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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如此这般的花天酒地纵欲行乐就没有管管吗？
我还问你呢，谁来管？管谁呢？老鸹落在猪身上，彼此一样黑，大官大耍，小官小耍，“臭是一窝，烂是一块”，臭味相投，谁也不嫌弃谁。耍谁呢？老百姓！有道是：“群众气得怨声载道，酒店乐得鸣鞭放炮”，“有人欢乐有人愁，有人做马有人牛”。牛，村干部真牛！
于是乎，有几个村干部看出了这里的无限商机，自己开了酒店，一条龙地作威作福，其乐融融，其乐也无穷。
翻开个个债台高筑的欠债村的账簿，你是看不到一笔“吃喝玩，贪占送”的开销的。这些开销数额巨大，却不显山露水，其中自有门道，变通就是通则，就是法宝，＇＇人人都掌握得纯熟干练。对此，上面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甚或他们就是授予变通技巧的大师，瞒天过海的教练，休戚与共的连体，不一而足。
众所公认，多年来，杨焕杰没有一张饭店的条据在饭店那里“扣押”，没有一次“随大溜”或单独去领导那里拜年、“燎锅底”……我曾问过他，“你就不怕丢官吗？”
他说：“全村2000多口人不怕的事，为什么唯独我自己害怕？”
这回答太深刻了，可见他真的是“另类村官”。
或许是惺惺相惜吧，他很敬重我：“大哥，你这个人了不起，太随和了，乡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当面背后没有说你孬的……”
我笑了：“你随和吗？不吃不喝，不玩不送，绝对没有说你坏话的。”
我们这号人实在没有什么别的“乐趣”，只能是孤芳自赏和相互吹捧了，但我们笑得很惬意，很开心。
1999年12月底，我从北京回单位办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幸运的见到了杨焕杰。上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谈话，也是一次没有酒水没有肴馔的“精神会餐”，但却无比的香甜。
村里的干部像杨焕杰这样的也还有，只是为数不多。按我的标准，村干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干部”，一类是“业余干部”。
业余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下台后照样活得很好，且无怨无悔。业余干部为什么会下台？原因的差距很大，有的是自作自受，有的是败在宗族派系上。有的是自己自愿解甲归田，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或者说，他们“处人待事”很外行，很业余。这些干部口碑都很好，治家也是内行，官方认为“保守”不新潮……
职业干部和业余干部恰恰相反，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一干就是十几年，还有几十年的，就像皇上。有的儿子接着老子继续干，世袭了，好像不当干部就活不了似的。事实也真是如此，“在位就富，下台就穷”。其实这些人就是社会上的混混，混社会，社会养了这么一帮混混。他们“头脑灵活，手脚笨拙”，“干啥啥不会，吃啥啥都香”；是“不拿白不拿，拿了不白拿”，“不吃白不吃，吃了不白吃，白吃谁不吃”那一族人，厌弃得很……
这也是“另类村官”吧！
5 同道挚友（久别重逢）（1）
5同道挚友（久别重逢）（1）
什么是同道？我认定为“人生之道”。给我生存以勇气，生活以快乐，生机以能量的，都是我挚诚挚爱的挚友。同窗、同队、同行、同僚，都在同道之列。他们和我一样有自己的“鸿鹄之志”，也和我一样走实现自己的人生之道。我也常和他们在一起“论道”，没有什么最终满意的结论，倒是留下一个很难解释的怪题：有没有同道的人生。时至今日，我终于清楚，同道人生处处有。
小学的时候我和他是同学，学校里我们又是同行，文字中我们是文友，他也是和我探讨“同道人生”最多的人，他就是陈日久。
陈日久与我同庚，生日在我之后。小学毕业后，他没有升入初中，因为他是个“坏学生”。他说老师给他的毕业鉴定一塌糊涂，这和我的如出一辙了，学习再好也没有升学的机缘。可悲啊，这么小的孩子就是“坏孩子”了，我至今不能理解，大概是那时候太“政治化”了吧，连年幼的孩子都不放过，被“政治”了。
些不说他怎么个坏法，就年龄而言，他能反共还是能破坏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老师不得意他，成了师道尊严的牺牲品，没等展开翅膀就沉落了。
虽然我们是小学的同学，但相处的时间很短，我不是随父亲的调转而“四处流浪”嘛，而且我们不住在一个屯子里。直到我高中毕业后到乡里工作了，才有更多的机会见到他，都当老师的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任教。
陈日久患有先天性的“腰病”，干不了繁重的庄稼活，早年就在101国道（当年叫沈承公路，沈阳到承德）和辽德公路（辽中到德盛堡）的交汇处，开一个小小的修车点，主要是修理自行车。他白天修车，晚上看学习，想闯出一条人生之路。70年代处，他曾写出一个大部头的小说，送到出版社很快就退稿了。理由很简单，只有几个字：文笔可以，人情味太浓了，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
毋庸讳言，阶级斗争的年代能有什么好的文学作品？又有哪个作家真心去写阶级斗争？纯文学的东西在那个时代弱不禁风，纯文学人在那个年代更经不起风吹雨打，一腔热血就这样被冻结了。但是，就凭“文笔可以”，他的作品足以证明他的价值所在，足以引起很多人对他的“高看”，都把他看作是个农民自己的作家啦。
那时候我没有写作，但我有那个“花心”，自然会闻风而动，去拜见我的老同学。我们谈论的话题除了他的大作，更多的就是人生之道。他对写作的“失败”很是失意，也很茫然。我也觉得走这条路太狭窄太坎坷，就劝他莫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退到哪里？我们达成了共识，以该行为先导，把希望依托于下一代……
果然，陈日久凭借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功底改弦更张了，当上了民办老师。三年后，通过考试，他和妻子刘碧霞同时转正为公办教师，泥饭碗变成了铁饭碗，自己的人生之路走上了正轨。从教期间，陈日久博览群，写下了许多教改方面的论文，他的成果得到省市有关部门的肯定与推广。1993年，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精心地辅导下，同时考入中专学校，实现了他寄希望于下一代的的愿景。1998年，无党派人士的陈日久被选为新民市政协委员。
我在乡政府上班，他在学校教，平素很少有时间见面。但到了彼此“关键”时刻，我们会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1987年，那是我经济危机的时刻，大儿子在吉林大学读大二，二儿子刚考入省重点高中，小女儿正在念初三，个个都是花钱的大户，弄得我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更为要命的是，这时我家的房子年久失修，眼看就要坍塌了，也就没有修缮的价值了，逼着我扒倒重建。
那个年月，别人家盖三间房子至少要花去1万元，而我的房子只用了3650元，笔笔费用我都有帐可查。扒房子重建宜早不宜迟，雨季怎么施工啊？更害怕连阴雨冲倒了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那时候我手里只有500元钱，其余的就得靠亲友帮助了。我是个不爱张嘴的人，跟人借钱走到半路就回来过两次，难哪。但没有钱拿什么建房啊？我又厚着脸皮出去了。
刚走出村子，我又回来了……
我真没有想到，陈日久来给我送钱，我也没打算和他借钱，知道他和我一样靠工资过日子，没有太多的闲钱。
陈日久解决了我近三分之一的建房款，之后我又从银行贷款500元，勉强在雨季来临之前把房子建完。两年后，我还完了所有的欠款，先是银行的，最后是陈日久的。
早些年，陈日久一直为自己的理想和生活打拼着，加之他身体不是那么健壮，婚姻也一直在拖延中等待。在农村，他是少有的晚婚典型，他的孩子比我的孩子就小得多。我的孩子上大学高中了，他的孩子才上初中。我的三个孩子在初中时有好多好多的课外图，都是我出差时口挪肚攒的见证。有的是从沈阳买回来的，也有的是去北京带回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我念初中的时候留下来的，每册每本都有一个奋发学习的小故事在其中，值得我珍惜与珍藏。1988年暑假，经我整理，一共两大袋子都送给了他的孩子们。他的孩子很听话的，我对他们也很有信心，所以我也把我多年教育辅导孩子的做法与“经验”一起送给了他们夫妇。
记得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这样一篇课文：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战士爱枪又爱炮，学生爱的是和笔……我赠送他们这么多的，一下子把孩子的精力吸引过来。他们很快从玩童过渡到“童”中来。
他们夫妇不愧是园丁，顺势鼓励孩子：“李伯伯家的哥哥姐姐，就是靠这些考上高中大学的，你们可得向他们学习啊。”
为着改变我们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我做了很多让陈日久到乡政府来工作的努力，比如到文化站当个站长什么的，适合他。开始他还挺配合我的，不久又改变了主意。
他看到我们的工作很“辛苦”，下乡蹲点是家常便饭，吃住都在村上，很艰苦的。陈日久有胃病，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再有就是上班也很远。所以，我的努力只好半途而废了。我本想和他一起走“人生”之路，不想刚刚启动就告吹了。
“志同道合”没有错，但同“道”实在是难以实现了。这如同非洲草原上“同路而行，同地而眠”的斑马，看上去那斑纹一道一道一模一样，实际上，没有同样斑纹的斑马，相像就是“同类”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文学分野，吴纯就是我的同道文友了。
吴纯比我小很多，有十来岁吧，但他比我先到乡政府工作几年，在电影放映站做放映员。他是我在乡政府里最先认识的人，因为他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吴义纯弟弟。他能干上这个差事，是他哥哥对他鼎力相助苦苦“举荐”的结果。
吴义纯是乡卫生院的大夫，和那时公社的一位大员“关系不错”，就极力地推荐吴纯做“文化工作”。吴纯的绘画很出色，胜任做电影的“广告”，于世，“举荐”很快就一蹴而就。
没过多久，吴纯在我任广播站编辑的时候，他当上了文化站站长，我们的文化交流便开篇了。他最吸引我眼球的是绘画，尤其是玻璃画，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好多人为了求得一幅玻璃画，至少要等上几个月，甚至是一年。我的内弟结婚的时候，就是他给炕柜画的玻璃画，至今依然夺目如初。
有那么一天，我突然发现一个秘密，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惊喜，吴纯不仅仅是个“画家”，而且还是个诗人！他的处女作赫然间出现在沈阳日报上。“一诗惊四座”，引起一个不小的轰动，也使我走上创作之路。
在这以前，除了我，我们那里没有谁的文字见诸报端，我的文字也仅仅是新闻之类的，极少部分是报告文学。他的诗，无疑是个划时代的产物，开启了我们地区文学园地的新篇章。
他不想做个平庸的，尸位素餐名不副实的文化站站长，力求名副其实。于是，吴纯潜心写作，终于有了可喜的成果，终于有了他实现梦想的根基——成立“文学社”，那时就叫“新星”。因为我们乡叫以前叫“新兴公社”，文学社就以“新星”为名应运而生了。
文学社刚成立时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我很惭愧，我不能算“文学人”，就和他学习有关文学创作的基本功。我还没有入门，“新星”的土壤又有一颗新星崭露头角，她叫王玉娥。王玉娥是写小说的女孩，20多岁，高中毕业后待业。其实，农村的青年无所谓“待业”，毕业就失业很正常。由此，文学社的文学氛围愈加浓重了，相继，段景汇、陈日久、周岐山、朱尚泉等十来个文学爱好者先后走进“新星”的队列，文学创作在我们那里蒸蒸日上如火如荼。
大约1年以后，我的散文《庄稼院的门与路》刊发在沈阳日报上，继而散文诗、寓言等文学作品开始散见报刊上。与此同时，吴纯的诗画不时地获奖，“新星”也如日中天，引起文化部门和诸多媒体的关注。
为了提高“新星”的品味，在吴纯的倡导下，我们一起去了沈阳日报，辽宁日报（农村版）请副刊编辑来讲课。
那是夏天，辽宁日报的贾恩禾，沈阳日报诗人解明、胡中惠前来我们乡讲课，受益匪浅。之后，著名作家马加不顾年迈也来看望鼓励他的家乡文学爱好者，是我们的创作之路越走越宽广明亮。
一年后，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能力，吴纯被调到新民文化馆任创作员。不久，他又从新民调到沈阳群众艺术馆，工作至今。其间，吴纯的作品难以数计了，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遗憾的是，自从他去了沈阳，我们一直没有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