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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产业工会同盟（ AFLCIO）主席米尼（Gee Meany），也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以一介平民的身份说：苏联是这样看待缓和——缓和是因为美国衰弱。缓和代表着加强意识形态作战。缓和就是挫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缓和乃是苏联终于在军力上凌驾西方以上。缓和也使西方承认苏联拥有东欧。缓和更代表着美军撤出欧洲。
这类批评令尼克松政府大为愤慨，它从来没有怀疑克里姆林宫认为缓和对苏联多少有点用处——否则莫斯科怎会要进行它？真正的关键是，缓和是否符合美国的目的？尼克松和其顾问们认为，时间站在民主国家这一边，因为在没有苏联扩张的和平时期，将可强化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离心力量。
我在1976年3月供职于福特政府时，曾对缓和有如下之分析；事实上，福特政府萧规曹随，继续奉行与尼克松政府相同的政策，也遭逢相同的敌手。我当时说：
“苏联的力量不均衡；苏联制度的衰竭与挫折很醒目，也有文书详细记载。虽然苏联的力量无可避免地会增加，就军事、经济和技术力量做全面评估，她远远不及我们及我国盟友。苏联若是向工业民主国家挑战，可谓极其鲁莽。苏联社会不再绝缘隔离受不到外在世界的影响和吸引，或者全然不顾与外界接触的需求。”
如果能留出一些时间，就缓和的此一本质上属于理论性质之辩论，或许可以被事件所克服。但是，杰克逊参议员身为批评者当中的知识分子领袖，不肯让时间来考验缓和，他动员力量来制止缓和的进度。尼克松是华盛顿州选出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非常杰出的人民公仆，精研国际事务，尤擅苏联问题，更是世界知名的国防问题专家。他不但学识渊博，更擅长运作政府的不同部门，懂得如何结合国会及行政部门的同情分子。杰克逊的幕僚，以聪明的培利（ RichardPerle）为首，学识渊博不逊于他，对于议事运作技术之娴熟胜于他。
虽然杰克逊是尼克松属意延揽担任国防部长的第一人选，他却成为尼克松政府苏联政策最难缠的反对者。在尼克松第一个任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杰克逊对越南的立场坚定、合理，在国会不断施压有意裁减国防预算的压力下，他坚决支持尼克松维护美国国防实力的作为。在使尼克松提议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获得参议院通过一事上，他居功甚伟。不料，到了尼克松第一个任期行将结束时，虽然两人对苏联所抱宗旨、见解几乎完全相同，两人却分道扬镳。杰克逊不能认同反弹道导弹条约，它限制美苏双方只能各有两个导弹防务基地，他不久即把反对矛头扩及整个东西关系的领域。
尼克松原始的导弹防务计划，是在美国周边建立12个防务基地。在对付中国所拥有的这样比较小型的核武力，或对付苏联次于全面攻击之攻势时，它可能相当有效；也可以作为最后针对苏联之全面防务的核心。
但是，国会每年要减低导弹防务基地的数字，因此到了1971年国防部在下年度预算中只剩下两个基地。如此配备完全不符合战略目标；它的唯一用途是实验性质。此外，反映了当时的反军备情绪，国会多数党在每一会期中都大砍国防预算。（尼克松政府知道必败、从不提出的方案，还不计在内。）
这些压力使得国防部突然间不得已支持管制武器。1970年初，国防部副部长派卡德（ David Packard）力促尼克松立刻采取主动，进行战略武器限制谈判，“试图在10月中旬或至迟11月，可以在维也纳达成协议”。他认为极需迅速达成协议，即使只是部分协议也好；因为“国家预算一旦紧缩，很可能大幅削减国防计划，包括战略武力在内都不会避免”。如果不快速达成协议，国会片面决定也将日渐“挫低我们的交涉筹码”。
尼克松在此一政治背景下，于1970年夏天主动与苏联总理柯西金（ Aleksei Kosygin）通信，为两年后达成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定界定架构。在此之前，苏联坚持武器限制谈判只局限于美国有技术优势的防卫性武器，而不及于攻击性武器之管制——这方面苏联每年生产各种型号的攻击性武器200枚，美国的生产量为零。尼克松明白表示，他决不会同意如此一面倒的交易。柯西金、尼克松通信的结果是，苏联承认攻击性武器和防卫性武器同时都要受到限制。
接下来的谈判产生两项协定。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协定，限定只准有两处基地和两百具导弹发射装置——还不够发动一场小规模攻击之用。尼克松同意接受此一上限是为了保存防务核心，因为他担心若不这么做，国会甚至将会删除掉试验方案的经费。这时候，防卫性武器的限制尚无争议。
引起争议的是一项为期五年的临时协定，规定双方把地面发射或海面发射的战略攻击性导弹，冻结在某一协商程度上。美国五年前就已自己定下标准，因此从未有计划再提升此一方面的实力，遂认为可行。苏联却是每年生产200枚攻击性战略导弹，要达到此一协定的上限，就必须拆除210枚旧的远程导弹。轰炸机（美国在此方面具有优势）不包含在限制范围内。双方亦可以自由改善其兵力之技术。
要比较双方的导弹兵力，非常困难。美国的导弹比较小，比较精准，其中半数配备多弹头（每一枚都装置若干组爆破设施）。苏联的导弹比较大、比较粗糙、并不灵活。它们的数量亦比美国多出约300枚。只要双方心甘情愿，这些差异似乎都不关紧要；美国是因为在轰炸机上优势大，而且是多弹头（在临时协定五年有效期内，还可以精心改善导弹多弹头的优势）。
但是，1972年5月莫斯科高峰会议签署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定之后，突然间双方却对已协议的发射装置之差异，产生争议。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势。在还未提出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构想之前，美国已定妥上限。五角大楼在尼克松的第一个任期内，丝毫没有动作增加其核兵力；五角大楼都没有提出要求增加战略兵力，当然不会有所谓被驳回这种事。即使接下来1974年在海参崴协定要把上限再提高，国防部也从未建议提升1967年以来已拟定的发射设备的数量。
但是，火星人若是注意到美国国内的辩论就会听到奇怪的故事，据说：美国政府已经“让步”接受导弹的不平等协定，同时单方面受限——事实上，若无核武器限制谈判，美国也从未计划去改变；即使在两年后解除了此一上限之后，美国也没有去改变，甚至到了里根总统任期内，美国也还未曾改变它。美国自愿接受的兵力上限是因为美国比苏联有更多的多弹头导弹，而且在协定有效期内对方也不会去改变它；可是，当它列入协定之内，却突然间变成危险了。
对于尼克松及其顾问们极其不幸的是，“不平等”却成了事实。政府提出辩驳，比较着发射装置和多弹头，原定的上限和谈判的上限等等之时，各方眼睛都亮了，不舒服地认为政府早在替美国业已沦落到不利的“导弹差距”之事辩护。
尼克松政府认为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定，是在下列两方面保护基本防卫计划不受国会干扰的方法：它坚持协定所订的上限，国会应接受；它又配合协定，提出增加45亿美元国防预算供武器现代化之用。即使到了20年之后的今天，大多数关键性的战略计划（如：轰炸机、隐形轰炸机、导弹、战略巡弋导弹、三叉戟导弹与潜水艇等等），都出现在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条约生效的尼克松、福特两位总统任内。
表面上对双方导弹兵力的辩论，实则代表着另一个更深刻的令人信服的关切。尼克松这一派人士认为，武器管制越来越受重视——的确，媒体与学界已近似迷恋地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可能威胁到任何认真的国防政策。新军事计划之增加，理由是它可以在未来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中作为谈判筹码。尼克松等人担心，此一趋势会伤害国防的战略性的基本理论。毕竟，有限的稀有资源分配给耗费不赀的计划，可是到头来却要在谈判桌上同意取消，这究竟是何道理？
在这个背景下，辩论协定的条款最后变成是辩论如何掌握美国的战略优势。理论上，十多年来大家都了解核武器的破坏力太大，构成僵持局面，理性的政治领袖不能接受不计代价地求胜利。这点认知使得肯尼迪政府发展出“确保摧毁”（ assured destruction）的战略理论，也就是以每一方都有能力摧毁对方为基础去实现威慑的目的。
这个战略理论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只会重新界定问题。依靠自杀威胁而定的国家战略，注定迟早会走上死胡同。第一阶段核武器限制谈判也让大众知道了专家已经知道达十多年的事实。突然之间，战略武器限制谈判被指责为导致现状的祸首，殊不知若是无限制发展军备，局势或许更艰险。局势的确艰险，但是它不是因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所引起的，只要威慑等于相互毁灭，心理上关于核战争的禁忌就会极为强大。美国发展武器只对威慑敌国不利用核武器有效用，不是因为它们与任何可以预测的政治危机有何关联，一旦这种认识深入人心，相互摧毁的可能就必然会危及士气民心和破坏现有盟约关系，这才是核战争真正的困局，而不是战略武器限制谈判造成困境。
因此，就本质上而言，有关战略核武器谈判（乃至缓和）的辩论，反映出对当前世界的反动；在当前世界里，一则是意识形态冲突炽烈，一则又无可避免地存在着核僵持局面。就战略核武器谈判的真正争执，产生出针对核僵局两种非常不同的评价。尼克松及其策士们认为，任何一方若能不用核战争就可以构成威胁，日久必然有更大的挟制力量，能够执行惊人的扩张主义政策。这就是尼克松强调抗拒地缘政治威胁的原因。在缺乏打击军事力量——首次攻击就能解除敌方武装的力量——的情形下，美国战略力量将变得越来越无法保护海外地区，到最后，甚至欧洲也保护不了（详见本书第二十四章）。
杰克逊这一派人士了解这一点，也渴望恢复美国的战略优势。但是他们的关怀不仅说出了对美国将失去先发制人的打击力量的担心——这一点是对的——还说早晚苏联或许会得到先发制人的实力，这就不确，尤其是在辩论所称的这一时段中绝对不确。
杰克逊的梦魇是战略上落居下风；尼克松的梦魇则是地缘政治上积弱不振。杰克逊关切军事力量的均势，尼克松主要关切全球政治力量的分配。杰克逊这一派人士试图运用核武器限制谈判，迫使苏联依据美国的喜恶重新设计其整个战略兵力。尼克松及其策士并不相信在国会急欲削减国防预算的时候，美国有能力做这套设计，不过日后里根倒展示出美国政治的团结，坚决增加兵力部署。杰克逊这一派人士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战略均势，他们把对此之威胁认为大体上是技术问题。尼克松政府设法要让美国承担起在其历史上新奇、可又与其国家制度同样古老的角色：防阻敌人积累似乎不起眼的地缘政治之收获，日积月累之后，这就会推翻势力均衡。杰克逊派则相对地容忍地缘政治上的变化（1975年杰克逊投票，反对援助安哥拉的非共阵容），但是对于最奥妙的武器技术之影响则十分热切。
这个死结把战略核武器的辩论，逼到更奥妙的领域去，直到争议落定在武器系统的细节，使得凡夫俗子不能了解为止，并且对此一争议，武器专家们也各说各话，莫衷一是。回顾过去十年，针对巡航导弹换苏联逆火式轰炸机、等数的导弹换不等数的多弹头等等之辩论，读来仿佛若干遗世独立的修道院修士记载的中古经文一般。
辩论中提出的问题都是基本问题，无从回避。死结何以产生，那是总统的烦恼，这一来意见便无法交集。美国的理想主义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政治妥协影响。总统无法运用他职权内的赏罚特权来奖励或惩罚同一流派或持有异见之人士，批评者因而也没有政治诱因要调整自己的观点。因此，辩论就在仿佛是学界自主意识强烈的教授圈会议的气氛下进行。然而，历史学家能像站在局外旁观者清似地来看待问题，不必在政治过程中强自解读。美国因自责过甚，付出迟滞约十年才终于面对其地缘政治需求的代价。
最后，苏联阵营崩溃，部分是因为它本身僵化，部分是因为西方重振勇气后对它施加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历史的最终裁判对美国国内辩论的对立各方，远比他们彼此的对待更加仁慈的原因。历史将把尼克松及批评他的保守派之做法，视为互补而非互相竞争对立，其中一方强调地缘政治，另一方强调技术层面，实则双方的道德本质并无不同。
武器管制后来由于技术层面太�