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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那也是一个早期印象派和新艺术运动的时代。高迪和他们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是一个独立的探索者。但是新艺术运动在室内设计上的效果，几乎是高迪建筑的最佳配合。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迸发的光彩，流动的曲线连着梦幻的走向。在那个时候，艺术家用的还是相当传统的手段，可是，他们的开放的精神，却使他们的能力挣脱和超越了他们手中能够掌握的材料。
高迪也做园林。他做的盖尔公园（Parc Guell，1900－1904）也在巴塞罗那。那是用马赛克镶嵌成的一个幻想世界。从那个门口的小教堂，你似乎可以感受到高迪的巨手，在轻重恰如其分地捏塑着墙面。然后，在几乎是带着指纹痕迹的曲线里，高迪顽童般地，用他对色彩的特殊感觉，一小块一小块地，向柔性的泥里，摁进那些闪闪发亮、五彩缤纷的马赛克。登上公园的大平台，人们决不会转一圈就舍得下去，平台的边缘，是游动着的马赛克座椅，舒展着作为建筑作品的力度和气势，而每一段细细看去，又都是一幅小小的印象派美术作品。从那里向下看去，你会看到公园“趴”着那只著名的彩色大蜥蜴的台阶，通向教堂，通向出口，通向外面的世界，这个时候你会问自己，人长大了为什么就不可以依然天真？
巴塞罗那最叫人服气的，是正在建造中的“萨格拉达家族教堂”（Expiatory Temple of the Sagrada Familia）。它始建于19世纪末，而我们站在它的面前的时候，已经是21世纪之初了。是的，没有算错，它已经建造了100多年。然而，它还正在被建造之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创了现代建筑的记录。但是，这确实是现代社会罕见的对艺术的坚韧追求。在这100多年里，许多著名的西班牙艺术家怀着对宗教和艺术的双重热忱，投入了它的设计和制作。大家也都承认，对它倾注了十几年心血，把自己最后的岁月完全交给它的高迪，使这个教堂获得了灵魂。
望着大教堂的照片，我又回想起在巴塞罗那的日子，想起在一个又一个教堂中的流连和静默，想起在巴塞罗那有过的心情。西班牙并不是哥特式教堂的发源地，它的发源地是法国。正因为如此，当这里开始修建哥特教堂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建筑形式的成熟期了，它们不论大小，都近乎完美，都非常适合呼唤一颗敏感的心。今天回想巴塞罗那，我都有一种近乎是尖利的痛苦感觉： 在那些日子里，曾经有过的纯净和朴素，竞如此轻易地就被自己完全丢失了。现在，是我最应该闭上眼睛，重新感受巴塞罗那教堂中一片烛火中的气味，遥望那消失在夜空中的高迪的教堂尖顶的时候。
高迪不是一个在生前就倍受赞誉的人。人们并不理解这样一种奇异的思路。可是高迪已经不再环顾四周。在建造“萨格拉达家族教堂”的时候，已是高迪的晚年。他完全沉浸在宗教精神之中。这个教堂对于他，首先是一个宗教圣殿，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品，更不是一个冰冷的建筑物。在这时，他已经有足够的智慧面对世界也面对自己。一个仰慕他的年轻的德国建筑系的学生，向人们打听，怎样才能见到老年的高迪。人们指着巴塞罗那主教堂对他说，每天清晨5点，当这里响起弥撒的钟声，你一定可以看到高迪。果然，在那个时候，在主教堂第一排的凳子前，他找到了跪在上帝面前的高迪。高迪不再寻找什么，他只寻找上帝的指引。没有人知道他那颗跳动的心在感受什么。人们只看见那高迪在全力营建的大教堂，那“基督诞生”正立面的钟楼，在一年又一年地缓缓升起。
它们是浑厚的，有着千年的宗教根基；它们又是现代的，有着最奇特的造型，顶尖缀着高迪式的马赛克，色彩斑斓，在阳光和月光之下，一闪一亮。它们升起来，在晨曦中，像是尚未苏醒的生长着的巨木，也像是上帝指引下的高迪那难解的心灵。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着不同的位置和能力，高迪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却不是一个有能力和这个世界纠缠的人。他只能希望这个世界忘记他，留给他创作和思考的清静。多少年后，人们打开一篇论述高迪的文章，前面以这样一句引言，使人们想起了当时真实的高迪，那句话是：
“请远离我的生活和我的思想。”
第二部分 走路（二）斯密森的神秘礼物
每个大国都有自己顶尖的博物馆。到法国，不可不去罗浮宫；到英国，不可不去大英博物馆；到俄国，不可不去冬宫。到我们中国来的老外，没有一个不去故宫博物院。这些博物馆，无一例外地是当年的王室遗产，那里面是几百年上千年的精华积淀，不是光花钱就能建得起来的。就像法国人说的，“世界上有哪个拍卖行，胆敢给《蒙娜·丽莎》估价的”？美国只有200年历史，没有王室遗产这一说，在艺术收藏上就先短一口气。可是，你要是跟美国人这么说，他们在点头承认的同时，或许会悠悠地回你一句：“不过，我们有斯密松宁，他们有吗？”
斯密松宁就在首都华盛顿。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前，是著名的国家广场，广场的南北两边，有一栋一栋壮观的大厦，北边是美国历史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家艺术博物馆，南边有佛利尔美术馆、沙可乐美术馆、非洲艺术博物馆、艺术工业大厦、赫尚博物馆、雕塑园、国家航空宇航博物馆等等。这些博物馆和位于别的地方的威尔逊国际中心、国家动物园、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以及在纽约的库伯惠特博物馆，等等，就组成所谓斯密松宁学会。而华盛顿市国家广场两侧的这些博物馆，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体系。
在国家广场北侧，有一栋欧洲中世纪复兴风格的大楼，有着高高的塔楼。和附近的宇航博物馆相比，虽然体量不大，但是古典的风格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斯密松宁大厦。从南大门进去，在进入正厅以前，有一段不长的走廊。走廊左侧是一个大理石的房间，正中的高台上，放着一个花坛形状的大理石棺。洋洋大观的美国斯密松宁学会就是从这个石棺开始的。
200多年前，大致在美国刚建国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叫詹姆斯·斯密森（James Smithson）。他的生父是诺森伯兰公爵，母亲有皇室血统，可以说他身上流着英国最高贵的血。可惜，他是一个私生子。按照当时的法律和习俗，他不能继承父亲的名位，而且一辈子受到歧视。他天赋极好，聪明过人，而且由于受歧视而极其用功。21岁自牛津大学毕业，一年后就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他在科学上卓有成就，有一种锌矿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由于是私生子而遭受的歧视，使他始终耿耿于怀。据说他曾经对他的父亲说，我会让自己青史留名，即使是将来的人们把诺森伯兰这个名字忘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也还会永远记得我的名字。
1829年6月29日，64岁的斯密森死于意大利。他在遗嘱中把自己的遗产留给了他的侄子。奇怪的是，在遗嘱最后，他附加了这样的条件：如果侄子死的时候没有子嗣，那么这笔遗产就捐赠给美利坚合众国，“用于增进和传播人类的知识”。
这样的遗嘱，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好奇。欧洲和美国的报纸上都披露了这个新闻，对斯密森的动机猜测纷纷。斯密森从来没有到过美国，他为什么要把遗产留给这个从未谋面的新兴国家呢？
6年后，斯密森的侄子去世，死时果然没有子嗣。1836年，美国的第一个出身平民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宣布，在欧洲，有这样一笔私人遗赠有待美国领取。谁知道，这一消息在国会引起了一场政治辩论。反对美国接受这笔遗赠的主要是州权的维护者，他们的理由是，宪法没有授予联邦政府代表整个国家接受这种遗赠的权力，这样做会在事实上缩减州的权力。参议员约翰·卡尔洪说：接受任何个人的礼物，美国就丧失了它的尊严。
当时有一位众议员是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他看到，这笔遗赠对于年轻的美国意义非常深远，因为这会是一个良好的重要开端，他主张拿这笔钱用于科学研究。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是主张接受这笔遗赠的，他认为美国人民可以将这笔遗赠用于有益的事业，但是他也拿不准自己是不是有权这样做，所以他要求国会立法允许他派人去领取。
1836年7月1日，国会同意接受斯密森的遗赠。杰克逊总统立即派出外交官理查德·腊思前往英国。这个时候，斯密森的侄子的家人，已经向英国法庭提出申请，要把这笔遗产留在英国。
腊思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本人也是律师。这一场遗产官司整整打了2年，腊思也在英国待了2年，为这场诉讼熬得精力交瘁。1838年5月9日，英国法庭宣布，价值50万美元的斯密森遗赠属于美国。腊思代表美国领取这笔巨款的时候，特地将自己在美国的所有财产折合美元作为抵押，以保证这笔国家财产的安全。
在那个时代，还没有现在这样发达的国际金融和信用制度，没有航空邮汇，没有电汇。腊思将斯密森的遗产换成金币，金币的正面刻有女王的头像，反面刻有英国的王冠。斯密森的遗产总共是104；960枚这样的金币，再加8先令7便士。腊思将它们装在11个箱子里，再带上斯密森从事科学考察生涯中收藏的矿石标本、藏书、科学笔记，以及其他私人物品，于1838年7月17日搭船启程，前往斯密森从没到过的新大陆。这一航程持续了6个星期。到达纽约以后，腊思将金币转交联邦财政部。金币重新熔化成金子，价值508；318。46美元。
这笔遗赠该怎样利用呢？怎样是最好的“增进和传播人类知识”的用法？美国朝野又兴起了一场辩论。一开始，人们集中在一个主意上，就是用它来建立一所国立大学。
美国是没有国立大学的。最早的大学，比如闻名遐尔的哈佛、耶鲁，都是私立大学。建国以后，美国人开始重视公立教育事业，各州先后立法建立州立大学。但是联邦政府却一直没有能力在教育上有所作为，因为各州认为教育是州的事务，不愿意看到联邦政府扩大权力。国会不授权拨款，总统和联邦行政系统即使想搞教育，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现在，联邦政府突然有了这么一笔钱，主张促进教育的人们就提出，这是建立一所国立大学的时候了。建立怎样的一所大学呢？很多人主张，现在是科学昌明的时代了，要建立一所重视科学考察、探索、研究和应用的大学，而不要传统的哲学、文学和思辨的大学。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大家都主张办一所理工医农科的大学，不要办文科大学。而在此以前承袭欧洲传统的大学，都是以人文学科为主的。
众议员罗伯特·戴尔·欧文，是著名的乌托邦社团创办人欧文的儿子，他提出要实行免费的公共教育，为此需要培养大批中小学教员，他主张办一所师范学校，还要促进农业和化学的研究。
还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科学家提出建立一所国家科学研究所，有人提出建立一所天文台，有人提出建立国家图书馆。这些主意都不错，都符合斯密森“增长和传播人类知识”的初衷。这样的辩论从1838年持续到1846年，最终还是出于对州权的维护而放弃了办国立大学的方案。国会终于立法，用斯密森遗赠创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集博物馆收藏、展览、研究、交流和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机构，这就是斯密松宁学会。
斯密松宁学会的第一栋建筑物就是我们眼前的斯密松宁大厦，这栋1855年落成的风格古典的大厦现在俗称“城堡”。这一城堡成为当时年轻的美国致力于促进科学和传播知识的象征，后来美国各地的大学学院纷纷仿效“城堡”的建筑风格。
在以后的100多年里，很多人为斯密松宁学会慷慨解囊，国家广场两侧的博物馆大厦相继建造。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民间财力的增加，大量艺术珍品悄悄地流入美国，成为一些富有的商人、工业家、银行家的私人收藏。其中许多收藏又悄悄地成为斯密松宁博物馆的收藏。上世纪30年代，银行家安德鲁·梅隆出资5；000万美元为斯密松宁建造了“城堡”对面的艺术博物馆，并且捐出了自己价值1；500万美元的艺术精品收藏。他拒绝用他的名字为大厦命名，坚持博物馆应该命名为国家艺术博物馆，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捐赠和维护艺术收藏的行动中来。
浏览于华盛顿的斯密松宁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