无偿地从事业余气象事业啊？那时候我就慰藉自己有愧于李大舅的精神，我就说：一个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是神圣的，学会放弃更需要勇气，勇气可嘉！所以我下定决心与气象决裂，就把那个美好时光的亮点，久蓄在心中，让它燃起一把更加熊熊的烈火吧。
没去广播站之前，公社精简机构的火已经点燃了，为此，有好多人很上火，都害怕这把火会烧到他们的身上。我是临时工中来公社时间最短的，不值得上火的那种人，做好了旧地重游的准备就是了，没有上火的理由。现在只留下我一个，感觉有点像当今中大奖的味道，自然要珍惜这无比的幸运啦。但我不很明白，我有什么优势可以留下呢？
我没有任何背景可以依托，我没有去找关键人物去游说，仅仅是中大奖那样的幸运吗？直到党委副记冯绍华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把我留下了。道理很简单，他说：
“现在咱们公社机关，就缺一个能写的，你有文化，你去广播站任编辑，现在就去。”
原来是这个道理才把我留下的，我怎么会想得到啊？你想，高中毕业能算是有文化吗？即使算有文化，就一定“能写”吗？当然了，到公社后我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都说我吃苦、肯干、诚实……其实这不是什么表现，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会表现，更不会作秀。
40多年过去了，我很怀念那个时期和那时的领导。我没花一分钱，却得到公平、公正、公允，也敢公开“公众”想知道我能留下来的秘密。那时我不敢公布留下来的原因，因为我真的不会写什么，我实话实说了，会引起别人的猜疑，会给领导摸黑，也冤枉了我自己。
我从来不写任何文章，也不怎么看新闻，不喜欢看公式化的新闻，讨厌“大报抄小报，小报抄‘梁效’”的新闻。所以，我哪能懂得怎样去扑捉新闻、找好角度、提炼素材……那么多的写作要领与技巧啊。
为了不辜负领导对我的“偏爱”，也为了自己重走一条新路，也为了证明“我能”，就一切又重头开始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自学。
我的确很幸运吗？气象哨，我是“革命”到最后的一个人，被我革黄了；精简机构，我是惟一一个留下来的人，都说我幸运。不过，我也是最不幸运的人。别人搞气象，学新闻写作都有老师领进门，只有我永远也离不开“自悟”。到了这步田地，我才感到“文人”值得我羡慕了，那也是饭碗子了。
1981年12月初，《沈阳日报》终于刊发了我的第一篇社会新闻。写的是我们公社一个叫魏绍武的农民，跟人家借4元钱去抓奖，同时抓到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两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