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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不能用有形的事物传授的，能否学得，在于学者内心的努力如何。譬如，对于经书上的“克己复礼”四字，即使教人知道这四字的意义，也不等于已经传授了道理。所以必须进一步阐明这四个字的意义。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复礼就是恢复本性认识自己的本分的意思。教师所能做的工作，就止于如此反复仔细说明这个道理，再没有其他传道的方法。以后就在于各人的修养，或阅读古人的书籍，或学习今人的言行而效仿其德行而已。这就是所谓以心传心，即所谓道德的教化。教化本来是无形的，究竟教化的效果如何，是无法测验的。例如，有的人明明是在恣行私欲，而自己却认为是克制了私欲，有的人作了非分之事，而自己却认为是安分守己。他们是否这样认为，教师完全无能为力，关键在于学习者的存心如何。因此，听到克己复礼的讲解之后，在思想上有人得到很大的启发，有人竟发生极大的误解，有人蔑视它，也有人虽然了解却故意装模作样以欺人，这样千差万别的情况，真伪异常难辨。如果有人虽然蔑视这个教训，但在表面上却伪装以欺人，或者相信自己所误解的一套，而把假的克己复礼信以为真的话，旁人对他是无可奈何的。这时，因为没有可以证明的准绳，只能对他说：“要小心天报”，“要扪心自问”，除此之外更无其他办法。畏天和问心都是属于内心的事，真怕天报或假怕天报，不是外人所能一眼看出来的。这就是社会上出现伪君子的原故。至于严重的伪君子，不但听到道德之说能够理解其意义，而且，自己还能高谈道德，或注解经书，或谈论天道、宗教，其理论可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只读他的著作，很可能认为后世又出现了一个圣人。但是，若观察他的实际行为时，就会吃惊其言行太不相符，其心劳智绌，令人可笑！如韩退之上佛骨表以谏天子，俨然象个忠臣，及至贬谪潮州，仍作诗文以表忠愤之气，但是，后来又从远方向京都权门致书，卑躬屈膝地要求再度出仕，可谓是个十足的伪君子！自古至今不论是中国、日本、西洋，如果列举一下，韩愈之流是不乏其人的。就在畅论论语的人中，就有巧言令色贪财好货的，在信奉耶稣正教的西洋人中，就有欺骗无知、恫吓弱小，而企图名利兼收的。这类小人可以说是利用无形的道德没有测验的准绳，而出入道德之门，乘机贩卖私货的。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证明了道德的效能是不能控制人的。（书经有今文古文两种，秦始皇焚烧天下书籍，书经也同归于尽，及至汉文帝时，济南老学者伏胜把自己记忆的二十九篇，公之于世，叫作今文。后来，拆毁孔子故居，从壁中发现旧本，称作古文。所以，现在的书经五十八篇中，有今古文各二十九篇。但是，现在把古文和今文比较起来，两者的体裁完全不同。今文晦涩难懂，古文平易明白，两者的文意语气，截然不同。任何人看来，都不能相信是秦火以前所流行的同一本书，其中必有一种是伪作的。特别是从壁中取出的古文，是在晋朝才流传于世，这以前，在汉代书中有一篇秦誓，是诸儒所引用的，到了晋代认为是伪书，便把它废除了。由此看来，书经的来历是不清楚的。但是到了后世，人的信仰逐渐巩固起来，全都认为这是圣人的著作。蔡沉在书经集传的序里说：“圣人之心，见于书”，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蔡沉的意思可能是认为不必讨论古文今文的区别，只要书中所载合乎圣人的意旨，就可以视为圣书了。可见今古两文中，必有一种是后世为迎合圣人心理而伪造的，也就是伪圣书。可知社会上不但有很多伪君子，而且还出现过伪圣人著作过伪圣书。）智慧就不然了，社会上智慧是丰富多采的，它可以不经传授而相互学习，也可以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进入智慧之门，这与道德的感化没有两样，但是，智慧的力量，并不一定单靠感化的方式来发展它的作用，智慧完全可以通过有形的事物进行学习，可以明显地看见它的迹象。譬如，学加减乘除的方法，就可实际去运用加减乘除。听过水沸腾变为蒸气的道理，再学习制造机器利用蒸气力的方法，就可以制造蒸气机，并且制造成功之后，它的功用，就与瓦特所制造的机器是一样的。这就叫作有形的“智育”。因为这个智育是有形的，测验时，也有有形的规律准绳。因此把智慧传授给人之后，实际运用上如果有不放心的地方，可以进行试验。如果经过试验仍不能实地使用，可以再教导他实地使用的程序。总之，没有一件不是可以用有形的事物进行教导的。例如，这里有一个数学教师，教学生用二除十二得六的算术，试验学生能不能实地运用，可以给学生十二个球，叫学生分成两份，就能证明学生是否掌握了这个算法。如果学生把球分成八与四的两份，这就说明还没掌握这个算法，这时就得再讲解一次重行试验。如果这次能把十二个球等分为各六个，这一课就算教完，学生所学得算法的技巧程度，和教师没有两样，就象天地之间又出现了一个教师。其传习之快，试验的明确，是可以用耳目见闻的。再如，试验航海技术，可以使其驾船航海；试验商业法术，可以使其买卖物品而视其盈亏；看病人是否痊愈可知医术的巧拙；从家庭的贫富可证明经济才能的高低；诸如此类，逐一观察其实际情况，就可了解是否掌握技术，这叫作“有形智术试验法”。因此，智慧是不可能伪装而欺世骗人的。不道德者虽然能伪装为有道德者，但是愚者却不能伪装为智者，这就是世上为什么伪君子多而伪智者少的缘故。社会上也许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有的经济家，能畅谈天下的经济而不能料理自己家务；有的航海家理论十分高明，而不会驾驶船只。这种人虽然似乎是所谓伪智者，但是，社会上一切事物的理论和实际，毕竟是一致的。只是在道德的问题上，缺少可以检验理论和实践脱节的准绳而已。在智慧的领域内，纵然会出现这种伪智者，但仍然有查明其真伪的方法。如航海家不能驾船，经济家不善料理家务，这种人必定是还没有掌握真正的技术本领，或者是另有妨碍其发挥技能的原因。（例如，经济家好奢侈，航海家身体虚弱，技术本领虽高但不能实地运用等。）由此看来，不论是技术本身或是妨碍技术发挥的原因，都是有形的。所以，要查明其情况，证实是否真正掌握了技术，并不困难。既能证实真伪，就可以采用从旁讲解教导的方法，也可以由自己钻研并向别人学习。总之，在智慧的世界里，没有伪智者的立足之地。所以说，道德不能以有形的事物教人，也不能以有形的事物考察其真伪，只能在无形中感化人。而智慧是却能以有形之物教人，以有形之物证实其真伪，同时又能在无形中感化人。
道德是根据内心的努力与否而有所进退的。譬如，有两个少年，都是生长在农村，都是性质朴素诚实毫无差别。他们为了经商或求学来到城市，最初，共同择友而交，择师而学，看到城市人情之刻薄也曾背地里慨叹过。但是经过一年半载之后，一人改变了原来的农民本质，沾染了都市的浮华，终于放荡堕落，贻误终身；另一人则不然，修身日严，品行始终如一，未尝失去农民的本性。这样，两个人的德行显然有了天渊之别。这种情况，从在东京求学的学生中，就可以看到。如果这两个少年留在故乡，他们都是诚实的人，天长日久，都将成为有德的老实人，可是，他们在中年以后，一人从有德变成了无德，另一人则能善保其身。现在如果寻求其中的原因，并不是二人的天赋有所不同，而且，他们所交往的人相同，求学内容也相同，所以也不能归咎于教育。那末，为什么他们的德行如此悬殊呢？这是因为其中的一人，在道德上忽然改变方向开倒车，另一人则保持而不失其本来面目。并不是外物的作用有强弱，而是在内心修养上有了努力与不努力的差别，因而造成了一个后退，一个前进。例如，有人从少年时代就放荡冶游，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无人理睬，以致在社会上几乎无法容身，但因后来猛然醒悟去邪归正，痛改前非，开始考虑日后的个人前途，竞竞业业，后半生变成了一个有用的人。分析这种人一生的行事，显然可以划分两个阶段，前后判若两人，好象在桃木本上嫁接梅枝成长之后，但见梅花满树，而无从辨识其根本为桃木。社会上这种例子很多，如从前的赌徒，现在却吃斋念佛，大流氓无赖汉变成了诚实的商人等的事例并不稀罕。这些人并不是受到别人的教导而回心转意，而是由于内心的觉悟而悔改的。又如，往昔熊谷直实斩杀了平敦盛之后，归依佛门；某猎人打死了怀孕的猿猴，毕生不再打猎等等。熊谷既然归依佛门，就是念佛的行者，而不是旧日的慓悍武夫；猎人既然弃枪把锄，就是善良的农民，而不是往日的杀生者。从武夫变为念佛行者，从杀生者变为善良农民，这种事情并不需要别人教导，而是在一转念之间就可以作到的。德与不德其间不能容发。至于智慧就迥然不同了。人初生下来是一无所知的，不学习就不能进步。如果把初生儿放在旷无人烟的山野上，即使幸而不死，他的智慧也必和禽兽相差无几，甚至连黄莺筑巢这种本领，只凭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努力恐怕也是作不成的。所以人的智慧完全在于教导，如果教导有方，其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并且，一旦有了进步，就不会再回来。比如，两个少年天赋相同，如果进行教导就可以共同进步。如果两人的进步有了快慢，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天赋不同，或是教授方法不同，或是两人的勤惰不同而造成的。即使有了某种条件，也绝不可能由于内心的努力而马上打开智慧之门。昨日的赌徒，虽然能变成今天的念佛者，但是，人的智愚，若不与外界接触，绝不会一朝一夕之间发生变化。再如，去年的拘谨者可能变成了今年的浪荡儿，不复保留拘谨的形迹，但是，人的既得知识，如果不是患了健忘症，是不会消失的。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宋儒所谓“一旦豁然贯通”，禅家所谓“悟道”，这些都是在无形的内心中无形的功夫，无从见其具体形迹。但在智慧的领域里，绝不会因一旦豁然开悟，就能象浩然之气那样发挥其巨大功用。瓦特发明蒸气机，亚当？斯密首倡经济学说，并不是独居默坐，一旦豁然而开悟的，而是积年累月研究了有形事物的道理，由一点一滴逐渐形成起来的。纵令达摩大师面壁九十年，也不能发明蒸气机和电报。即使现在的古典学者们读破中日的万卷经书，掌握了以无形的恩威治民的妙法，也不能立刻通晓现代世界通行的经国济民之道。所以说，智慧是学而后进步，不学就不能进步，已经学会，就不会退步；而道德就不同了，它既难教又难学，并且是由于内心的努力与否而有所进退的。
社会上的道德家曾这样说：道德是一切的根本，社会上的任何事业，若不依靠道德就不会成功，如果有了道德修养，则将无往而不利。所以道德是不可不教，不可不学的。社会上一切事业都可以暂时放下，而应该首先修积道德然后再谈其他问题。世上如无德教，犹如暗夜无灯，就无从辨别事物的方向。西洋的文明是由于德教的成果，亚洲的半开化和非洲的野蛮也是由于修德的深浅而使然的。德教犹如寒暑，而文明如同寒暑表，前者一有变化，后者立刻起反应，道德增长一分，文明也随着上升一度云云。他们为不德而悲叹，为不善而忧伤，或主张应容纳耶稣教，有主张恢复业已衰微的神道，或主张推广佛教等等，儒家有儒家的说法，国学家又有国学家的论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忧伤焦灼情况，有如水火之即将波及家门真是狼狈不堪！但是，我有另外的看法，我认为可以抓住事物的极端，但不能以此作为议论的唯一目标。现在如果以不善不德的极端情况作为唯一目标而欲进行挽救的话，这固然也好象是燃眉之急，然而，只是挽救这一方面的缺陷，还不能算做到了一切。这正如人只获得了从手直接到口的食物，还不能说是达到了人类的全部生活一样。如果以事物的极端作为议论的目标，则德教也是不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