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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周炳按照大哥周金的吩咐，到沙面找着了洋务工人黄群。他把大局的情形告诉了她，要她通知洪伟、章虾和其他曾经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让大家特别小心，没事就在沙面住几天，不要回家去。那年轻活泼的女工听到这些话，当堂就哭起来了。后来谈到找房子的问题，黄群自己走不开，她告诉周炳怎样去找她的表舅母冼大妈想办法。这冼大妈住在芳村市头后面的一间竹寮里，是一个四五十岁、无依无靠、无亲无近的寡母婆，每天只靠担了筐子，到酒楼菜馆去收买菜脚、下栏，又把它转卖出去度日。当下她听说是黄群叫来找她借地方住的，一口就答应了。跟到就把竹寮的外间收拾干净，支起一个大铺来，又把一条钥匙交给周炳，自己担上筐子去干营生去了。这三兄弟得了个暂时安身之所，就把房租和米饭钱都交了给冼大妈，又帮她挑水破柴，烧饭做菜，大家一道过日子，好像一家人一样。几天之后，他们看见冼大妈是个忠直慈善的妇人，就把她认做了干妈，并且把省港工人如何罢工、国民革命军如何北伐，国民党、蒋介石如何独裁、分裂，如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等等事情，都对她说了。她听了之后，义愤填膺地说：
“你们别看我年老，不通世情，蒋介石这样的坏心肠，我可看不上眼！一个人不讲天理良心，看他当堂就会得到报应。不要紧，你们就安心住在我这里。你们只管对人说我是你们的干娘，包管你们没事儿。那姓蒋的也不会长久的，等他倒了台，你们再回家不迟！”
从此之后，他们就躲藏在这芳村冼大妈的竹寮里。白天，看看书，看看报，下下棋，喝喝酒。晚上，周金和周榕就出去活动，经常搞到深夜才回来。他们把周炳留在家里，不让他出去，他只好整夜整夜地跟着冼大妈东拉西扯，聊天过日子。冼大妈听得多了，也就慢慢明白。后来，她不单给她这几个干儿子买东西，洗衣服，也逐渐给他们送信，传消息，和他们的朋友都相热了。有一天，冼大妈从区苏那里带回来一个口信，说陈文娣要在五月四日那一天跟何守仁结婚，周炳叫她千万莫把这个消息告诉周榕，又把陈文娣和他二哥的关系，陈文婷和自己的交情一五一十都对冼大妈说了，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一点支持和安慰。但是冼大妈吐了一口唾沫说：“呸！我守寡二十多年还没嫁，他男人还活着倒嫁了。这样人家的姑娘有什么好希罕的？你那个表妹，依我说，万万要不得！”这真是把周炳弄得心乱如麻。他本来悄悄写下一封信，准备寄给陈文婷，约她到西堤“大新公司”会一会面，听见冼大妈这么一说，又不寄了。时局一天比一天坏。那些传说广州就要暴动的消息看来总不能证实。说海、陆丰农民已经暴动起来，已经夺取了县城，并且已经成立了人民政府，又不知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吧，海、陆丰离广州多远哪，”他想道，“什么时候才能来到广州呢？”可是那些讨厌的消息却一天比一天多。不是说某某人被枪毙了，就说是某某人失踪了，某某人逃走了。周炳看得出来，他大哥跟二哥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一天比一天沉重，后来简直整天整夜地躺着，既不看书、下棋，也不出去活动，最后连吃饭都吃不下去了。他问他们，他们什么也不说；他要出去看看，他们又不允许。这一下，把周炳急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他左思右想，越想越不得开交。最后，他把写给陈文婷的那封信拿给大哥、二哥看。周榕看了，只是平静地说：“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她不会跟你见面的。”周金却暴躁如雷地跳起来骂道：“给她写信？约她见面？你想想看，她家有的是买办、奸细、卖国贼、忘恩负义之徒，哪里有过一个好人！”周炳觉着无话可说，把信又收了起来。
到了五月四日那天早上，时局更加紧张，情况更加危险，周金、周榕都出去了，剩下周炳一个人在家，再也沉不住气。他先拿出区桃的小照片看了那么一个钟头，然后珍重地把那小照片放进表袋里，觉着浑身都不自在。他走到竹寮大门旁边，大门从里边闩着。他从门缝里朝外边窥探，看见外面那一片菜地上，如今正种着黄瓜，瓜蔓缠在竹架上，正拚命地往上攀。上面是热烈的太阳，是广阔的天空，是自由自在的春风，——那春风，掠过瓜棚，把一股清香，微带苦味儿的清香从门缝里吹进来，闻得人心清肺润，十分舒服。他不由得自言自语道：
“光明的前途，幸福的预感，紧张的生活，——毁了！东园，南关，西门，三家巷，许多的好朋友，最心爱、最心爱的舞台，——没了！我自己把自己拴在这竹寮里，唉，孤独呵！苦闷呵！寂寞无聊呵！我如果像那一片云，那一只相思鸟，那一只小蝴蝶，出去飞一下，多好！”但是他又立刻回答自己道：“不行，不行，哥哥们不叫出去！”于是他只好拿起周金的生切烟包来，卷了一根很粗的烟来抽。他不会抽烟，呛得很厉害，可是他等呛完了，又使劲再抽。
过了一会儿，他的全身筋肉都跳动不停，他实在熬不住了，于是又自言自语道：“这十几二十天没有得到我的消息，不知道她会多么难过！究竟把我当做活着呢，还是死了呢？留着呢，还是跑了呢？不知道她多少晚上失眠，流了多少眼泪，咬碎了几个绣花枕头！我能够这么忍心，连字条儿都不捎个给她么？陈家没有一个好人，何家也没有一个好人，但是陈文婷、何守礼、胡杏这些，究竟是一些例外！陈文雄的心肠是毒辣的，陈文娣的心肠也是毒辣的，——她今天晚上就另有新欢了，出卖自己的灵魂了。陈文婷可不一样呀！她在家庭里面也是孤独的，苦闷的，寂寞无聊的。一定是这样！我怎么能够残忍到这般田地，把她甩开不管，让她孤立无援，痛苦难堪，抱怨天下男子无情无义呢！”这样子，他偷偷在信封上贴了邮票，打开竹寮的大门，走上街去，把那封写好了、压下来的信给陈文婷寄去了。
五月四日那天晚上，何家为了何守仁和陈文娣举行婚礼，在有名的西园酒家大排筵席。到的客人之中，有何应元的朋友和同僚，有何守仁的同学和同事，有陈万利和陈文雄的同业，也有陈文娣的同行，再加上何、陈两俯的亲戚世交，简直是古语所谓冠盖云集，洋洋大观，比陈文雄跟周泉结婚时候，那气派和排场，又胜一筹。这些贺客，有坐汽车来的，有坐轿子来的，有坐包车来的；有穿长衫马褂的，有穿西装革履的，有穿中山装、学生装的；堂客有穿旗袍的，有穿长裙的，有穿西服的，有穿大襟衫、长裤的，也有穿学生衫裙的；有说广东话的，有说外江话的，有说英国话的，还有说法国话的。简直把个“西园”酒家装扮得五光十色，燕啭莺啼。客人都安好座位之后，宴会就开始，一时燕窝、鱼翅、鸭掌、凤肝大盘大碗地捧上来，猜枚饮酒，笑语娇嗔，十分快活。在一个单独的小厅里，新婚夫妇何守仁和陈文娣，陪着陈文雄、李民魁、李民天、杨承辉、陈文英、周泉、陈文婕、陈文婷做一桌。这陈文英大姐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她是刚从她丈夫张子豪的驻地上海归宁回来，昨天才到家的。张子豪最近升了团长，她也就成了团长夫人。她做了祈祷之后，才开始吃菜，一面吃，一面给大家讲上海的风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儿，都羡慕那十里洋场，豪华富丽。陈文雄温文尔雅地问他大姐道：“上海的清党办得好不好？把共产党捏得干净不干净？”陈文英说：“谁爱管你们这些魔鬼的事情？我倒是听过你姐夫说，上海的清党是清得最干净的，比用泻盐清的还要清，说是连一个都没有留下了！”
“连一个都没有留下？”陈文雄很有礼貌地挺起腰杆问，又自己回答：“子豪未免太自豪了！我承认上海人是欺软怕硬的，共党分子尤其如此。大姐夫有兵权在手，事情自然好办。可是，难道说租界也能进去么？”陈文英含糊不清地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陈文雄又指着杨承辉说笑话道：“大姐，还有好笑的呢。不久之前，咱们这位表少爷还大叫共产党万岁，哪里知道连一岁都没有，就完了。”大姐跟李民魁哈哈笑了两声，其余的都没笑，杨承辉风度翩翩地微笑道：
“大表哥，请允许我说一句不知进退的话，你未免太乐观了。共产党怎么就算完了呢？”
李民魁插嘴道：“就算你还数得出一两个，什么大不了的气候是没有的了。这叫做天下事大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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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民天提醒大家道：“不管怎么说，兄弟阋墙，只能说是民族的灾难。咱们有什么感到特别快活的理由呢？”于是陈文雄、李民魁和李民天、杨承辉这两位大学生，四张嘴对吵起来。新娘和新郎今天保持着超然物外的幸福的态度。周泉和陈文婷想起周榕和周炳，觉着很痛苦，老耷拉着脑袋。陈文英和陈文婕总想找机会加入一方，可是那机会总没碰着。一会儿，新郎和新娘站起来道歉，要到外面去敬酒，争论才暂时中断了。陈文婕就趁着这个机会，向陈文英提出一个疑问道：“大姐，按照基督教的教义，是提倡慈爱和平，反对凶残杀戮的，对么？”陈文英望了她一眼，慈和地笑着说：“三妹，你又是一位大学生。不错，我们是崇尚仁慈的。但是对于魔鬼，有什么仁慈可说呢？”陈文婷抗声道：“无论如何，我不能赞成把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看成魔鬼！这是不公平的。”周泉咬着嘴唇，扭歪着那苍白的瘦削的脸孔，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二更过了，酒正喝到热闹处。何家的小小姐，年方十岁的何守礼瞌睡了，由那十三岁的丫头胡杏伴送着，步行回家。一出西园门口，何守礼倒不瞌睡了。她问胡杏道：“刚才那肥猪一样的人是谁？他光望着我爸爸笑，又一个劲儿地打恭作揖，那嘴巴咧开，像吃了屎的一样！”胡杏说：“你连他都不认得？他是你爹的管账，叫何不周。在乡下，他的威风可大呢！说起来，他还是你爹的叔叔，是你的叔公。在我们家里，大家管他叫二叔公，都说光他那一身膘，就足够二百斤重！”何守礼说：“算了。谁愿意倒霉，要这么个二叔公！”过了一会儿，她俩走进窦富巷口，她又问胡杏道：“杏姐，告诉我，今天陈家二组和我大哥吃喜酒，你不觉得奇怪么？”胡杏说：“我不觉得奇怪。”何守礼说：“别哄我。她不是早就嫁给周家二哥的么？怎么忽然间又嫁给我大哥？”胡杏承认道：“要按这么说，那倒是有点奇怪了！不过这样的事情，咱们是弄不清的。你知道那些大人心里面尽想什么？”何守礼说：“为什么周家今天光来了个姐姐，几个哥哥都不来呢？他们是不是跟我大哥怄气啦？”胡杏说：“不，不是怄气。周炳他三兄弟早就逃走了。”何守礼说：“为什么要逃走？他们是坏人么？”胡杏不想往下说了，就只推说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