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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地观察日本全国情形，衡量轻重，分清孰多孰少，否则，就不能分清先后缓急。无论如何不明智的人，也不会认为日本全国人民道德不足而智慧有余。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明显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过，为了便于说明，下面提出一二例。本来，在日本流行的德教是神儒佛，在西洋流行的德教是耶稣教。耶稣和神儒佛的学说虽然不同，但是，在其以善为善，以恶为恶的主旨上，彼此之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正如，日本认为雪是白的，西洋也说是白的，西洋认为炭是黑的，在日本也是黑的。关于德教问题，东西两洋的学者都在争相宣扬自己的教义，或著书立说，或驳斥异说，迄今仍争论不休。从争论的情况来看，可以证明东西两洋的德教没有多大的优劣。两种力量如果相差悬殊，无法匹敌，根本就争论不起来。从未看过牛和猫角斗，也从未听说大力士和小孩摔跤，争斗必在双方力量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发生的。耶稣教是以西洋人的智慧来修饰维护的宗教，所以其精巧细密绝不是神儒佛教所能比拟的。但是，当西洋传教士来到日本，极力宣扬耶稣教，排斥神儒佛，企图争得地位的时候，神儒佛的学者不甘示弱，也著书立说以与之相抗衡，终于形成喧吵争论的局面。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西洋的德教不见得就如牛和力士，日本的德教也不见得就象猫和小孩，并证明了东西双方的德教是正处在不相上下的地位。谁为高，谁为下，我倒不想过问，但是我们日本人信奉自己的宗教，受这种德教的薰陶，若在私德的厚薄上与西洋人比较，即便不是伯，也必是仲。若离开宗教问题而单从事实来看，在不文明的日本人中可能成伯的，反而会比西洋人多。所以在我国，道德纵然不足，但显然不是燃眉之急。然而智慧方面则完全不同，以日本人的智慧与西洋人两相比较，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没有一样能高于西洋，没有一样能和西洋相比拟的，并且也没有人敢和西洋较量一番的。除了天下至愚的人以外，没有人会认为我国的学术、工商业可以与西洋列强并驾齐驱的。谁能以排子车和火车相比，又谁能以日本刀和洋枪相比较呢？我们还在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我们还在以天文卜吉凶，他们已经制造了彗星历，并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我们认为人是居住在不动的平地上，他们已经知道地圆而且是转动的。我们认为我国是至尊的神洲，他们已经足迹遍于全世界，到处开辟疆土，建立了殖民地，政令商法之齐备，远比我们优越的东西很多。所有这些问题，按目前日本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件可向西洋夸口的。日本值得夸耀的，并非天然物产，只有山水风景而已，至于发明创造，简直是闻所未闻。如果我们没有同他们竞争的意图，西洋人也不会和我们竞争。西洋人对本国的事情虽然很自负，但是从未听过他们夸耀火车便利，而驳斥排子车不便利，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的智慧相差太远，象牛和猫一样，是不会发生争端的。由此看来，目前我国所迫切需要的不是智慧是什么呢？这是学者应该深刻考虑的。
再举一个例子。乡村里有一个人物是个旧藩士族。在废藩以前，每年的俸禄有二三百石，事君忠，事亲孝，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举债必还，交友必谨，从未作过亏心事，更没有欺诈盗窃的行为。虽然有时曾仗势欺压过庶民百姓，但认为这是由于成分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事于心无愧。其他如治家勤俭，修身严谨，弓马刀枪百般武艺无一不通，只是目不识丁。这种人现在应该怎样对待呢？是教之以德？还是授之以智？如果对他进行道德教育，突然授以耶稣的十戒，他对于前四条，或许因为这是他生平闻所未闻尚可以接受，但是，听到第五条时，他一定会说，我本来就孝敬父母，我也没有杀人的意图，又怎能做出奸淫和偷盗的行为呢？这样逐一加以反驳，是不会心悦诚服的。当然耶稣的教训，并不仅仅是这十条戒律，必然有其深奥意义。孝敬父母自然有孝敬的方法，不杀人也有不杀人的道理，不奸淫有不奸淫的意义，不盗窃有不盗窃的意义。所以，对他讲解这个道理，能够反复仔细地讲解透彻，也可能使他心里有所感动。但是，关于德行方面，从这个士族平生的行为看来，至少也有相当的心得。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看他的智慧，可以说完全是空虚的。他也许能辨别五色，但根本不懂天然七色的道理；虽然也能嘘寒问暖，但不懂寒暑表升降的道理；虽然饮食有时，但不懂钟表的用法；除自己家园以外不知有日本，除日本以外不知有外国；这样的人怎能了解国内的形势？怎能懂得外交呢？只知慕古风，守古法，一家之内恰似一个小天地，眼界所及，局限于家庭之内，从未迈出家门一步，对于世界万物完全是一无所知。废藩一举推翻了这个小天地，今天这些士族已经是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如果评论这样的人物，只能说是愚而直，此外没有其他更恰当的评语了。这类愚直的人，不限于旧藩的士族，社会上也有很多这类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学者和政府引以为忧的。然而，那些讲德行的识者，为什么还对这些愚民忙于传授耶稣教，想来提高他们的道德，而对他们的智慧却反而置之不问呢？或许在识者的眼里只看见愚而不直的人。但是，社会上愚而直的人仍然很多。识者对于这类人将采取什么办法呢？是否是想使其直的更直，愚的更愚呢？这种做法真可谓不分先后缓急。洋学家们不是常常讥笑日汉古学家的迂阔吗？为什么讥笑呢？无非是责备他们缺乏智慧。但责备别人却自蹈其复辙，自己的主张，自己又把它推翻，真是糊涂之至。
宗教是随着文明进步的程度而不断变化的。如耶稣教最先是在罗马时代兴起的，罗马的文物虽曾盛极一时，但是从今天的文明水平来看，当时不过是个野蛮无知的社会而已。所以耶稣教在那个时代，能适应人们的智慧，提倡了荒诞的学说，社会上既无责难，也不感觉惊讶，而在几百年之间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获得了人们的信仰。在这期间自然也得到了一种权力，因而控制了人民的思想。这种情形，恰如暴虐政府用专制手段压迫人民群众一样。但是，人类智慧的发展力量好象奔腾的江河急流不可抑制，宗教的权力终于衰微。这就是在十六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这个宗教改革，亦即排斥罗马天主教，而产生了“新教”（Protestant）新宗派，从此以后两派互相对峙，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似乎新教方面逐渐取得了优势。这两个教派，本来是出于一个耶稣教，其信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但新教之所以兴盛，是因为简化了宗教的仪式，废除了历来的虚妄之说，顺应了近世的人心，符合了知识进步的要求。总之，旧教是浓厚而近于愚顽，新教是澹泊而生气勃勃的，两者的差别只在于此。这可以说是反映了古今人心文化的不同。
如果按上面所述那样，则应该是在欧洲各国文明先进者一定信奉新教，落后的信奉旧教，但事实却绝对不然。例如，现在的苏格兰和瑞典人民很多迷信妄诞之说，远不如法国人颖敏活泼。因此，不能不说苏格兰和瑞典不文明而法国文明。但是，法国信奉旧天主教，而苏格兰和瑞典却信奉新教。根据这种情况看来，在法国如果不是改变天主教教风，以适合于法国人的风气，那就是法国人把宗教置之度外而不加重视。新教在苏格兰和瑞典，也必定要改变它的性质，而适应人民的愚顽情况。很明显，宗教毕竟是随着文明的程度而改变其形态的。
日本也是如此，如从前的“山伏教”和“天台真言宗”，专门宣传不可思议之说。说什么“结水火之缘”，或说什么修“加持祈祷的妙法”等以蛊惑人心，古代人民曾经迷信过这些无稽之谈。但到中古“一向宗”兴起以后，谈论不可思议的就逐渐减少，“一向宗”的教风以简单淡泊为主，适合了中古时代的文明，因此便压倒了其他各个宗派，占了上风。这就证明了，世界的文明如果逐渐进步，则宗教也必定趋向简单淡泊而逐渐合乎道理。假设弘法大师再生于今日，使其再提倡曾经蛊惑古人的不可思议之说，则明治年代的人，相信它的一定极少。所以，今天的人民正适合于今天的宗教，宗教既满足了人民，人民也满足于宗教，双方互相适应。如果今后日本的文明逐渐进步，认为现在的一向宗也是虚诞而摒弃它，则必然能产生另外一种“一向宗”。也许可能把西洋所流行的宗教原封搬来。总而言之，宗教的问题不必多费心思。不论学者竭尽力量，政府使尽权力，也是无可如何的，最好是听其自然发展。所以，企图著书写文章以论宗教的是非正邪，或制订法律以管理宗教的人，可以说是天下的至愚蠢者。
有德的善人，不一定为善，无德的恶人，不一定作恶。从古代西洋各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许多宗教战争的例子。其中最严重的叫作“宗教迫害（Persecution）”，也就是杀戮异教徒。古来，在法国和西班牙这种例子最多。据说著名的“巴托罗缪”（Bartholomeu）大屠杀，八天之内就杀戮了五千无辜的人民。（详见拙著西洋情况第二篇法兰西历史）其残酷达到了极点。但是，进行屠戮的本人，本来都是虔诚信仰宗教的，在信仰这一点上，他们是俯仰无愧的，也就是所谓不欺暗室的善人。如此善人竟作出如此大坏事是什么道理呢？这不是私德不足，而是缺乏冷静的理智。如果把权柄授给愚人，任其所为，那么不论多大的坏事，都会做出来的，可以说是人间世界上最可怕的恶魔。此后各国文化逐渐提高，现在再也不会出现宗教迫害这样的事件了。不是古今的宗教有所不同，而是由于文明水平的高低所使然的。同是一个耶稣教，古时，为了这个宗教而杀人；而现在，却用这个宗教来救人，这是什么原故呢？除了从人的智愚去寻求原因之外，是别无办法的。所以，智慧不仅能增加道德的光辉，而且还能保护道德，消灭罪恶。不久以前，在我们日本的水户藩中，曾发生正党与奸党的问题，它的根源现在暂且不谈，总之，是由于争论忠义两字而分成两个党派。情况与宗教之争论并无二致，所谓正，所谓奸，并不在于字面的意义，不过是称己为正，称人为奸而已。两党都行忠义之事，如果单从个人的言行来观察，多是赤胆忠心之士。例如，当他们失败时，都能从容就死，毫无懦怯表现，就可以证明他们不是伪君子。然而在近代因意见纷歧而残杀无辜人民的，以水户藩为最多，这又是善人作恶的一个例子。
德川家康承乱离之后，栉风沐雨，历尽千辛万苦，奠定了三百年的太平基业，使天下安如泰山，直到今天，无人不称其丰功伟业。回想当足利末期，国内纷扰之际，织田、丰臣等虽然战功显赫，仍未能平定大局，如果没有家康力挽狂澜，不知几时才能太平！的确，家康不愧为开辟三百年太平的父母。然而，如果论其私人道德，却有不少令人不齿之处。例如他违背太阁的遗命，有意不守大阪；不仅不遵照遗嘱辅佐秀赖，反而养成其放荡昏庸；应铲除石田三成而不铲除，故意留下以为后日打倒大阪的媒介等，都说明他具有最大阴谋。从这一点来看，在家康的身上，似乎没有一点道德。然而，由于这种不德却奠定了三百年太平基业，拯救了全国人民免遭涂炭，这不是千古奇谈么？再如赖朝也好，信长也好，如果从其个人的行为来论，则有很多残忍、刻薄、伪诈和反复无常等罪恶的行为。但是，他们都能制止一时的纷乱，化干戈为玉帛，减少了人民的死亡，这是什么原故呢？这就证明恶人不见得不能作善事。总之，这些历史英雄在私德方面虽有缺点，但他们都是以聪明睿智的才能完成了大善事的人物。所以，不能单看一点瑕疵而评论全璧的价值。
总括以上所论，道德只是个人行为，其功能涉及的范围是狭窄的，而智慧则传播迅速，涉及的范围广泛。道德规范一开始，就已经固定下来，不能再有进步，但智慧的作用，却是日益进步永无止境的。道德，不能用有形的方法教诲人，能否有德，在于个人的努力。智慧，则与此相反，有各种试验方法可以识别人的智愚。道德有突然的变化，智慧则一经掌握就永不丧失。智德必须互相依赖才能发挥其功能，也就是说，善人也有作恶的，恶人也有行善的。道德的传授，虽然没有有形的方法，劝戒的范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