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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行诸友（一厢情愿）（6）
1998年3月7日，次子未婚妻马娜的母亲病故了。第二天，也就是3月8日我和夫人骑摩托去120华里的大民屯镇腰堡村马家吊唁。
这个村屯我第一次来到，可谓人生地不熟，我也没曾与马娜的父亲谋面。对于我们这对不速之客，在场的那么多亲朋好友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的，都在用猜测的目光审视着我们。在死者遗像前三鞠躬礼毕，回眸间，我愣住了！
原来是一个微笑的面孔，正毕恭毕敬地等在那里。似曾相识，但一时又想不起是哪位“朋友”。
他终于在我疑惑中忍不住了，道了一声“大哥，您不认识我了吗，我是马骏龙啊”。我哪里还会想到，时隔20多年了，我们竟然在这个场面见面。他胖了，胖得难以让我在人地两生的瞬间想到“巧合”这个词汇。我紧紧的握着他那温热的手掌，看得出，他对我的突然出现有些莫名其妙。果然他比我还要疑惑：
“你和他们家，是……”马骏龙试探着我和马娜之间的关系。
“噢，我是马娜对象的父亲啊。”
“是嘛，太好了，太好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他把我让进屋里，并把我介绍给马娜的父亲。到了这时我还蒙在鼓里，还没想起他姓马，我的亲家也姓马。马娜的父亲叫马骏武，他和马骏龙是一个爷爷的孙子！我和马骏龙就成了“先朋友后亲家”啦。
马骏武见我和他弟弟这么熟悉，他和周围的人也都莫名其妙。听过“秋老虎”的往事，无不为我们的情谊加亲情感到“传”。
气象哨解体后，马骏龙凭借博学多才，由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教师，现在大民屯中学教语文，是学年组的组长，骨干教师。他的爱人在大民屯集市经营渔具，收入颇丰。
马骏龙对我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哥哥对女儿的婚事更加踏实了。1998年10月17日，我从北京回来，和马骏武一起在沈阳为他们见证了“婚礼”，我们成了真正的亲家。
2007年10月1日，我和马骏龙再次聚首，参加了马骏武儿子的婚礼。至此，亲情加友情更加浓郁了。
高中毕业后，我经历了6年的农业劳作、6年的教师里程、23年的政府机关工作，任职十几种，历历在目，事事清晰。其中，从事时间最长的就是“新闻”事业了，一共干了16年。
1980年初，我接替前任任承录老师当了广播站的编辑。进了这个门槛，我首先接触的是新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苏桂琴。她善意满面，虚心热情，是新闻写作的大家。同广播局李振玉局长比起来，苏桂琴是菩萨，李振玉就是“恶魔”！
李局长也是个“写手”，擅长写八股文。早年间，也就是“文革”鼎盛时期的前前后后，他就是靠给领导写一些发言稿、讲话稿、总结、报告之类的官样文章出道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得紧跟形势，多看“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才能突出政治，文章才能有深度……于是，凡是不符合他钦定原则的稿件，一律视为废纸一张，扔进纸篓里。当然，在这之前还要遭到他的“批判”，说这样的稿件都不如小学生的作文，说这样的稿件是用手写出来的吗？他是有会必讲话，无论是什么会，业务会他更得讲话。讲话的方式不外乎挖苦、嘲讽、贬损，以此来显示他的尊严与博学。
刚认识李局长，我就遭到他的冷嘲热讽，弄得我一头雾水，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了。
那是我刚刚上任做编辑，我们公社的党委记冯贵清领着我去见我的顶头上司李局长。冯记向李局长介绍说：“小李子底子很好，老高毕业，往后局长多指导啊。”
李局长瞥了我一眼，似笑非笑道：“呵呵，行啊，还高中毕业哪，挺了不起啊。”冯记瞅了瞅李局长，什么也没有往下说，我们就走了。
李局长的文章是“小学生作文”，他确实是小学毕业，就怕别人知道他的“底细”，好象对任何人都怀有“敌意”，因为没有人是小学毕业的。于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个“小肚鸡肠”的化身，尤其是对我的态度不断的升级，甚至是变本加厉。我也毫不退让，和他针锋相对，我怕他什么，我是同志他是领导，你能把我怎样？
在一次学习会上，李局长故意卖弄他的学问，被我当场诘问，揭穿了他的“伪说”，弄得他气急败坏，尴尬至极。
会上，他挖苦我们不注重学习，眼前常用的字词往往都不会写，并胸有成竹地问大家：“‘尴尬’两个字，你们有谁会写？”
他问过，没有人回答。即使有人会写，谁会在这个时候说自己会写啊，你就老老实实听他的说教就是了。李局长嘿嘿地笑了，继续挖苦我们：“这会知道自己尴尬了吧！”说罢，拿起粉笔转身面向黑板。
说实话，这两个字能够写出来的实在不多，都等着李局长赐教，会场上鸦雀无声。
李局长写完了“尴尬”，他自己尴尬了，怎么看怎么不像“尴尬”。这时，我想起他对的蔑视和嘲讽，忍不住了。
“李局长，您写的是‘尴尬’吗？”
他无言以对，引起一片笑声。
后来，我反复的琢磨，终于得出了他敌视我的另外一个原因。
李局长值得我佩服，小学文化能提高到这样程度实在是难能可贵，而且还写一手好字，法的功夫令人折服。
他儿子的心计和他差远了，虽说念得也不多，但后天却不像李局长那么努力。不过，小李人很厚道，没有半点高官的架子。老子看儿子不行事，就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当了广播局的司机。这倒好，儿子开车，老子坐车，倒也和谐得很。小李子论个头，论相貌无可挑剔，德行也没的说，就差头脑。李局长为了他的对象没少思谋，在广播圈子里，也有不少他看上眼的女孩，其中之一就是我当红人的那个。无奈一厢情愿，让他的梦想成了瞎想，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俗话说，一家女百家求，她愿意嫁给他，与我何干？红人我当了，这既不违法又合天理，你怎么把“闺怨”嫁祸于我啊？于是，我就成了他的冤家，眼中钉和肉中刺。那几年，李局长牵头到各个乡镇做年终检查考评，我们乡年年倒数第一！但乡里的领导对我这个“成绩”毫不在意，还对我竖起大拇指，因为我发表在省市报刊上的新闻稿件比全新民市的总和还多。李局长的“一厢情愿”丝毫无损我和我们乡的知名度，反倒让人觉得他心胸狭隘，公报“私仇”。
我愿意和他说话，没有什么好话，爱咋咋的。其他人则不同了，尤其是广播局他手下的职工……
3 同行诸友（冷暖人间）（7）
3同行诸友（冷暖人间）（7）
各乡镇广播站的编辑们，来自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岗位，文化程度更是参差不齐。作为市广播站的总编辑的苏桂琴有些忧心忡忡，在她的的主导和主持下，每个月都有一次学习会，以提高大家的写作能力和水平。其实，学习会也是互相借鉴共同提高的讨论会，大家各抒己见，“百花齐放”。
“我们是同行，好的稿件我评论得不一定中肯，所未有欠缺的稿件，也许是我的偏见和误识，我们的目的不是评头品足，而是互相学习……”
这就是她每个月例会的宗旨，和她同大家相处的立足点。这样的肺腑之言，她得偷偷地说，在李局长不在的时候说，否则就会被他批评一顿，说她收买人心自立山头。
市县广播局和他领导下的广播站，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绝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这种认知是正确的，也是苏桂琴与李局长的矛盾所在。李局长唯恐自己管辖的范围缩小，影响力被边缘化，所以学习会他每会必到，到会必讲，讲必卖弄。所以，他的形象越来越矮，威信越来越低，脾气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深，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广播局，没有一个人不在背后议论他的，甚至是他的副手。于是间，很多有背景的人，纷纷作鸟兽散，剩下的人出工不出力，只有苏桂琴苦苦地支撑着。
1991年起，苏桂琴升任为广播电台台长，但她仍然经常下乡干记者采访的苦差事，可谓兢兢业业。1974年，她特意来找我，要我协助她去电台工作。我就以年龄偏大，行动迟缓为由谢绝了。后来她又让我坐班当责任编辑，也被我以眼力不济推脱了。再后来，她又找我，我终于实话相告。
我有三个孩子都在读，电台那些工资能供得起他们吗？好在夫人有几亩责任田，能解决一家人吃饭的问题，离开土地就离开了生活的根基。再说了，假如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谁来关照督促孩子们学习？思来想去，苏桂琴只好以遗憾作罢。
她没有因为我的拒绝而断了到罗家房的脚步，时常来看看我。我向她推荐兴隆堡的编辑段连河到电台工作，她采纳了。
段连河年轻机敏，对新闻事业很专注很热心。年轻是他的优势，也是相对的劣势，缺乏交际艺术吧。经过一个时段的磨合，段连河的业务有了很大的突破，不足的地方也得到很大的填补，很快成了一名干练的记者。用苏桂琴的话说，他是新闻战线的得力干将。
苏桂琴比我小一岁，她的爱人历会芳是我同学历会祥的弟弟。她叫我李大哥心悦诚服，我们也是半个老乡吧。
一次，堂堂的电台台长、新闻记者却被地头蛇给纠缠住了。情急之下，她想起了我，打电话要我过去解围。那时我不在广播系统了，下海当厂长。
事情是这样的——
三道岗子乡粮库在公路上晒粮食，本来就不对，但粮食部门是老大，谁都惹不起的主。苏桂琴的采访车经过这里时，尽管紧靠路边行驶，但还是轧了粮食。粮库耍起了大牌，非让她们赔偿损失不可，否则人车俱扣！
所话说的好：清官难逃狡猾吏，强龙难压地头蛇。无可奈何，好说歹说，粮库最后只答应先放一个人去取钱，其他人和车不准动一步！
苏桂琴只身打车来罗家房找我，两个乡镇相距20多华里。我们乡政府的车都不在家，我只好借银行的车一用。
到了三道岗子乡政府，苗记、郭志彪乡长正好都在，是刚从新民开会回来的。大家见了面，情况很快得到了逆转。
粮库在公路上晒粮食本身就是违章，强行扣人扣车属于违法行为，两位领导对此再三表示歉意。只不过还有点遗憾，我对苏桂琴和两位领导说：“可惜了，要不是记乡长出面，今天的负面新闻就不会泡汤了。”说罢，大家都笑了。
我和郭志彪本来就是要好的同学，今天他不会放过我，也为了答谢免除被曝光之灾，晚上他埋单了。
苏桂琴原来在这个乡的广播站做播音员了，今天旧地重游不但没有兴致，反而窝了一肚子的火，有些不那么痛快。这就苦了我了，怎么说也得让她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吧，谁让我是她的大哥了。
酒桌上，我借题发挥，向他们各位“卖鞋”，逼着他们买，我就是鞋厂的厂长嘛。我从来没有白送给谁鞋，这次送给她一双，新出厂的新款，当然，我按规定自掏腰包，成本价。
苏桂琴终于“破涕为笑”了，不是因为那双鞋，而是我对她的慰藉。情至真处苦也甜，那是任何物质都难以刺激出来的回馈，印证冷暖人间。
1997年末，苏桂琴被市委调任到“新民市报报社”，任社长。1998年秋，我去北京前专程和她作别。她约了一些好友为我送别，我也彻底地告别了以她为标志的“广播事业”，也告别了我工作的历程。
在去北京的12次列车上，我浮想联翩，我坚信朋友的路永远都不会走完。想起我这些年来的同僚密友，个个历历在目，心又回到从前，也有无尽的挂念……
3 同僚密友（结义不义）（1）
3同僚密友（结义不义）（1）
同僚，字典上指的是，在一个衙门当差的官吏。官吏有别，官是首长，州官、府官、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市长、县长吧。在官的属下当差的便是吏了，我就是那吏的一类了。“清官难逃狡猾吏”一说，就是官与吏分野的佐证，也道出了官吏之间某种冲突与利害之关系。现如今某些官所以怕吏，倒不是吏的狡猾而是官之不清。
1998年末，乡镇政府机构有了很大的变数，“老的”退下来一大批，“提前离岗休息”了，我在其中。“庸的”被摘下了乌纱帽，“告吏还乡”。刹那间，臃肿的机构立时消瘦下来，许多“肥差”出了空缺，当官者发财的天赐良机有一次光顾他们。
一心想捞肥差的，只要破费一点，当官的绝对让你如愿以偿。大家都这么想，为官的能不这么想吗？可是，不如人愿的是，当政的那个高官太傻了，傻透腔了，所有顺理成章的事都“倒反天干”，叫你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还没等有人出来活动活动，那个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