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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有一些影影绰绰的人，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好像我们开长途车时见过的那些在路边卖土特产的当地农民。
我拼命朝前跑。
突然，有一个陌生的女人站在我的面前。我记得十分清楚，她的脸上有一颗黑痣，在左嘴角上边。
她大声喊：“齐德东！”
“你叫谁？”
“叫你啊。”
“我姓周！”我感觉这个“齐”姓加在我身上很不舒服。
“你就是齐德东。”
“你是谁？”
“我是你老婆啊！”
我愣住了。她虽然把我的姓说错了，但是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觉得她还是有点来头。
“我一直都在找你！你怎么连家都不要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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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错人了。”我说。回头看，那条恶狗已经不见了。
她拉起我的手抚摸着，眼泪落下来，一边叹气一边说：“你离家出走都三年了。你一定是得了失忆症。”
“你叫什么？”
“我叫齐红——你老婆！”
“咱家住在哪里？”
“咱家住在齐村啊。”
“咱家有……孩子吗？”
“河子，江子，海子，你都忘了？我一个人供不起他们上学，他们都在家种地呢。”
我的内心感到极度恐惧。
“走吧，咱们回家。”她擦擦眼泪说。
“咱家离这里远吗？”
“十几里路。”
我就跟她走了。
我有一种直觉：她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在表演。
一路上，她讲起了我坎坷的童年。漏雨的土屋，补丁的裤子，不充足的饭菜，没有光亮的前途……
她讲起了我跟她结婚后的贫穷岁月。她说我初中二年级都没有读完，没有文化，惟一的本事是种地。我家的那几亩薄田收成总是不好，一年到头没有一分零花钱。养了两头猪，辛辛苦苦刚刚养大却都死了……
她讲起了我衰老的父母。她说我妈是气管炎，整天坐在炕上像一个泥塑，呼吸成了她一项艰难的劳动；她说我爸得了老年痴呆症，天天坐在院子里望天……
我好像在听一个有几分熟悉的噩梦。
我记得我的太太叫巴槐，一个爱吃鱼的女子。她做贸易，年纪轻轻就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她跟我结婚后，我们买了楼，买了车。接着，她在出版社给我自费出了一本书，花钱请知名评论家给我写了数不清的文章，又买通电视、报纸、广播把我包装成了一个公众人物……
遇到了巴槐，我才知道我是一块金子，是她把我的价值发掘出来。现在，我到处签名售书，搞演讲，到处都是鲜花和掌声……
我怎么就只会种地呢？
越接近那个村子，我心中的恐惧越来越强烈。
终于，这个叫齐红的女人领我走到了一座破败的农家院落，我感到这户人家真的十分熟悉，也好像在一个很遥远的梦中出现过。
突然，我听到狗的叫声。
“这是谁家的狗？”我警觉地问。
她说：“咱家的狗啊。就是它把你领回来的呀。”
我跨进院子后，果然看见一条狗虎视眈眈地站在树荫下。我一下就呆住了，在我身后追赶我的就是这条恶狗！
我恐惧地快步走进房门。
在昏暗的光线中，我看见了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老头子，他们的长相十分陌生，他们默然看着我，一言不发。还有三个衣衫褴褛的孩子，他们见了我，都停止了嬉闹，愣愣地站在那里。
“看看，你的孩子。”齐红说。
“这就是你的父母。”她又说。
我的眼睛扫到屋子的一角，瞪大了眼睛——在酸菜缸的阴影中，趴着我的太太巴槐！她漂亮的嘴上长出了几根胡须，双眸闪着幽幽的绿光。她懒洋洋地看了我一眼，就心不在焉地闭上
了眼睛。
齐红说：“你看，咱家的猫都不认识你了！”
……我猛地从这个噩梦中醒来，抬头看见太太巴槐正在灯下吃鱼，嘴角还粘着一根鱼刺。她说：“你不睡觉看什么？”
（我不怕世人骂。我坚持认为梦中的那条狗该杀掉。）
《晚报》有一个人采访我。
他长得高高大大，不像一个记者，更像一个摔跤运动员。
当时，我和他坐在一辆车上，那车朝着幽深的远方行驶。
本来那辆车就很狭小，他一个人占据了很大的空间。在黑暗中我有点透不出气来。而且那辆车密封很严，没有一丝缝隙。
他没有问“为什么写恐怖小说”之类的问题，而是问了我一个很古怪的问题：“假如，你和另外一个人，只有一个生的机会，而你有选择权，你怎么办？”
这个问题让我卡了壳。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绝问：“假如你的爱人和孩子同时落进了水中，你只能救一个，你救哪一
个？”
如果我把生的机会让给另一个人，那么我就只有死。我热爱生命，不会这样放弃。
如果我把生的机会留给我，让另一个人去死，那么我就是一个恶人。
我痛苦地闭上眼睛，寻求人性的答案。
假如，那个人是个孩子，或者是个孕妇，那么我也许会……
假如，那个人是个政客，或者是个商人，那么我也许会……
我早就说过，我是一个善良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此表示怀疑。现在，我的犹豫证明了我确实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突然说：“我好像梦见过你。”
那个记者说：“是吗？”
我说：“那是一个噩梦。我梦见我横穿斑马线过一个路口，迎面有一辆汽车开过来，那个司机的脸长长的，极其丑陋，他把我撞倒在地，车轮从我的脑袋上碾过去……那一瞬间，我看见你站在路边，呆呆地看着我……”
他似乎不愿意听这个故事，把头转向了另一侧。
几天过去了。
这一天，我在报摊上看到那个记者写我的文章登出来了，就买了一份。
头条，标题是《与恐怖作家谈梦》。
我坐在路边的椅子上看。这个虎背熊腰的记者文笔很不错。
这时候，有一个老人走过来，坐在了我旁边，也看报。我瞟了他拿的报纸一眼，是一份跟我一样的《晚报》，正巧他也翻到了有我新闻的那一页——第24版。
这很正常，《晚报》在本市卖得很好，几乎人手一份。
（）
不正常的是，我发现他的那张《晚报》的第24版似乎和我的不一样——我这张有一则报道《三屯路出现一起车祸》，黑色标题，极醒目；而他那张的相同位置却是另一则报道《我市三环路今早通车》，红色标题，同样很明显。
我愣住了——同一种报，同一天报，同一版面，怎么可能内容不一样呢？
那个老人见我傻傻地看他，怀疑地打量了我一下，起身走开了。
他把我当成精神病了。
我赶快又到几个报摊买了几份相同的《晚报》，除了我最早买的这张报纸，都没有《三屯路出现一起车祸》这条新闻。
我仔细阅读这条来历不明的新闻——
今晚18点42分，在三屯路和强盛路交叉的路口，出现一起恶性茭通事故，有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闯红灯，在人行道上被一辆卡车撞倒，头部破损，当场死亡。目前，死者的身份正在确认中……
但是现在离18点42分还有半个小时呢！
我想，这个新闻一定是校对失误，应该是“昨晚18点42分”！
但是，我还是想到现场看个究竟，于是，立即拦一辆出租车去了三屯路。
我下了车，看到三屯路和强盛路的交叉路Kou交通井然有序，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路口正巧有一个卖香烟的老太太，我走过去，问：“大娘，近几天这个路口是不是出过车祸？”
老太太白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没有。”
我糊涂了。我想马上给报社打个电话，核实这件事——也许我这张报是不法商贩盗版印的。
掏出电话，没电了。
我又问那个老太太：“大娘，这附近有没有公用电话？”
老太太头也不抬地朝对面指了指：“过马路。”
我抬头一看，对面果然有一个公用电话亭。
“谢谢。”
正巧人行道上是绿灯，我抬脚就要走过去。这时候，我敏感地发现，和我站在一起等
着过路口的人都没有动。
我收回脚，问旁边的一个中学生：“绿灯你们为什么不走呢？”
那个中学生怀疑地看了看我：“那不是红灯吗？你是色盲啊？”另几个人把头转过来，都用奇怪的眼神看我。
只有我一个人看见是绿灯！
我全身的汗毛蓦地都立起来了。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一辆卡车开过来，黑洞洞的窗口里现出的正是我曾经梦见过的一张长长的极其丑陋的脸！
我惊骇的同时，一下摘下头上昂贵的貂皮帽子，扔到了路上。
有一个人恰巧走过来，他看了看那顶帽子，一步跨过去，想捡起来，被那辆疾驰的卡车撞个正着，脑袋溅出血水，触目惊心。
他正是那个采访过我的记者。
他圆圆的眼睛在车轮下看着我，似乎在说：“你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
（有一个记者问我：你过去写情感散文，为什么现在转型写恐怖故事了？我说：年纪小的时候，我的眼睛看见的都是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而过了30岁以后，我关注的都是人性中恶的东西。此言极是。）
黄昏，我到西郊寻求宁静。
终于看见了一个地方，很辽阔，很平展，遍地都是鲜花，赤橙黄绿清蓝紫，鲜艳极了。最奇特的是，这里偶尔还可以看见黑的花和白的花。
你见过黑的花和白的花吗？没有，我敢打赌。
这里除了有一伙人在花地里拍照，再没有一个人。那伙人有男有女，有说有笑。
我站在不远处看他们嬉闹，还数了数，他们一共11个人。
然后，我就走开了。我在花地里闲闲地走动，构思我的恐怖小说。踩踏花草是无奈的事情，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路。
我离那些拍照的人越来越远了，终于我看见了一个和我一样孤单的人。
是个女人，她坐在花地里，编着花环。
这时候，天色有点暗了。我走过她的身边，她抬起头，看了看我说：“我送给你一个花环，你要吗？”
我知道拒绝是不礼貌的，可我还是很聪明地说：“不，谢谢。”
她笑了笑，低头继续编她的花环了。
我走过了她。
这时候，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女人式的冲动，想摘一朵花装在口袋里。于是，我弯下腰，挑了一朵红色的摘起来。
我把这朵花拿在手中，感到有点干涩，仔细看了看，大惊：这朵花竟然是纸的！
我惊恐地俯下身观察，原来，这铺天盖地的花竟然都是纸做的！
我撒腿就朝着远方有楼房的地方奔跑。
纸花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网，我是网中的一条惊慌失措的鱼。
我终于逃进了市区，看见了一条幽深的小街。
有一个老人坐在路边乘凉。我问他：“大爷，附近有商店吗？”
他朝小街深处指了指，说：“有。”
他见我气喘吁吁，就好奇地问：“小伙子，你从哪里来？”
“西郊。”
“西郊？听说那里有一座桥塌了，死了11个人，有这事吗？”
靠！这不是鬼故事吗？
我快渴死了，我才不管那11个罹难的人跟那11个拍照的人有什么联系，我要先喝水。我朝前走去。
小街两旁有店铺，不过都关门了，只有一个开着门，里面亮着白花花的灯。
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食品店，大步走进去，想买一瓶水喝。
我进了门才发现，这个店铺原来是花圈店！狭窄的房子里摆满了阴森森的花圈。而那个要送给我花环的女子就端端正正地坐在花圈的簇拥中，她冷冷地说：“欢迎光临，你是第12个顾客。”
我壮着胆子说：“错了，你才是第12个顾客呢。我买水，而且是黄河牌的，你没有。”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甚至想拍拍她那没有血色的脸，但是没敢。
（假如我在梦外真的遭遇梦里的经历，我肯定也会这样做。你不信就算了。）
我在我家那条胡同里经常看见一个卖冰淇淋的少女。
她的额头正中有颗痣，像高粱粒那么大。她长得有点单薄，总是穿一件红色的羽绒服。
如果是一个男人卖冰淇淋，我一个夏天可能只吃3根。因为是一个少女卖冰淇淋，而且她的眼神又是那样多情，我一个冬天就吃了28根。
时间长了，我和她就有点熟了。我是一个没有职业的人，中午起床之后就无所事事了，于是我常常跟她聊天，一聊就是一下午。最后，我和她成了好朋友。她叫小西，父母早逝，一个人生活，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