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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骑车还要一边和他搭话，否则他又闭上了眼睛，那就危险了。
大约快9点了，我才欣喜地看见家乡的灯光。我问他：
“玉民，你看看前面的堡子是哪里啊？”
“大哥，我不知道。”
“到家了，这不是大桥吗？”
我们的堡子南，是一座大木桥，1953年洪水过后修建的，从此，就把德盛堡北部的村子叫“大桥”了。后来的地图上就有了这个地名，一直叫到如今。
我叫住了他，让他下车，怕他拐弯是跌倒，再说，我也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这时候，他清醒了，他说他一路上都在做梦，忽忽悠悠的。我苦笑。
走到我家门口儿时，我没有进屋，先把他送到家里。
到了他家大门口儿，他还要往前走，不认得自己的家了。我好笑。
“是俺家吗？”
他又糊涂了。
我一直送他进屋，他见到爸爸妈妈和媳妇，才如梦方醒。
回到家里，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棉衣棉裤早就被汗水湿透了。
这一趟我卖了10多块钱，最大的面值是1圆的，只有一张。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比吃糖还高兴，一个一个地数着，我在一边一大口一大口地吃着饭，夹杂着时不时落下来的眼泪。我不仅仅是为了钱而感慨，只是觉得孩子太苦了，一年也见不到钱，见不到我从远处回来买些什么东西给他。
2 同队农友（出谋相亲）（3）
2同队农友（出谋相亲）（3）
李玉民是很能吃苦的，特勤劳勤奋。他自己的房场原来是个很深的大坑，修辽河的沈北大堤取土时挖的“土方坑”。我们生产队的最后一趟街北面紧靠大堤，南面全是住户，房基地比其它生产队都紧张，要想盖房子，只好选择那个大坑了，把它填平。李玉民硬是挺起双肩把那个大坑填平了，人称现代愚公。
他虽然能吃苦耐劳，就是胆子太小，从此他不做笤帚的买卖了，他永远不会从那天的噩梦中醒来。这就是那时许多农民的心态和生活的原则：宁走百步远，不涉一步险！
李玉民是贫下中农，尚且不敢冒险，地主富农的子弟就敢冒险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有他们的生存法则。
李风仁，富农成份，比我大一岁，更是胆小怕事。他父亲李庆瑞不是富农份子，他们家借了他堂爷爷李殿军的光，就是前文老两口游街的那个人。他们李家就成了一窝“地富子弟”，备受歧视。
60年代农村的婚姻习俗，依然被旧社会早婚的影子笼罩着。王凤成等好多青年都是早婚的，男女青年20一出头还没有找到对象、结婚，就算大龄的了，就成了人们背后议论的对象，父母就会为之忧心忡忡。这时的李风仁已经27岁了，对象还没有影子，愁得爹妈的眉头紧锁，从来就没有舒展过。
1968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我们在地里刨玉米茬子。歇气儿的时候，李风仁会我去僻静的地方解手，他说有话要和我单独说。看他的神色，既秘密又疑虑，猜不到他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就问他：
“有什么事你就和我直说吧，这里没有人听到的。”
“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你说我怎办？”
“那还用说吗，看啊。”
我很肯定，支持，他还是犹豫。
原来对象是本溪山区的，离我们这很远，他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不去吧，错过了一次机会，家边上很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的，都嫌他成份高，介绍也是白介绍，不如不介绍，所以他都27了对象还没有影子。要是去吧，害怕看不成，还得搭进去十几元的路费。
十几元的路费可不是小数目，足够挣好几年的了。我们生产队从1964年到1967年的4年中，几乎是家家没有从生产队挣回一分钱，十几元钱当然是个天文数字了。再说了，很多人家都没有钱，借都借不到，愁人。
再说李风仁原来在新民农校（县办中专）念，没等他毕业学校就下马了。这所学校是在大跃进年代匆匆上马的，如今下马也在情理之中。学校下马后，他马上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对未来从来就没有异想天开过，安分守己地当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所以，农村的所有活计，李风仁样样精通，是左邻右舍公认的一把好手，“正经巴呗”的庄稼把式。无可奈何，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愣是没有对象，倒是成了唯成分论受害者的对象。
看对象，他犹豫，让我给他拿主意，我自然是肯定的，并给他打气，也打保票，我说：
第一，你个人的条件很好，个头长相没有说道，算是上等人，对吧；
第二，我们这再穷也比本溪山区好吧，我们能吃饱饭，她们那就惨了，不然人家会到我们这找对象吗；
第三，问到你家的成份，你就说是改造落后地区错划的，眼下正在甄别之中；
第四，凭借以上三条，她保准能和你一起回来，对象的成功率就在一半以上了。到时候我有锦囊妙计，让她来而不归，有来无归……
没过一个星期，李风仁果然把那个姑娘领了回来。当天晚上，我和王凤成等好几个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到李风仁的家里，这就是我的锦囊妙计。
我们几个人的话题，都围绕在李风仁的人品和我们这块土地上，落实一个“赞”字。称赞、赞扬、赞美，甚至是赞颂，但绝对不能过头，过则错，别弄虚作假就好，原则。目的是，通过“赞”，来加深那姑娘的“爱”，妙在其中。
我们的话题唠透了，就都各回各的家，等待第二天再听听他们的反响。我见她一直送出我们大门外，料定这门婚事十有八九了。
农村就是这样，不管是谁看对象，总要有许多人借故去人家看看。看对象的双方也都欢迎你来，就像是办喜事儿，不怕人多，没有人来到是不好了，没有人缘儿，会被人议论的。
第二天上班，我们几个人的眼睛都盯在李风仁的脸上。看他那个高兴劲儿，就知道大功告成了。
李风仁说，他说咱这里的人热情，懂礼貌，说话还挺有见解的……
这姑娘姓赵，叫赵淑珍，上等的个头，神色很安详，言谈举止不是那么俗气，很是得体。他们俩算得上“天作之合”，一见钟情，一见倾心吧，或许在本溪就好上了，到我们这又加深了彼此情感。
当我们把这件事快要淡忘的时候，才听有人说她回本溪了，算起来在李风仁家住了十多天了，有点乐不思蜀吧。
到了秋天，他们结婚了，我们生产队最大的小伙也结束了光棍的历史。
1979年，李风仁当上了队长。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李字”，但李风仁比我大，我叫赵淑珍嫂子，和他开玩笑说：“想当年，我们几个哥们儿没骗你吧，看你多有福分，成了一队之长的夫人啦！”
一晃，他们的两个男孩子都上初中了，这两口子时常约人到家里打麻将，有一次被我发现了。等麻友散去，我声色俱厉地批评了他们，意思是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更要做孩子好学上进的楷模……其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说：
“难道你们就忍心，让孩子拿一辈子锄头吗？”
说完，我转身就走了。从那以后，他们收敛了，女儿也考上了中专，那时的中专相当于“范进中举”。可是他们搓麻的旧病又复发了，两个儿子至今窝在家里，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没有看不起“锄头”的意思，我本人就是抗锄头出身的，但人无论做什么要有一股精气神，没有了精神还会有光明吗？可悲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2 同队农友（饭桶记录）（4）
2同队农友（饭桶记录）（4）
2003年，刚刚60岁的李风仁死了！之后，王凤成也离开了人世间，60刚过！李志民不到60岁，也阴阳两隔了！王凤祥，50岁撒手人寰，还有57岁的李玉民（另外一个叫李玉民的）、夏儒林……
太多的农友好像一夜之间都不告而辞了，都是在人生最好的时光里，给家人给亲友留下最大的遗憾！
遗憾是难以抚平的，但造成遗憾的原因仅仅是农村的贫穷吗？
实行联产承包的责任制后，好多媒体都把农村农民写成富得流油，借以证明党的富民政策之成果，这其中的水分越来越大。诚然，没有改革就没有如今的农村新变化，那么，靠什么致富？
媒体说：一依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头脑。这话不假，但还要加上“靠投入、靠勤奋”。
党的富民政策绝不是给予哪些特定人群的，而是“共同致富”。致富不是空喊的，要有投入才有产出，无资可投还能致富吗？“三靠”也好，“五靠”也罢，关键是靠头脑，就是靠人！
李风仁两口子既勤奋又有头脑，缺的就是投入，只好白手起家打拼。80年代中叶，两口子双双去了本溪在一家个体矿业公司打工，靠勤劳和头脑滚起了雪球，发达起来了，成了小老板。有了钱，他和她再也不那么胆小甚微了，开始大把大把地花钱，享受新生活。那么，在他们那里新生活的含义是什么？
农民太缺乏享受了，文化生活贫瘠得就像不长草的荒漠。即使在农闲的冬天里，农民依旧要顶风冒雪地劳动在荒郊野外，受尽寒苦。面对皑皑白雪，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温暖的热炕头，捏着小酒壶，看几把小牌……那就是神仙的生活。于是，他们只能盼望过年，才能静下心来尽情地“吃喝玩乐”。
现在日子好了，吃穿不再是问题了，剩下来的就是玩，尽兴地玩。他们俩玩疯了，输进了泥坑里，不能自拔。钱是身外之物，身体健康则是自己活命的本钱，结果也输进去了。待到他后悔的时候，也是他走向不归路的时候，一切都晚了，空留悔恨心。李风仁临终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曾经的“朝气蓬勃”……
我们从20几岁开始就在一起干农活，对于每个人的一生都是难得的经历，值得回味与珍惜。
那时的我们真的很“朝气蓬勃”，什么都不怕，更没想到那么早就会有人离世，这才是最可怕的。那时，我们在一起曾经创造过“记录”，吃饭的记录！也许你觉得离谱，但却让我们永生难忘，所以李风仁死到临头还在念念不忘。
我们能创纪录，新民的县官更能创纪录！在我们那个弹丸之地就创造了3个作废的工程！
1958年马虎山水库工程，动员了全县人力物力，搭进去一条人命。记得那是一个年轻人的性命，姓薛，年仅21岁。他和工地做饭的师傅发生矛盾，把人打死了，被迅速判处死刑，公开枪毙！
1968年引辽水利工程，浩浩荡荡，倾尽全力，也毁之顷刻。这个工程是在日伪时期的“新开河”工程的基础上进行的。1943年，日伪政权于辽河南岸开掘了新开河，以期引水在沈阳地区种植水稻，并在河岸处建一水闸，现水闸仍在。后因战事不利，此工程半途而废。新民县官旧话重提，觉得日伪办不到的，我们能办到办好，就兴师动众大张旗鼓的“前赴后继”，一意孤行。结果，被省里知道后，强行终止。理由是：这项工程挖开了沈北大堤，严重威胁沈山线铁路的安全。
辽河在我们这里呈东西走向，到马虎山处来了个90°的大转弯。转弯处两山对峙，中间是一个狭小的河道。洪汛时期泄洪缓慢，它的上游，也就是我们那就成了水泊湖泽，汪洋一片。所以，为沈山铁路安全计，我们家的那段沈北大堤比别的地段都高都宽。引辽工程把大堤掘开那还了得，于是被枪毙了。这个工程也搭进去一条性命，是溺水身亡的。
掘开的大堤被勒令修复了，然而，县官们成就大业的心却难以止步。
1980年，引辽工程死灰复燃，地点改在团山子村的山上——开山建水闸！一时间，车水马龙，也炮声隆隆，团山子村被人为地一分为二。引辽的水闸倒是修好了，辽河水也引出来了，但它像一匹桀骜不逊的野马，四处乱串无法掌控。汛期一到，水闸成了摆色，“防洪闸”成了“放洪闸”，淹没了好多农田。洪水没成灾，“闸水”先造灾，农民遭灾。
咎由自取还不算，弄巧成拙也就罢了，偏偏被人告上“法庭”！
那时候还没有法，权就是法，上级就是下级的法官，大门口儿就是小衙门的法庭。这次官司的“原告”是盘锦地区，人家告新民截流水源，官司输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于是乎，水闸被一道“土闸”关闭了，所有的水利设施全部付之东流，劳民伤财，咎由自取。不过，这期间我们创造了一项吃饭的记录。
这个工程（1968年的）开工于秋末冬初，天气渐渐的寒冷起来。新民县官为了创造一个迹，为了来年春天让辽河水“造福于民”，对工程的进度下了死命令——务必在数九前竣工！死命令一级比一级更死，我们公社要求在小雪前完工。
还是那句套话——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落实各级的死命令，生产队就得豁出去了——给出工的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