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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1日起，正式履行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回顾一生中我做过的工作，发过热，少有光点，离灿烂的金色相去甚远。但是，我还是乐于回顾，我不想掩埋永不褪色的情谊，那是比黄金更为珍贵的“文物”。
从1964年8月1日开始走向社会，我当过农民、夜校老师、打头的、计工员、会计、团总支记、民办教师、农技员、气象员、广播站记者、编辑、土地股长、办公室主任……还有许许多多的社会职务，算得上一个“杂家”了，只是杂而不专。
从事的工作很“杂乱”，接触的同行却不杂乱，情谊的线条永远是那么的清晰，留下永恒的记忆。
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农友”——当农民的、农民出身的、整天围着农民转的……浓浓的情感，汇聚着我们许多共同的经历阅历。这就像在一座山脉发源的河流，躯体中流淌着同一种血液，散发着同一种气味。无论何时何地，流向何处，聚在一起都能融合，而无泾渭分明之说。
1970年，我当上了民办教师，挣的是工分，干的是教学工作，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色。虽然我对学校并不陌生，当过学生，但隔行如隔山，初次感到走进教室的门并不轻松。
第一节课，我有些不知所云，无所适从。本来可以讲一堂课的内容，我只用了几分钟就讲完了。剩下来的时间我不知道如何打发，更不知道学生是否听懂了、掌握了，弄得我手足无措。这样的情形，对于半路出家的老师来说大概人人如此，邹和昌和我一模一样，他说的。
邹和昌初中毕业，和我是一个大队的民办教师，他比我早到学校6年。对于我而言，他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老教师了。看他出入教室的一举一动，就知道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对他来说简直是轻车熟路。我的“一颦一笑”他都看在眼里，并主动热心地和我交流，为我“传道、授业、解惑”，他知无不言，言之不尽，我受益匪浅。在他的指导下，我很快熟悉了教学规律，掌握了基本的教学方式方法，进而得心应手。这让我很感动，因为作为民办教师，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何况竞争又是那么的残酷。“船多碍路”，邹和昌偏偏要“修理”我这条“旧船”，不怕我和他“竞流”。
1974年下学期，“教育改革”又深入了一步，各村都成立了“初中带帽”的学校。我教初中班，邹和昌也从原来教三四年级该教五年级了。五年级的四则运算很难教，他开始也是不得要领，有点手忙脚乱。
四则运算，如果用一元一次方程，或是二元一次方程来解，那就易如反掌了。可是，五年级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学生没有方程的课程内容，只好用“笨法”来解题。很多不教五年级的老师，或者是初中的老师，对于四则运算都脑袋疼，让学生运用自如简直就是难上加难。我想，倘若老师对解方程很熟练，那么，逆向推理就是解四则运算的思路了。
我把这个方法讲给了邹和昌，又帮他复习了方程的解法，遇到的难点便迎刃而解了。
我们相互能如此坦诚，是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意，甚至可以说是“生死之交”！
1961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校友。那时的新民高中属于“一条龙”的模式，也叫“新民完中”，初中高中同校，我是高中一年，他是初中一年。那年，我和邹和昌一起入学，放假回家的时候而是同来同往，既是同学又是家乡，能不亲近吗？所以，我们交往交流从来都是开诚布公，从不考虑说话的尺度当与不当，想说就说，有话就说！
随着高考的恢复，我们的孩子也在一天天地长大，关注孩子便成了我们的敏感话题。
邹和昌比我小两岁，结婚比我早两年，所以我们的孩子大小差不多，他四个，我三个。孩子虽然多了点，但都是自己的骨肉，都希望他们多念几天，个个成才，尤其是恢复高考后，心情更是急迫了。
我到公社上班时，天天路过他家的门口，时不时就坐一会，顺便就谈论有关孩子的事儿。邹和昌总抑制不住望子成龙的情绪，发一通“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之感慨。他也经常辅导孩子，就是缺乏耐心。可能是做教师的都这样吧，上班时是孩子，下班了还要管孩子，太单调了，太乏味了。他说，他尽量克制自己对孩子的情绪，但一不顺溜就发火，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他爱人对我说：“你可不知道，他在那边辅导孩子，我在这边直哆嗦。”我问为什么啊？她说，教几遍再不会，他上去就是一个耳光！
看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也许只有我的话他还能听进去。我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
还好，邹和昌对孩子的“热处理”总算冷却下来了，他的第二个孩子考上了中专。那时候的中专和重点高中几乎是同一个分数线，比现在考大学都难。
对自己如何教育辅导孩子，邹和昌是“明理不明步”，道理很清楚，步伐就乱套了。他时常对我慨叹“枉为人父啊”，因为他的孩子只有一个升学的，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尤其是他的大儿子，给他留下一个永久的遗憾，让他特别感到内疚，至今依然在农村生活着。
记得在我参加他的大儿子的婚礼的时候，我曾劝慰他，也是忠告他：一个人应该甩掉阴影，不然就会被阴影拖倒；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只要有一颗上进的心（指他的孩子），坏事往往可以变成好事……他认为只有这样了。
婚后，他的大儿子在他的鼓励指导下，做起了羊买卖，成了养羊大户，发了“洋财”。
这孩子继承他父亲的很多，遗传，有其父必有其子了，邹和昌就是以吃苦耐劳著称。农村的老师，一半的身份是农民，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他后来转正了。家属有责任田，需要你勤劳为本，勤奋在先，起早贪黑挤时间来时弄地。再说了，老师的工资较低，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没有一点灰色的收入，就得靠养殖和种植填补入不敷出的家用，你想不吃苦行吗？农业投入的产出周期太长，需要你有更大的耐力和耐心，稍不留神，风雨雹霜、旱涝灾害就会造成颗粒无收。所以，农村的老师就是农民，个个都是苦做苦劳的能手行家。
那时是单休日，星期天一到，无论是春夏秋冬，都要去很远的地方采集猪菜，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喂著啊。记得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还是一名老师……
周六，我和邹和昌就约定好了，明天起早去沈阳瓦子窑捡干白菜帮子。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走出不远手脚就冻得猫咬似的，还有70里的路程等着我们来蹬自行车。晚上回来太阳已经落山了，往返180华里，驼回3大麻袋的猪菜，仅仅够猪吃上两个星期。
他家的猪多，每个星期都要去很远的地方弄猪菜。要是遇上顶风雨雪天气，骑不了自行车就得推着走，后半夜才能到家。睡上半宿覚，第二天的教学又开始了。
他的孩子读没有什么起色，勤劳倒是谁也比不了的，这也是他的“财富”遗传。遗憾的是，他的孩子有钱了，手脚也大了。
2006年夏天，已经在沈阳的邹和昌来看我，提起了他的大儿子，有些黯然。用他的话说，“他的屁股后头，总有一帮人跟着他……”他是大款了，借贷款有人找他，大事小情更有人找他，进出饭店酒店……结果被朋友骗了，别人的贷款由他来还，你是担保人嘛。
我劝导他，孩子还年轻，吃一堑长一智吧，来日方长……
我说了，农村的老师就是农民，辛苦是一辈子的事儿。现在好了，邹和昌再也不去弄猪菜了，也算享福了。但他待不住，在沈阳做了几年推销涂料的“买卖”，挣下十几万元，补贴了大儿子的亏空。不幸的是，自己得了轻微的脑血栓。但他依然不肯休息，非要请教我如何给学生辅导作文写作，所以他就来看我。我和盘托出，倾囊相助。后来他没有“任教”，语音有些不清了。
在农村，难道就没有像城市一样清闲的老师吗？有，只有一个！
3 同行诸友（陈锡联事）（2）
3同行诸友（陈锡联事）（2）
这位唯一清闲的老师叫曹国栋，和我是一个生产队的。他是我们队里诸多下放户中的一员，严格说，他是“五七战士”。
我们生产队的下放户都是沈阳来的，有七八户之多。有的是自愿下乡，考虑在城里生活困难，在农村没有钱也能维持。有的是有历史问题被“遣送”过来的，是接受改造，相当于古代的“流放”。有的是“响应”号召，走“五七”道路……李德清属于人口多的“困难户”，回了他的家乡，左邻右舍都是一家子或是亲戚，相互有个照应。
潘德舫，原沈阳第八医院的会计，老家江苏，地主成份。他夫人马杏春与他同乡，旧社会是个标准的千金小姐，大家的闺秀。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是难以在城里立足的，于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被“流放”到农村，也被农村的专政机构列在黑名单里，实行监控，只是没有带上“四类分子”的帽子罢了。他们的工资停发了，粮食关系也变成了农业户，不再到国家的粮食供应站买粮油了，由国家职工蜕变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夫妻俩上了年岁，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只好让他不到16岁的二儿子潘靖远给生产队放牛，人称牛倌。
另外两个孩子都比潘靖远小，去了学校念，我教他们数学和物理化学。他们的大儿子大女儿在沈阳工作，没有随他们一起“流放”，时常过来看望他们一家。
老潘的房前屋后也不能闲置，种些瓜果蔬菜之类，但他们不会管理，甚至分不清社么是野草和韭菜。左邻右舍就帮着他们料理，就像教小孩子“过家家”玩，耐心也细心。邻里们相处得很和谐，那时还没有“和谐”的口号，但农村人做到了。后来，党的政策有了松动，潘德舫和马杏春都变为“五七战士”，腰杆直溜了，被纳入“革命派”的队伍中来。我们住在前后院，南北只隔一条街，相互之间很友好，常常谈论一些别人很“忌讳”的时事。他的大姑爷我们也熟悉，来潘家时我们也有些交流，他说他不相信我就是个农民。他的大姑爷比我稍长几岁，是个微波通讯的工程师，常到我们以东的七星山上的“微波接转站”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顺便就来看看岳父岳母。70年代初没有卫星通讯，北京的电视节目就靠微波接转站来传递信号，对于农民来说，神秘得很。有一次我问他的姑爷，设备的运转的能源是什么？“能源”？让他吃惊不小，他觉得，一个农村人是怎么会说出“能源”这个词汇的？不可思议！于是间，他就把我看成是“不一般”的人物了。同时，我也触犯了他工作的“秘密守则”。他悄声对我说，要我保密，说能源就是当地的电源，说出去怕有人破坏。我笑了，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那么胆大妄为的狂徒。于是他才接着说，除了当地的电源，他们自己有发电的设施，就隐藏在某某山洞里……说过，我也惊愕了，或叫害怕。万一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就是第一嫌疑人。
再后来，他们一家和曹国栋先后回了沈阳，毛主席的“五七”道路走到了终点。事后，我去过几次沈阳，每次都要看望他们。他们老了，过上了清闲的生活，但我想，农村的那段生活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也会不断的闪回。
董魁，沈阳某纺织厂厂长，因涉及共同犯罪也被遣送下乡。他也是解放前这里的老住户，但“流放”不同于衣锦还乡，很是郁闷。后来虽然经过数次上访，甚至找到了东北局的宋任穷，企求平反，无奈犯罪事实清楚，只好作罢。现在依然生活在德盛堡村，年事已高，无所事事了。厂长，对于农民来说那可是个大官了，都觉得他有两套。在生产队群龙无首的混乱时期，他被推为队长，结果让他手忙脚乱，令人大失所望。他慨叹：就是皇上来了，想领导好农民也未必能行啊！
董魁有五男二女，9口之家挤在不到20平米的三间土草房内。看看晚上睡觉的炕，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人头。狭小的房屋俨然是一个特色的囚笼，捆住了他们生活的双手，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那年的五一节就要到了，按照惯例，国家给农民每个人2斤白面。就得说是“给”，虽然是拿自家的玉米来换，还得找差价，不给你到哪去吃面粉啊！也就是说给你指标，“给”就就是一种恩惠，包括“四类分子”所有的农民。
那时我是会计，负责收取粗粮换细粮的玉米和钱款。多数人家都按时把钱粮交到了生产队，就差董魁一家，求人捎信催了几次也无动于衷，我只好亲自登门。
五一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