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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贼的招贴,贴在各处的墙上、电杆上?也许机会好一些。
“不可以不可以,那是违法的!要罚钱的!”
我垂头丧气地回家。
没有多久,父亲回来了,我根本不敢亲自提起。姑妈不得不把这一件事报告父亲,父亲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一口咬定是我把这部打字机变卖了,然后诌个故事搪塞。我已经大到他不好动手再打,只见他脸色铁青地出门去。后来我知道,他去向朋友抱怨,打听怎么样可以弄出个脱离父子关系。但是老友都劝他不用这么干,父执辈的朋友是否个个相信我,不得而知。我一向撒谎成习,终于得了个现世报,现在真的遇着真狼,却完全的孤立无援。
也算老天有眼,没过多久,打开报纸,社会版上的一个边栏上,居然有一则消息,说是某人常常行骗,这一回却让人识破逮捕了。我细细地看这一则消息,其中说,他常常骗大学教授,有的时候是钱,有的时候是打字机等高级文具用品,也骗了不少的名人字画、古董器物。我越看越像他,派出所并没有跟我讲抓着了谁,就主动地去查问。派出所要我自己去四分局看看。
我这才知道,仁爱路四分局的后面,就是拘人关押的监牢,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见到牢狱。
空间很小,只有大概一两个榻榻米大,里面什么也没有,光光的地板而已。粗粗的方木条钉成的牢房,灰色的老漆斑剥不堪。灯光很暗,刚进去还看不太清楚,去打听的人不仅我一个,另外还有一位穿着旗袍的胖太太。定了定神,透过栅栏往里细看,这个人一时还不怎么认得出来。一头乱发,抱膝低着头坐在地上,金边眼镜没了,身边却有个小女孩,约莫三四岁,穿得十分单薄,梳着小马尾,倚在他身上,一声不响,好乖。
陪着我们的警察,低低的声音,很柔和地跟他说,某某,有人来看你了。他恍然抬眼,似乎也看不清的样子。警察又跟他说,某某,你过来。他听了便亲了亲小女儿,小女儿就安安静静地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爬到了栅栏前,像一只病狗。一双眼睛,再也没有当时的光亮,一脸茫然无助。
他跪在笼里,扶着栅栏。我立在笼外,还没等我开口,旁边的太太出声了,咬牙切齿的:
“你骗走了我们的那对青花瓶子,我先生回来,要跟我闹离婚。你害死我了!”
我也想要跟他说,你害我差不多脱离了父子关系,但我脱口而出的,却是:
“你认得我吗?”
他马上轻轻地点了点头,一丝丝想要反抗的意思都没有,我原本想要跟他讲的许多话,早已化作轻烟,无踪无迹。
就这么结束了是不是也叫做探监的活动。那架打字机是没有办法找回来了,父亲又买了一台很新潮的,扁扁的像一本书也似,他也用得很顺手。这一件事,就再也没有人提起。然而在我心里,最忘不掉的,是狼狈的他跟他身边的那个小女娃娃,好乖,在木笼的一个角落里,依偎着她的父亲,不声不响。这是一个至今依旧让我心疼的画面。
阿兄
高中二三年级之际,我离家出走,其实依然是走投无路,跟小时候想要逃家的时候,差别不大。然而我非走不可,就搬到了一位同学家,在他那儿挤了有大半年。那么惨淡的时光,也很长了。
这位高中在复兴中学同班的同学,名字是林良国,年纪比我大好几岁,是“反共救国军”出身,说得一口浓浓的福州腔调,高大英挺,目光炯炯,出门总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其实,他的状况经常是一文莫名。
他生活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里。
当时台北火车站,当然也不是现在的这个建筑,周边非常凌乱,所有的公车都在火车站集中,有好几百个站牌跟候车亭,一层层的长椅中间是公车车道,再过去还有非常广阔的脚踏车停车场,怕不停了上万辆的脚踏车。面对车站到处都是小吃店小吃摊还有职业介绍所,小小的一间又一间。现在新光三越那一大片,全是堆得满满的垃圾场。台北车站前在那个时候就是个大型垃圾弃置场。场边围着许多的违章建筑,用最将就的材料,盖最克难的房子。旧车胎、洋铁皮、别人扔掉用不着的甘蔗板、自己找来的木板木条,都能拼凑而成房屋跟桌椅。
因为是违建,他们多半也没有电可用,非用不可,只好从电线杆上私接,电力公司也睁一眼闭一眼。但是总要用水,那么,可能要走很远,才有一个公用的水龙头。上厕所没有问题,只是路远些,去火车站跟东西公路局总站,二十四小时都很方便。太急了的话,就只好在大垃圾场边上解决了。带动台湾经济的许多龙头人物的名字,如尹仲容、李国鼎、陶声洋、汪彝定、李达海、王昭明、赵耀东等,都还没有出现。大家都很穷,移民潮天天都有,好像移到什么国家都可以,近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远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都好。
那个时候,林良国欢迎我住他家。
家,对我的同学,后来直呼他为阿兄的林良国来说,似乎要重新定义。一个是由人组成的家。另一个,是他住在什么样的屋子里的家。这两者,于我而言,都是前所未见。
林良国总是独来独往,他有父亲,但是很难得见一次面,父子二人都在台湾,但是各忙各的,父亲住在何处他似乎也不太清楚,我见过,很斯文,只会说福州话,因此他们父子的对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也许会带一点钱给他,但都不是定期定额的,他得自己想办法赚到钱生活。林良国也有亲戚,比如他的舅舅,就在西门圆环红楼边上开了间杂货店。还有一位他唤作叔叔的,靠捡破烂为生,捡来的许多东西,我看依然是垃圾,居然就堆屋里,他陪着他捡到的破烂睡觉。但是这一位叔叔却很有一点武功,谁要是欺负他,他伸出二指,便能擒拿对方。那个人瘦瘦小小,跟林良国讲话,我也是一句都听不懂。他还有一位叔叔,有婶婶,也有表妹,但是住得很远,也是生活得不容易,大概这就是他的家庭状况了。
他的住家,自然无水无电,是个小到无法再小的阁楼,一把木头扶梯靠在经常潮湿的泥土地上,下面住的是推车卖面的,很少看到人。上了扶梯,头就要碰到屋顶,就那么点儿三角形阁楼的空间,却住了三家人。跨过去就是那位收破烂的叔叔,只一张三夹板做墙。隔壁姓陈的,也是他们的同乡,陈家三口,只有两个榻榻米都不足的范围,他们在林良国住处的后面,那就连窗子都没有了,没水没电,从早到晚只是昏昏暗暗地过日子。拉开扶梯边上的门,勉强还能立着,然而屋顶一路斜下去,到了一个人身长的尽头,只好躺下,跟睡在楼梯底下一样,只是更狭窄。勉强睡得了两个人,而我的阿兄却非常好整洁,每天要擦一遍铺在地上的草席,但我一次也没有劳动过。我生活作息不规则,给他带来的麻烦当然很多,但是他从来没有不豫之色。多年以后,在闲谈中,他说道,你是落难来的,我不能让落难的人无路可走,但那个时候,他也不过二十二三岁,却说出这么侠义心肠的言语。
有一片以一根棍子撑起的木窗,放下来,便什么也看不见。
就这么一个地方,四周也吵得要命,他却非常能够自得其乐,常常唱歌,中英文的都唱,还在那么局促的地方练习舞步,真不简单。
林良国有许多零零碎碎的故事,不像有的老兵,故事都是一套套的。我自己为他拼凑出了的身世大约是这样的:
他们这些人是在大陆占领之后,最后残余在沿海的海上游击队,个个神勇过人,身手矫健,三下两下便能爬到敌人的船上登上桅杆。至少在那个时候,许多人是吸鸦片的,吸了之后精神百倍,更加的所向无敌。到底属于海上的人还是陆地上的人,都很难讲,我有点怀疑他们的祖先头目就是郑成功的海盗爸爸郑芝龙。从前,也没有要中央给他们什么援助……到了局势已不可为了,也依然出生入死……后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人数也越来越少,台湾的政府就支援他们,让他们愿意来台的,可以来台。仓促间,他父亲只带了他先出来,没想到再也来不及把家人接到一块儿。
在学校里,我们大概都是异类,不怎么跟一般的同学来往,包括一位独自在此地生活读书的菲国华侨丘汉荣,以及后来成了北联帮的什么人、又成了成功的木材商的岳宜昌,一位个子不大却能拿起武士刀砍杀起来毫不迟疑,连超级艳窟何秀子的所在也敢去收保护费的傅桃华,这个狠角儿,后来猛然间大彻大悟,读了官校,变成了将军。另外还有个成天追追杀杀的,长得一脸斯文,说话也文绉绉,绰号菜头的,去了巴西。我只跟这么几个人合得来,今天回忆,也是各走各的,谁也没有强迫谁,更没有碍着谁。
林良国也穷,但是他交游广阔,车站四周许多卖吃食的他都认得,我们就赊欠着吃,到有点钱了,便还一些。实在还不出,又欠得太久,他就带着我绕小路,不让债主发现。
在那么样狭小的空间里,是无法充分活动的,何况晚上又没有电,除了点上蜡烛读书,我们只好去附近的新公园、博物馆、火车站、西门町、淡水河水门等地压马路,天南地北地聊,充满了理想。是啊,一无所有的人,一定充满了理想,更穷的话,就变成幻想,我们介于两者之间。我们想的都是钱,没什么境界。但是他很务实,偶尔做做小贩生意,想的都是怎么使得一个钱变成两个钱。我则非常倾向书生造反,相信赚钱也要从读书开始,我读晚周的《经济思想史》,读马寅初的《通货新论》,读得非常仔细,无限神往,以至于忘了想要发财的目的。想来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走着不同的路了。
我离开复兴中学的官方理由,是因私自换贴学生证上的照片,被勒令退学。但是我想真正的原因是我在大考的试卷上不答试题,洋洋洒洒地写了两三千字的文章,鼓吹废除训导处,又配合了自绘的插图。一位老师跟我说,全校的老师都读到了你的宏文。当然,我也缺课太多,实在太多,大概上学的日子还没有缺课的日子多。至于换贴照片,实在小题大做,只因买公车的学生月票,要贴照片,临时没有带,便把学生证上的揭了下来充数,然后在注册时给一位自认跟我有仇的老师,发现了我没有钢印的照片。当时居然被他罗织成了伪造文书。林良国也跟着我一起转学,转到我们自己接洽成功的东方夜间部,那是个我更不去上学、更加陌生的学校。阿兄的义气到这样的地步,直比两肋插刀了。
我们为了生活,去应征一种给青少年读的、唤作《学生周刊》的报纸,发行人是当时的名记者刘芳刚先生,但是我们不太遇到他。负责管事的是一位夏先生,另有一位秘书吕小姐,好像后来刘社长还追上了吕小姐,但是我们那时太年轻,搞不清也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些事情。
我们只管努力地卖报,争取订户。林良国跟我,得利用中学中午休息的时间,溜进校园,对着正在吃便当的学生鼓吹推销。这一方面当然我比林良国行,短短的时间,要摸进去,然后上台说上一段儿,要能让大家心动,然后来填订单,一边林良国就发样品报。我们还要闪得快,给训导处的人抓到了也麻烦。一个中午,手脚口舌都灵便的话,可以跑两三所学校。我曾经创下一天里争取到了八十二位订户的纪录。
然而从拿到订单,到他们的家长也同意订阅,然后寄报、收款,然后拿到我们的佣金,我们差不多都快要饿死了。还要再想办法活下去。林良国又有一位什么亲戚,据我的观察,他们那种族群,好像很容易变成叔婶兄弟,不一定是血缘关系。一位他同样唤作叔叔的人,跟那个捡破烂的有些交情,有一天,拿了好多毛衣给我们看,都是崭新的,包装件件完整。请我们帮他卖卖,只要卖掉了,我们便可以得到不少利润,看来很不错。我们分头四处推销。
那个时候只有松山机场,国内外旅客都从松山机场进进出出。
我就穿上漂亮的西装外衣,打上领带,擦亮皮鞋,头发梳得油亮油亮,到松山机场去卖毛衣了。我假装自己是刚回来的侨生,跑跑单帮,故意讲话不卷舌。一时也十分顺手,钱是拿到手了,正要想交给那个叔叔,不料却见不到他,他那个叔叔让警察给抓了去。这才晓得他把人家百货公司的仓库铁门都撬了开来,大批大批地偷出许多货色,叔叔已经关在监牢里了。
叔叔终于招出了也帮他销赃的我们,我们白天不敢在家,晚上又没有灯火,警察找我们也不容易。曾经有两次,警察已到了门口,还爬梯子上来。林良国警觉性很高,早早把门扣上,那把挂锁也锁好,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