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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到家很晚，太阳早就西落了，家家都亮起了灯。一路上就听说今天中考已经发榜了，但我真的不敢向学校打听任何消息。走进大门时，就听见屋子里有人在唧唧喳喳地谈唠，听声音是孩子的妈妈和我的母亲。我想，她们一定是知道了什么消息，说话的语气不像是平时的闲聊，忽而声高忽而齐声。我屏住气仔细地听着，孩子的妈妈说：“要是考不上，来年就得复课了，光是复课费学校就要收一百五六十元呢。”“哈哈，这回省下了，你们也不用担心了。”母亲朗朗地笑着。直到这时我的心才算落了地，才知道孩子兑现了他说的话。
孩子中考的分数不是很理想，属于“压线”档次的，记得是525分。那年新民重点高中计划录取6个班共300名新生，没有一个自费生，但多录取了60名。多录取的60名等加试完体育，再把体育分和文化课分数加在一起作为总分，最后录取前300名。大孩子文化课的考分在360名学生中排在第295名左右，也就是说体育考得不好他就会名落孙山了。
得知他的考试结果时是很欣喜的，但面对严峻的体育加试又忧心忡忡起来，天知道他会加试得怎样？何况他是个小个子……
喜忧参半的日子更加令人难熬，甚至是夜不成寐。
加试体育的日子到了，我哪能不陪他到新民？为了能省下点住宿的费用，我们住在了离学校不远的气象站，那里的同志和领导都很支持我，对我们十分的热情。
气象站二楼的办公室里，有几张床是给值班人员休息的，让给了我们，但蚊帐只有一个。为了不影响孩子休息，我只好任由蚊子叮咬了。一夜过后，我的脸上腿上无处不是红包，回到家孩子们都不认得我了，成了红脸关公。
大孩子年龄小个子又矮，在班级是个打排头的主儿。加试体育的头一天晚上，我领着他去见我一位很要好的高中老师的家里，询问一下相关的事宜。这位老师姓赵，是从罗家房中学调去的，他的爱人是我初中的同学。本想让孩子得到他的关照与鼓励，但适得其反了。
他听我说了有关孩子考分等一些情况后，又看了孩子的身体现状，直言不讳地说：“我看他够戗。”当时我的脑袋就“嗡”的一声，我这不是弄巧成拙了吗？可我当孩子的面还得硬挺着给他打气：“赵老师，体育加试问题不大，会取得好成绩的。”我还说“自己的孩子我自己知道，他升学后潜力很大，没有什么问题的。”
从赵老师家出来，我又是一番战前动员和激励，孩子也鼓足了劲，决心在明天拼死一搏。可能是赵老师的话把他给激怒了……
体育加试一共三个项目，跳远、800米中跑和引体向上。考试的操场内不许家长进入，我只好在场外“隔岸观火”。
对引体向上我有很大的把握，他果然得了个满分。其他两项他发挥得也很好，三项加在一起一共得了59。6分，满分为60分。这样的结果让我们很是兴奋，入学基板上已成为定局。
体育加试的分数相差太悬殊了，最少的只得了20几分。许多文化课分数本来很高的学生，被体育分拉下了马，理想霎时间烟消灰灭。这种不很合理的体育加试持续了许多年，不知道害苦了多少孩子和家长。重视体育是应该的，但高中学校不是体育竞技学校，有哪个必要吗？如此重视葬送了多少“科技”型的人才？断送了多少青少年的美好前程？
和大孩子一个学校的一个女生，原本文化课的分数比他高20多分，但体育分太低了，没有考上重点高中。考试结束后，她是和父亲一路哭着回家的，我看了心里很酸，也很悲哀，就像自己的孩子落了榜。
大孩子李靖不是靠“水大泡倒墙”升学的，我坚信他的智能和潜能会得到有效地发挥。入学后的第一次期中考试，他的成绩就从入学时的倒数第几名，一跃为全校的第22名。到了高三，每次考试都在前五名，最后一次考试全校第一。在高中的时候，他曾获得全国物理、数学竞赛优胜奖的成绩。毕业后考上了吉林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孩子的聪明和好学上进，母亲是知道的。自从上了高中，她就更是忘记一切困苦，为了他迈进大学的门槛不惜“赴汤蹈火”。她也像一只飞蛾，见到一点光明就不顾自己而去“扑火”。这次和我去铁岭，就有一点悲壮的色彩啊。
到了铁岭才知道，由于孵化的原因，最后一批鹅雏得等到明天早上才能孵化出壳。尽管洪水情势紧急，我们也只好住在畜牧研究所了。
研究所的院内就有招待所，食宿很是方便，其他几个买鹅雏的人也都住在那了。一夜里惦记着孩子，她说什么也不能入睡，天一亮就直奔孵化室看看究竟。
研究所的宁所长对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很是热情，帮着我们选定了鹅雏，又联系了一辆去沈阳的汽车。太好了，我们乘汽车到新城子下车可以少走一百多里路。
鹅雏有她精心地侍养，直到产蛋也没损失一只。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养鹅的辛苦比去铁岭还要多付出几倍。
养鹅，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新兴的产业，不懂不熟的地方比比皆是。去铁岭回来路过新城子的时候，我特意买了几本有关的籍。相继，又从沈阳、新民买回很多相关的图。中内容一致的就参照去做，有出入的就得参考比较和摸索了，多了许多谨慎和揣摩，一招不慎全盘皆输。
鹅需要放牧。这不但但是为了节省食料，更重要的是促进生理发育和新陈代谢。放鹅是很辛苦的，起早贪黑风来雨去，天天如此。一天不放或者晚出去一会，它们就要叫个不停，吵得你心烦意乱，左邻右舍都跟着你闹心。
鹅很淘气也很野性，专门去水多的地方觅食。到了晚上该回家的时候，你不赶它它绝不会自动回家。那时天渐渐地冷了，堤内堤外洪涝的积水已经结成一层薄冰。这时的鹅更不听从你的驱使了，呆在有冰的地方一动不动。没有办法，我只好脱下衣服游泳过去赶鹅。
第二年5月，鹅开始产蛋了。鹅蛋卖给人家食用就赔本了，只有浮化成鹅雏才能挣钱。产蛋高峰期（60只鹅有48只母鹅12只公鹅）每天课产蛋40多枚，孵化任务相当的艰巨。孵化不过来就要去卖种蛋，走街串巷十分辛苦，孵化鹅雏更辛苦。
我们利用水温孵化，满炕都是鹅蛋，无论是白天还是夜间都必须有一个人值守。稍不注意，水温低了高了都会前功尽弃，血本无归。鹅雏孵化出来了，就得立即去卖，下一批鹅蛋还等着你孵化呢。就这样“顶针续麻”，三五天就有一批鹅雏问世。我们俩像走马灯那样，一连三四个月浸泡在育鹅雏的繁忙之中，时常是脸顾不上洗饭顾不上吃。白天我还要上班，晚上就得多比她睡一会。于是，她就成了抱窝的老母鸡，熬得脸色苍白，眼圈发黑。因为她不能按时吃饭，夜深人静的时候就饥饿难忍。还好，孵化3天照出来的“实蛋”便是我们的夜宵了。实蛋，就是无精卵或者是弱精卵，是不能孵化出鹅雏来的，我们就煮着吃。但是，能吃得了那么多的实蛋吗？只好腌上做咸鹅蛋，足足腌了一小缸，过个“鹅蛋年”。
2 我的一家（偿还外债）（8）
2我的一家（偿还外债）（8）
对于鹅，我们不敢有一时一丝的疏忽，从鹅雏到成鹅，从产蛋到孵化，不仅要天天地守候着，还得天天地看做养殖记录，天天地预防鹅病……同我们一起去铁岭买鹅雏的几位“鹅友”，之间的信往来一直没有间断过，相互沟通饲养和销售的信息。可惜的是，他们都赔了。赔的原因一是成活率低，防病治病有问题。二是饲养不科学，产蛋率低、产蛋期很短，蛋料比偏高。对此我们怎么能粗心大意，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嘛。
第二年我们有养了一年的鹅，只剩下20几只了，其余的都做了处理，实在是操劳不起了。年末，全部处理掉了，我们才从养鹅中解脱出来。两年一共挣了1500多元，比起其他养鹅户来说，我们是最幸运的了。
俗话说得好，“‘搬不倒’尖尖腚，什么人什么命”，她认为自己一辈子就是挨累的命。她就像“脱钩的鱼又被网打”，难逃挨累的劫数。前脚卖了鹅，紧接着我们就着手盖新房子。
这次盖新房不同上次了，要盖一个“宽敞明亮”的砖瓦房。这个时候父母住我们原来的那个小草房，我们住小草房前院的老房子。老房子也是两间土草房，眼看就要坍塌了，雨季一到我就担心它倒塌。二则也想，孩子大了，都念大学了，日后有个对象回来住在哪啊？三是后院的房子也不行了，父母还没有住过砖瓦房……
可是，我“心高力薄”，要实现这个目标还得奉行“节俭办事，卖力为是”的原则。
从扒倒旧房开始，到挖地槽、打石头底子地基等全是我们俩自己动手做，没求一个工。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就开始搬弄砖瓦石块，晚上太阳落了才收工作罢。煮好了一大盆秫米饭，饿了就吃，吃饱了再干。腰酸得直不起来就蹲在地上干，手磨出了水泡就戴上手套坚持。从1987年的5月31日起，到8月7日为止，新房终于落成了。我的一件灰紫色的衬衫和一条灰黑色的裤子，在劳动中成了破碎的补丁。脸晒得黝黑，满手都是老茧，十个指头的指甲被砖头石块磨得光秃秃的了，被水泥和石灰腐蚀得成了扁平的形状了，像似严重的缺乏营养。长时间的重体力劳作，手指头伸不直了，腰也挺不直了，浑身上下比扒一层皮还难受。
建房过程中，每花掉一分钱我都一笔不落地记上，竣工后一共花了3650元，包括吃喝在内。砖，剩下十几块；石头一块没剩；水泥剩了不到5公斤，被二哥李巨元要去了。也就是说，所有的原材料均在计划之内，没多花钱，没浪费一个工时，没浪费一分钱。新房建好后，父母便从后院搬了过来，住在西屋。
建房的各项费用花净了我们的“积蓄”，还欠下了1500元的饥荒：经董向志手借银行500元，孩子大姑家500元，陈日久借给我500元。
父亲原打算把后院自己的房子翻盖一下，后来经过我的说服改变了主意，把他那准备盖房子的1000元投入到我的新房上。由此不难看出，我的“积蓄”只不过是1000元而已，这还叫做积蓄吗？所以，我就得“节俭办事，卖力为是”——
原来旧房上的木料、石头、石棉瓦，全数用在新房上，要是别人家都不会再利用的，新房嘛。旧窗户上的玻璃够大的一块也没扔掉，都用在新窗户上了，新窗户也是这么设计的，能将就旧料。照明的灯头、电线也因陋就简，物尽其用，只花了26元买了些新电线作补充。用电线路是我自己设计安装的，用不起电工。一般人家，仅是电这一项花去1000元都不足为。
我们这趟街，我没建新房之前，只有两家还住在旧房中，其中就有我们一家。很多亲戚朋友都打听我什么时候盖新房，他们好来为我上梁挂彩，我都一一婉言谢绝了，尽管他们都欠我的人情债。到了上梁的那天，我们家没有放鞭炮，也没有设置宴席，只有一副对联贴在门框上。我清楚的记得：
上联是：待子女皆成才定设喜宴
下联为：等乡邻都建房再鸣金鞭
在农村，孩子生日、爹娘寿诞、乔迁新居、娶媳妇、发送老人……都要张张罗罗地操办一番。近些年来更是“变本加厉”了，青年参军、子女升学、店铺开张、甚至老母猪下崽都得热闹热闹，宴请的理由俯首即是，让你接应不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都毫不例外地紧跟这个潮流，乡村一级的大大小小干部们就是这个弄潮儿！他们有利可图，一本万利，甚或是无本万利，即可借机敛财，又可抬举自己，四面威风八面得意。老百姓想在“面子”上同人家扯平，拉近距离，殊不知只有他们自己才讲究“礼尚往来”，和官员们扯这套那是白日说梦。吃喝的耗费，全是浪费，老百姓对此是赔本的买卖，万万不可与人家同日而语。
我从来就不赶这个时尚，跟随这个潮流，我行我素。所以我不会在这上“赔本”，是则是从内心上对它厌恶，从来不做自己不情愿的事。
这年房子还没有建完，二儿子李昊就考上了新民重点高中。花钱的渠道一条连着一条，进钱的大门却个个关着。这还得了！
孩子的妈妈顾不得劳累，决意要靠绣花偿还外债和供孩子们念。
1987年下学期，大儿子李靖开学时只带走了250元钱，要维持一个学期的生活和学习的花销。李昊升学也像我盖房子似的“可汤下面”，没有一分钱的“余头”。他开学时没有人送他去新民，关键就是我心疼那几块钱的往返路费。李靖开学后星期天当家教，去工地挖地沟，借以补贴财政的紧张。一家人都在为这个新房欠下的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